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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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没有说完，枪弹已钻入他们胸膛。于是士兵冲出营外，凡阻挡的一律请他吃枪子。
到了楚望台军械所那边，还有数十个旗兵拦阻，不料军械所里也有革命士兵，他们听到动静后，里应外合，一阵排枪便将旗兵们打得无影无踪。于是士兵们打开军械所，迅速分发武器弹药。当时赶到楚望台的革命士兵大约有400多人，由于熊秉坤军阶太低（相当于副班长），难以指挥服众，所幸他胸怀全局，欣然顺应了士兵要求，公推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充当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原本是日知会会员，日知会被摧毁后便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但也算是老革命。而且，吴兆麟做事干练，有一定的指挥能力，他受命后一边加强楚望台一带的警戒，一边派人与城内外其他革命部队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夜渐深沉，但形势发展却向着革命党人的这一边发展。几乎在陶排长被挨一枪的同时，武昌城外的塘角也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原来，和熊秉坤等一样，驻守在城外塘角的混成协辎重营士兵也相约当晚发动起义。晚上七点后，革命士兵李鹏升等人用洋油灯点燃了堆积的马草，宣布起义。
熊熊的大火，清脆的枪声，驻守武昌的新军各兵营立刻沸腾了，革命士兵们纷纷冲出自己的营房，他们本能的向枪械所、炮台、制高点冲去。当时的19标（相当于团）、30标离最早发难的工程营最近，革命士兵分别由代表蔡济民、彭纪麟率领，直奔楚望台。临近的测绘学堂学员听到枪声后也迅速整队奔赴楚望台，加上驻扎左旗营房的第31标和第41标的部分士兵，楚望台已经成为当时革命的制高点。
而在城外的塘角那边，大火燃起之后，辎重营、工程队和炮队11营的士兵纷纷响应，他们迅速进城攻占了凤凰山高地，而另外一些士兵则前往楚望台接应。同时，城南的南湖炮队第8标宣布起义，他们在工程营的接应下顺利进城，随即在楚望台和蛇山等高处布置炮阵。南湖炮队举义以后，附近的第32标和马队第8标也响应革命，他们也纷纷行动，汇集到楚望台、蛇山、凤凰山等地，集体行动。
新军士兵的起义可不同孙中山和黄兴那些人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军事专业人士，一旦动起来可就是非同小可了。当时陆续参加起义的革命军已经达到近四千人，而清军的兵力也不过五千人。更重要的是，革命军都集中了兵力，而真正和革命军对抗的只有守卫督署及其附近的第8镇司令部约两千清兵。因此，无论是人数上还是士气上，革命军都占据优势。
当晚十一点后，革命军在蛇山炮兵的有力支援下，向总督署连续发起了三次猛烈的进攻，终于在凌晨两点攻占了第8镇司令部。瑞澂见势不妙，慌忙带领卫队逃往江上的“楚豫”舰，而鄂军提督、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大势已去，只得率领残兵败将撤往汉口刘家庙。
当清晨的第一缕眼光洒落在昔日威武的督署辕门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革命士兵的占领地。在这天上午，那位自诩“不动声色”的总督大人和“忠诚奋发”的统制大人早已逃之夭夭，而剩下的那些布政使、提法使、武昌知府等大小官员，都很面无表情的逃离了他们职守的衙门，并无一人反抗或者殉节。这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何等的悲凉啊。
当日上午十一点，在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红底十八星的大旗，它宣告了一个旧官府的死亡，也同时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成立。
但是，由于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大都遇害或者下落不明，参加革命的士兵又缺乏威望，由谁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他们首先找来的是湖北谘议局的议员们，并准备公推议长汤化龙作为军政府都督。汤化龙虽然表示赞成革命，但却自称非军人，以“不知用兵”的借口加以推脱。大家想来想去，便想到了一个人。
这便是湖北新军中地位仅次于统制（师长）张彪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说来有趣，黎元洪原本是海军出身，他188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随同“广甲”舰参加了中日黄海大战，舰毁后黎元洪凫水获救。战争结束后，北洋海军的军官一律被斥革，后来黎元洪投奔了张之洞，参与修建炮台和训练新军，并曾三次赴日考察军事，后任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本是旧派军官，在编练新军中多次镇压革命活动，并曾亲手杀害起义士兵。武昌起义时，他自知情况不妙，躲到了在幕友刘文吉家中。
正当黎元洪惊魂未定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革命士兵找来了。情急之下，黎元洪躲进了床底，但最终还是被拽了出来。在吴兆麟等人的簇拥下，黎元洪无可奈何的来到谘议局。但他得知革命士兵要他当军政府都督的时候，他惊慌的连道：“莫害我！莫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上签字。革命士兵一怒之下，自己拿笔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于是，“黎都督”之名在武昌城不胫而走。
12日，汉口和汉阳先后光复，武汉三镇全部落入革命军之手。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黎元洪的态度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突然表示：“自此以后，我便是军政府之一人，愿与诸君共生死”。而谘议局的汤化龙等人异常活跃，他们和黎元洪频频商议，对军政府的组合问题进行了精心设立。在17日“祭天大典”宣布后的军政府名单中，除了孙武出任军务部长，其它六部均为黎元洪的部属和汤化龙的亲信。革命士兵的起义成果被他们轻易的掠夺了。
就在同时，清廷在得知五省通衢的武汉三镇被革命党人占领后，大为震惊，在派出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南下镇压的同时，又派出萨镇冰率海军军舰和长江水师前往助剿。而革命军的这边则来了个黄兴，双方在武汉三镇展开激战，互有攻守。
北洋军是很厉害，但陆军大臣却指挥不动，这些人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队伍，非袁宫保不能指挥，袁世凯让他们走，他们就走；让他们停，他们立马不动了。面对革命形势已渐如星火燎原之势，各方声音都在喊：“非袁不可！”载沣无可奈何，只能去请袁世凯来收拾局面。
但是，载沣不要人家的时候一脚把人踢开（还真就找了个足恙的借口），出了事又找上门去，那袁世凯岂是那么好摆弄的？
据说溥仪登基的时候，古城西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呼啦啦两年半过去了，这大清朝还真就说倒就倒了，一点都不含糊。
为了保住皇位，清廷作了最后一次让步，这便是在1911年11月3日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简称《十九信条》），并宣称即将速开国会，并迅速编纂宪法，以确定立宪政体。但是，迟了，清廷的信用早已丧失殆尽，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毛泽东说，“一切反动阶级，你不打，他就不倒”。孙中山说，“不打倒满清，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证明了那些统治者一贯如此，无论他们怎么开明，也绝不会把手中的权力，真诚而和平的交给另一个集团。当时的条件下，指望清廷自动放弃政权并建立民主国家，对于反抗者来说，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仅此而已。既然那些皇族亲贵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革命者者似乎也没有必要去学会妥协。
不过，不懂得妥协并不是件好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妥协便是专制，不懂得妥协，往往也不会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本就是一种有风度的对抗，而不应是街头政治。正因为如此，清廷颁布的《十九信条》还是颇有可看之处的。这十九条的内容并不复杂，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应该是有了本质的差别。研究者和读者如果将此轻易的放过，未免过于可惜。
且看《十九信条》的内容，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规定者为限”；第四条，“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这四条是君主立宪国的通例，也意味这皇帝的权力已经被基本剥夺，向英国的“虚君”制发展了。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加上第八条“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的规定，其实已经排除了皇族亲贵干政的可能性。
后面的这些，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行之”；
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弹劾时，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但除紧急命令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媾和，不在国会会期内，由国会追认之”。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每年出入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预算；又预算内规定之岁出，预选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之议决事项，由皇帝宣布之”；
第十九条，“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会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这些规定，其实是确认了国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立法权，而且责任内阁和司法机关的产生，都取决于国会。这相对于沿用了两千多年的一元专制结构来说，《十九信条》体现的变化已经触及到中国传统政体的结构性问题，带有有三权分立的味道了。对于清室来说，也已算让到了极点，其地位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家差不多了。如果以此建立民主制度，也未尝不可。但是，此时已是形势不饶人，革命党非嚷着要皇帝退位。
妥协，哪那么容易！
袁世凯见革命党许诺给大总统做，斟酌再三后，决定牺牲清室，管不了那么多了。1月16日，袁世凯亲自拿着折子到养心殿去见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起当时的场面，说一个陌生的矮胖老头跪在红毡垫上与隆裕太后相对流涕，看似伤心欲绝，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小皇帝哪里知道，这个矮胖老头袁世凯哽咽声中，说的竟全是逼其退位的劝诱恫吓之词：什么“环球各国，民主好比尧舜禅让，是顺民心之所归，非历代亡国之可比”；“读法兰西革命史，要是那路易王室早顺民情，何至于被杀无遗”；“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使列祖列宗震惊，被赶出紫禁城？”所以请太后务必“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这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孤儿寡母，哪里下得了这决心？可此时摄政王载沣也已经解印回府，即使他来，又有何用？袁世凯见隆裕太后迟疑不定，便又买通了老庆、那桐和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在隆裕太后面前危言耸听，借以恫吓；这还不算，袁世凯最后来了个杀手锏，让那些北洋将领公开要求清帝退位，否则便要回师北京。
养兵千日，一日反噬，这下已经是彻底的完了。偏这时还有几个忠心的皇族亲贵，搞出个什么宗社党，非要保大清不亡。这下恼了那革命党，1月26日晚，那宗社党的首领良弼便被活活炸死，吓得那些亲贵忙不迭的奔到天津租界，先保自己的平安再说。
隆裕太后听说良弼被炸死，吓得是几天都睡不着觉。这还有什么办法？只好退位保命罢。1912年2月11日，隆裕太后认可了“清帝退位条件最后修正案”，包括：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供给皇室四百万元的费用，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宗庙陵寝等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此外，还规定了皇族和八旗的权利，如王公世爵照旧保留，免当兵之义务；王公、八旗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等等。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清帝正式逊位。当时的情景是可怜而悲哀的，“袁世凯率全体阁员，邀集王公亲贵入奏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