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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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的教育摧残民族创造力
新快报记者　郝帅/文　　
提起他，总是有些人恨得牙痒痒，但一旦他出现在百姓面前，却总能被欢呼声所湮没。　


在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他被推举为最受人欢迎和尊敬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却连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提名都进不了；他为主流经济学界所不容，但却一直为中小股民撑腰说话。　
也许你觉得他勇敢，也许你觉得他幼稚，也许你觉得他满纸荒唐言，也许你为他拍案叫绝，但他对外界的欢呼谩骂从来不在乎，他只想说自己想说的，做自己想做的，他就是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郎咸平。　
对话　
我们培养出的都是非黑即白“人才”　
教育周刊：您曾经说过读完本科都没有创造力，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郎咸平：难道不是吗？就像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非黑即白，我曾经说过中国的企业不能做大做强，结果我们的高材生就跑过来问我，难道要做小做弱吗？我谈的只是一个规律，只是说明中国企业太浮躁了，做大做强一定会出问题，但不是说要反过来做小做弱，难道就不可以折中吗？其实这个社会90％都是灰色中间地带。　
但没有创造力不等于废物，很多岗位都不需要创造力，只要能重复就行了，因为这个社会不可能都是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　
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怎么看中国的精英教育？　
郎咸平：中国高考制度是一项非常能摧残创造力的制度，有创造力的人都是第一批被高考淘汰。如果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没有创造力的话，我们怎么能期望培养出有创造力的企业家？我就是精英教育的牺牲者，深受高考体制毒害，所以我创造力还可以（大笑）。　
一个民族是否缺乏创造力，只要看他的传统文化就够了，所以中国昆剧、越剧的衰退充分证明了这点，因为艺术是最需要创造力的。　
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有问题。我一直强调，一个企业家怎么在国际化中生存下来，一个企业怎么能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独占鳌头？其实不是拼资金、科技、人才，而是需要创造力！创造力，这才是是基础，资金、人才、技术都是服务于战略性创造力思维的，日本衰落了，取代他的居然不是中国，而是韩国。这两年，韩国的企业异军突起，如他们的三星电子。　
教育周刊：据我所知，韩国的高考制度和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更加苛刻。　
郎咸平：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困扰了我很久。韩国的高考制度的确是扼杀了民族的创造力，这点和中国一样。但是你知道吗？三星电子为了产品外观的设计，专门建立了一个培养手机产品外观学员的学院，专门培养创造力。研发中心提供创造力的培训非常密集，光是手机外观设计人员就有500多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韩国人知道自己民族没有创造力，所以专门去培养这样的人才。其实，创造力不是不能培养的，完全可以亡羊补牢的，但我们是不自知，更遑论培养了。我们的创造力从大宋就开始被扼杀。到现在，我们最喜欢的电视剧《汉武大帝》、《走向共和》这些片子，这其实就是宋朝的理学，理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考据学，这需要什么创造力？我们对一个做饭的女人拍个一、二集就完了，而韩国能拍出80集的《大长今》！韩国的兴起是民族创造力的兴起。　
教育周刊：您比较喜欢美国的自由经济理论？　
郎咸平：中国理解的美国自由经济很简单，认为他是一种无序自由，其实中国才是。我们现在到处都充斥着低水平、重复浪费、恶性竞争，而美国恰好是规划性的、有序的自由竞争，大家要正确理解美国，它的自由竞争是政府干预的，是有计划的。　
其实美国最伟大的是它的文化，是它的好莱坞，因为文化是最需要创造力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衰退，比古代时还要衰退得厉害。以前很多人去周庄旅游，但现在已经很少了，因为周庄以前的最有价值的老建筑都破坏殆尽了，只知道一味盖新的，当地政府不仅不发扬传统文化，还一味破坏人文文化。　
骂可以，但一定要用数据说话　
教育周刊：您支持丘成桐先生骂北大？　
郎咸平：我是支持他，大力支持他，他反对北大学霸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支持，我认为丘教授是有的放矢的。他曾经是我的同事，我的师长和前辈，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但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学术态度，我认同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是个很诚恳很用功的数学家。　
我的观点是，骂可以，但一定要讲究数据。连数据都搞不清楚的学者就不能叫学者，但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没有数据地乱唬人。所以丘教授这种严谨的学者形象需要树立。学者当然是要站出来发言，但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批评企业和政府官员都有理有据。和我一样，我批评谁不是因为我和谁有仇，只是对事不对人。　
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教育周刊：你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广大百姓的利益？　
郎咸平：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所以显得我很特殊。我认为整个社会必须以老百姓为唯一考虑前提，反对一件事是因为它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该干的。　
有人问我，为什么老总要做好？我反问他，他做好不是应该的吗？他的责任就该他负。但人性总归是自私的，所以我提倡严刑峻法，就是要矫枉过正。　
教育周刊：你觉得你能改变吗？　郎咸平：改变不是最重要的。提出来是前提，如果提都不提才是最可悲的。改革开放28年，我不提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大家都不遵守游戏规则。历史越久的国家，潜规则越多，太多积淀取代了游戏规则。在美国，你一笑他就以为你在笑，但在中国，含义就太多了。所以一定要树立规矩和法制。　
郎咸平语录　●与其说是韦尔奇传奇，不如说是韦尔奇泡沫，韦尔奇带给GE股民的是一堆泡沫。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　●我讲一句大话，假如哪一个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我郎咸平看不出来的话，我从今天开始封剑退出江湖！　●新的腐败利益集团，勾结腐败的企业家，再勾结腐败的专家学者形成牢不可破的改革铁三角，打着改革的旗号大肆敛财，然后控制媒体。媒体被其所用，误导群众，然后把这种不合理说成合理，这就是舆论导向。　
记者印象　“千万不要介绍我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我被开除了。”如果不是刚刚采访过，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那个尖锐的经济学家联系起来。眼前的郎咸平时不时爽朗地笑着，还时不时开着玩笑。　
交谈中，我被他的直率冲击着，有时他的棱角锋利，像浑身是刺的刺猬，他看得到、想得到的人都可能成为他攻击的对象。但慢慢地，我发现他的攻击是没有倾向性的，就像他说的，对事不对人，在这点上，他有点像个孩子。　
他对中国经济文化现状的批评站在绝对的立场上是对的，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中国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提出来也不一定能解决。“但一定要提出来，否则就一点没希望了。”郎咸平说。　
他的话使我想起了鲁迅讲起的铁屋子，也许此时振臂一呼使得民众认识到了我们在改革中的诸多弊病，但觉醒了一定是好事吗？能否冲破这个桎梏，谁也不能肯定。　
我依然觉得他的做法不太符合国情，但郎咸平说，现在的中国需要矫枉过正。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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