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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第1部分

小说: 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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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新快报记者 郝帅/文  
提起他,总是有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一旦他出现在百姓面前,却总能被欢呼声所湮没。 


在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被推举为最受人欢迎和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连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提名都进不了;他为主流经济学界所不容,但却一直为中小股民撑腰说话。 
也许你觉得他勇敢,也许你觉得他幼稚,也许你觉得他满纸荒唐言,也许你为他拍案叫绝,但他对外界的欢呼谩骂从来不在乎,他只想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他就是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郎咸平。 
对话 
我们培养出的都是非黑即白“人才” 
教育周刊:您曾经说过读完本科都没有创造力,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郎咸平:难道不是吗?就像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非黑即白,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大做强,结果我们的高材生就跑过来问我,难道要做小做弱吗?我谈的只是一个规律,只是说明中国企业太浮躁了,做大做强一定会出问题,但不是说要反过来做小做弱,难道就不可以折中吗?其实这个社会90%都是灰色中间地带。 
但没有创造力不等于废物,很多岗位都不需要创造力,只要能重复就行了,因为这个社会不可能都是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 
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怎么看中国的精英教育? 
郎咸平:中国高考制度是一项非常能摧残创造力的制度,有创造力的人都是第一批被高考淘汰。如果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没有创造力的话,我们怎么能期望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我就是精英教育的牺牲者,深受高考体制毒害,所以我创造力还可以(大笑)。 
一个民族是否缺乏创造力,只要看他的传统文化就够了,所以中国昆剧、越剧的衰退充分证明了这点,因为艺术是最需要创造力的。 
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有问题。我一直强调,一个企业家怎么在国际化中生存下来,一个企业怎么能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独占鳌头?其实不是拼资金、科技、人才,而是需要创造力!创造力,这才是是基础,资金、人才、技术都是服务于战略性创造力思维的,日本衰落了,取代他的居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这两年,韩国的企业异军突起,如他们的三星电子。 
教育周刊:据我所知,韩国的高考制度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更加苛刻。 
郎咸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困扰了我很久。韩国的高考制度的确是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这点和中国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三星电子为了产品外观的设计,专门建立了一个培养手机产品外观学员的学院,专门培养创造力。研发中心提供创造力的培训非常密集,光是手机外观设计人员就有500多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韩国人知道自己民族没有创造力,所以专门去培养这样的人才。其实,创造力不是不能培养的,完全可以亡羊补牢的,但我们是不自知,更遑论培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从大宋就开始被扼杀。到现在,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剧《汉武大帝》、《走向共和》这些片子,这其实就是宋朝的理学,理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考据学,这需要什么创造力?我们对一个做饭的女人拍个一、二集就完了,而韩国能拍出80集的《大长今》!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比较喜欢美国的自由经济理论? 
郎咸平:中国理解的美国自由经济很简单,认为他是一种无序自由,其实中国才是。我们现在到处都充斥着低水平、重复浪费、恶性竞争,而美国恰好是规划性的、有序的自由竞争,大家要正确理解美国,它的自由竞争是政府干预的,是有计划的。 
其实美国最伟大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好莱坞,因为文化是最需要创造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衰退,比古代时还要衰退得厉害。以前很多人去周庄旅游,但现在已经很少了,因为周庄以前的最有价值的老建筑都破坏殆尽了,只知道一味盖新的,当地政府不仅不发扬传统文化,还一味破坏人文文化。 
骂可以,但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教育周刊:您支持丘成桐先生骂北大? 
郎咸平:我是支持他,大力支持他,他反对北大学霸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支持,我认为丘教授是有的放矢的。他曾经是我的同事,我的师长和前辈,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学术态度,我认同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是个很诚恳很用功的数学家。 
我的观点是,骂可以,但一定要讲究数据。连数据都搞不清楚的学者就不能叫学者,但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没有数据地乱唬人。所以丘教授这种严谨的学者形象需要树立。学者当然是要站出来发言,但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批评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有理有据。和我一样,我批评谁不是因为我和谁有仇,只是对事不对人。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教育周刊:你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 
郎咸平: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所以显得我很特殊。我认为整个社会必须以老百姓为唯一考虑前提,反对一件事是因为它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该干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总要做好?我反问他,他做好不是应该的吗?他的责任就该他负。但人性总归是自私的,所以我提倡严刑峻法,就是要矫枉过正。 
教育周刊:你觉得你能改变吗? 郎咸平:改变不是最重要的。提出来是前提,如果提都不提才是最可悲的。改革开放28年,我不提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历史越久的国家,潜规则越多,太多积淀取代了游戏规则。在美国,你一笑他就以为你在笑,但在中国,含义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树立规矩和法制。 
郎咸平语录 ●与其说是韦尔奇传奇,不如说是韦尔奇泡沫,韦尔奇带给GE股民的是一堆泡沫。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 ●我讲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 ●新的腐败利益集团,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再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牢不可破的改革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然后控制媒体。媒体被其所用,误导群众,然后把这种不合理说成合理,这就是舆论导向。 
记者印象 “千万不要介绍我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我被开除了。”如果不是刚刚采访过,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个尖锐的经济学家联系起来。眼前的郎咸平时不时爽朗地笑着,还时不时开着玩笑。 
交谈中,我被他的直率冲击着,有时他的棱角锋利,像浑身是刺的刺猬,他看得到、想得到的人都可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攻击是没有倾向性的,就像他说的,对事不对人,在这点上,他有点像个孩子。 
他对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的批评站在绝对的立场上是对的,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提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但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一点没希望了。”郎咸平说。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鲁迅讲起的铁屋子,也许此时振臂一呼使得民众认识到了我们在改革中的诸多弊病,但觉醒了一定是好事吗?能否冲破这个桎梏,谁也不能肯定。 
我依然觉得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国情,但郎咸平说,现在的中国需要矫枉过正。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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