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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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瀛台，“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慈禧太后死后，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致书载沣，说：“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看来，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传闻中的光绪和载沣这场兄弟会是没有发生过的，因为载沣当时正忙着接懿旨，然后赶紧把溥仪送进宫，这事已经够他忙的了。再退一步来说，即使载沣和光绪见了面，恐怕也只能行个问安的常礼，因为光绪被囚禁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人暗中监视并向慈禧太后报告。何况，载沣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光绪会这么快去世。
不管有没有这场“杀袁”的兄弟会，反正载沣上台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在新政以后，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得很，也办了不少实事。但问题是，他的势力扩展太厉害了，军队、官制改革、立宪，他样样都来，而且朝中有人，门生故旧遍天下，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哪个不是惟他袁世凯的马首是瞻？
皇族亲贵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清朝本是马上打天下的，但经过这两百多年的养尊处优后，太平军一起，满人竟然已经不能打仗，绿营也是遇战即溃，这才给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势力兴起的机会。由此，地方督抚多为汉人掌握，清廷的政权也开始软化。乱世当众，偏偏那些满人亲贵还不争气，这能做实事的找不出几个，却在朝廷中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朝政当然搞不好。所以，戊戌变法的改革措施便直指满族亲贵，幸好老佛爷英明，及时扼杀了这场改革运动。不过，后来那些愚昧的亲贵们乱出昏招，结果导致庚子之乱和八国联军侵华，险些葬送了清王朝。而在庚子年中，南方的那些督抚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并宣布“东南互保”，清廷隐然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
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皇族亲贵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但壮大，特别是袁世凯，党羽甚众又年富力强，他们怎能不忧心忡忡。果不其然，载沣刚刚上台主政，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内外军政，皆是袁之党羽，从前袁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如今太后一死，在袁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他们建议载沣对袁世凯速作处置；不然，“异日势力养成，削除更为不易，且恐祸在不测”。就连和载沣有过节的溥伟都拿着当年道光皇帝赐给他祖父的白虹宝刀，说要手刃袁世凯这个元凶巨恶。
载沣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当年在官制改革会议上，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载沣至今都为袁世凯当时的猖狂劲而记忆犹新。虽然老太后在前两年已做先手，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更何况，处置一个位极人品的军机重臣，必须要经过军机大臣们的同意，其所颁上谕也须有军机大臣的副署才能生效，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
正因为如此，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在再三的思虑之后，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请来商议，不料奕劻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奕劻才嗫嗫嚅嚅的说，这事得和张之洞商量下。
载沣没办法，只好又召见张之洞。张之洞听后，长叹一声。张之洞是汉人大臣，年纪又大了，听说要诛杀袁世凯，未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说：“国家新遭大丧，主上又年幼，当前为此稳定的大局最为重要，此时诛杀大臣，先例一开，恐怕后患无穷”。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便又说：“王道坦坦，王道平平，愿摄政王熟思之，开缺回籍可也”。应该说，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他的话也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不管他是为了大局着想或是其它，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
事实上，除了奕劻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外，其它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比如那桐和世续，都是袁世凯的私党，世续还暗地为袁通风报信。而在地方督抚中，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另外，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袁世凯是不好对付，但在皇权体制下，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后，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无计可施。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象往常一样，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前往内廷。载沣主政后，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这一天，当袁世凯走到殿廷的时候，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他拦住，偷偷的对他说：“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听说严惩谕旨即下，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宜早筹自全之策。谕旨如何严峻，则非我辈所能得知”。
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失魂落魄的走回了自己家中。待到稍微清醒，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和亲信召来商议对策。亲信张怀芝说，情势危急，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乘三等车前往天津，毕竟直隶总督杨士骧是我们的人。袁世凯听后，立刻简单的收拾行装，在张怀芝的保护下前往天津。为防不测，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芝给杨士骧打电话，让他派人来接。杨士骧倒还镇定，他让袁世凯万可来督署，万不可让人看见，他随后就派人处理这事。
袁世凯正在生闷气之时，杨士骧的亲信来了。他带来了北京的消息，说“罪只及开缺，无性命之虞”。袁世凯听后长舒了一口气，便决定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不然会引起更大的麻烦。
当时北京的袁府更是陷入了慌乱当中，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一时间谣言纷纷，有人说袁世凯被秘密处死的，也有人说袁世凯畏罪自尽的，一时纷纷扰扰。直到后来，主持军机大政的张之洞听说袁世凯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老张忍不住又对左右调侃道：“人家都说袁世凯不学无术，我看哪，他不但有术，而且是多术，你看他这次仓皇出走，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谁能知道他躲在哪里？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
第二天，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内阁军机大臣外务部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驱驰。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
三天之后，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孤独而凄茫的离开了北京。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清末政坛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袁世凯的私党一个个清除：杨士骧当年去世，端方接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去世；邮传部尚书陈璧被革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由锡良接替；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载沣接管警政；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载沣和袁世凯的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以载沣为首的满族亲贵派和奕劻、袁世凯集团的权力之争。载沣主政之前没有自己的人马，他所能接触到并信任的，也只有象载泽、善耆、载涛、载洵、毓朗等人这样的满族亲贵，而这些人不管有才无才，都迅速的集结在载沣周围，成为一个皇族亲贵集团。载沣集团都是一批新发家的少壮亲贵，他们当时手无实权，要想获得权力，必须排斥当时的实权派奕劻、袁世凯集团。
载沣集团和奕劻、袁世凯集团之争，不是简单的满汉之争。事实上，奕劻、袁世凯集团的首领和后台是皇族庆亲王奕劻，而满人中的重臣端方、那桐等人和这个集团的关系也极为紧密。奕劻与袁世凯的结合，表面上是由于袁世凯贿买了奕劻，以扩大自己的权势，但事实上，奕劻何尝不是要靠袁世凯来保住他的地位。奕劻、袁世凯集团，实际上是皇族元老派和新北洋派的联合。
正如溥仪所说：“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
溥仪先生的明白话不多，这句算是一语中的。
扳倒了袁世凯后，载沣首先要抓的就是军权。他当年作为“谢罪专使”到德国的时候，德皇威廉就曾向他传授保持皇权的秘诀：要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并一定要由皇帝直接掌握。由此，载沣得出一个结论：皇室要抓军队，皇族子弟要当军官，兵权一定要牢牢的控制在皇室手中。他回国后，反复向慈禧太后强调了这个观点。于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陆军贵胃学堂于1905年成立了。这所学堂主要招收出身于亲贵家庭的子弟，当时载沣带头入学，他的弟弟载洵和载涛也跟着进了学堂。另外，还有溥伟等人，当时都是这个学堂的学生。
不过，陆军贵胃学堂开学之后，载沣哪有时间去上课，不过开学典礼出席一下而已。载沣尚且是这样，其它的人那更是没法管了。《清宫遗闻》里记录了这个贵胃学堂的一出滑稽戏，说贵胃学堂的学生，多是王公贝勒或者宗室子弟，所以他们的用餐都要按照规格并做得极其丰厚精美，每人一席，每天就要花掉七八两银子，要是稍微不顺他们的口味，下面的人立刻会遭到喝叱，甚至当席飞盆掷碗，一片狼藉。就连学堂的总办教习这些人也被视同奴役，任由阿哥学生呼往喝来，惟命是听。更搞笑是，学生每日到堂，必须要由教习派人去请，有的时候甚至要请上四五次才勉强到场，来的时候又正好是中午的吃饭时间，于是到了便喊“上午饭”，吃完竟然嘴巴一抹，扬长而去；也有偶然来一次讲堂的，有时候兴致来了，便在课堂里高唱京调一曲——所以人家把这里不叫贵胃学堂，而直接叫安乐园了。
载沣接班刚满一个月多一点，便下令建立“禁卫军”，也就是主要用来保卫皇帝和皇宫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从陆军中挑选精壮士兵，并兼从闲散宗室中选出一些人组成，由载涛、毓朗和铁良担任训练大臣。两个月后，载沣又下令重整海军，并指派善耆、载泽、铁良妥为筹划，而真正海军出身的萨镇冰却只是名列第四。
1909年7月，载沣又特意以宣统的名义下诏，一是宣布皇帝是海陆军大元帅，但因皇帝年幼，暂由摄政王代理；二是将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变成一个襄助摄政王的一个专门机构，并指派载涛和毓朗负责；三是将海军处从陆军部中分出来，设置独立的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洵和萨镇冰充当筹办海军大臣。另外，载沣还任命排汉思想最厉害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当年8月，载沣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任近畿陆军六镇的训练大臣。当年12月，载沣宣布设立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如此以一来，陆海军都归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涛和载洵主管了。
看得出来，载沣抓军权非常坚决，行动也算迅速。但是，他的做法不但引发了地方督抚们的抵制，就连皇族内部的将军都统们在背地里也是怨气冲天。道理很简单，原来的地方总督、巡抚、将军等都有一定的调兵权，而现在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请示军谘处，这些人不但感到不便，更是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损害。
更要命的是，载沣以为只要抓住了军队，海陆军的权力都抓在自己弟弟手中，便以为万事大吉，皇位永固；可问题是，载涛和载洵这两个陆军贵胃学堂的毕业生，哪里懂什么军事！比如载洵，他见七弟载涛做了大臣，他便也吵着要做海军大臣，还说是继承先父遗志（老醇亲王奕譞是主管过海军衙门），载沣拗不过弟弟，只好让他去做。
载洵和载涛两兄弟，本就是生于富贵的纨绔子弟，他们做上官之后最热衷的便是出洋考察，开开洋荤。1909年秋，载洵前往欧洲各国考海军；1910年春，载涛则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陆军。载洵回来一看，七弟载涛比他多去日本和美国两个国家，那不行，于是他在1910年的夏天由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和美国。这两皇叔这回算是见大世面了，他们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礼物和洋货，可谓是满载而过，满心欢喜。
载沣虽然重视满人，但他的圈子有限，用来用去结果变成他三兄弟主政了，其它有才能的满人他也弃之不用。比如前面说的溥伟老侄，载沣认为他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将他派到禁烟大臣的闲差上去；还有溥伦，这是咸丰大哥的孙子，也是近支，载沣也只是将他派到变通旗制处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