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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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日本模式为效仿对象。
当年8月，载泽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确指出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外国将尊重我国；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
慈禧见此折后大为动容，若有所思，似有心动。
端戴回国后，也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汇报了考察宪政的成果，不料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两人身体都不太好，汇报被分成好几次，时间稍长，慈禧和光绪两人便体力不支，难以支撑。最后，端方只好上了一道长折，痛陈国事，力请立宪。在折中，端方也提出要效仿日本进行宪政，并设立预备立宪期。据说，慈禧太后看这个折子，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默然不语。
随后，端戴联名给各省督抚发去电报，商议立宪之事，电报中称：“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一成不变。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动摇。观日本之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则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者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明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
各省督抚得电后，纷纷复电表示赞同，唯有资深老臣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张之洞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便可推断出仿行立宪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后叙。
也许有人会问，考察团在各国考察了半年多的时间，究竟有那些收获呢？这事且细细说来：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名为宪政考察，实际上则是政治法律、经济产业、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福利、公共设施乃至礼教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国家和内容如此之多，难免会产生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感觉。客观的说，这次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很大程度上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而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有效的操作建议。
在考察活动中，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五大臣中并无一人精通外国语言，他们在和外国政要或相关人员交流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而双方的沟通往往都需要随行的翻译人员或者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会说汉语的外国人）。由于大清帝国的语言人才极度缺乏，当时各种外语的翻译水平也很欠缺，正如考察团所云：“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流不但难以深入，反而经常出现误会及曲解之处。
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的。他们回国后向清廷复命的时候，提交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在报告中，考察大臣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并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个报告写得观点鲜明，气势宏伟，后来有人怀疑这不是出于五大臣的手笔，而是托人所作。据说，当时考察大臣将奏折的任务交给随员熊希龄，熊希龄则找到日本的杨度来帮忙，而杨度后来又找梁启超代写一部分。这事只是传闻，也不知是真是假。不过，不管这份报告是谁写的，但终究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把立宪的要求正式提出来了。
考察团在考察期间，多方搜集采购外国的相关书籍，“多多益善，购盈巾车”。采购回国的书籍，光书目就有好几册，购书一项的费用是两万多两银子，在后来结算的考察费用占了一个不小的比例。回国后，戴鸿慈、端方等人委派随员熊希龄在专门机构“考察政治馆”里主持编译图书的任务，这就是后来的《欧美政治要义》（4册18章）、《列国政要》（32册132卷）、《续列国政要》（32册94卷）。这些书籍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和相关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法律、经济、教育等情况，分别作了详细的介绍和比较，“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宪政知识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一部戴鸿慈和端方署名编著的《列国政要》，端方的后人也曾将他的文书档案献给故宫博物院，有几册是戴端团从国外带回书籍、报告、图表的目录，其中就包括了“学堂教育书目”、“实业书目表”、“美国政治书目表”、“政治书目表”、“教育书目录”等。
另外，考察大臣在考察期间，还做了大量的日记和笔记，并将一路所见所闻都记载了下来，现在读来也颇为有趣。比如戴鸿慈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出使九国日记》（1906年出版），载泽也有一部《考察政治日记》于1908年夏面世。
细读这些大臣的考察日记，很难想象是当年熟读圣贤书、经历封建科举考试而走出来的官员们所写的。在当时传统文化气氛如此浓厚的环境下，这些人在考察后的见识，即使放在现在，也未必落后。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已束之高阁、满是灰尘的书籍，在经过前一百年的战争和动乱的喧嚣后，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仍旧具有相当的先进性。
考察团这次出国考察，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议院参观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比如当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种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谊）的议事方式，让考察团的成员们十分惊奇，也大为叹服。
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在意大利考察时，考察团甚至发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震动。
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仅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他们也参观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并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
戴鸿慈在参观丹麦一家美术馆的时候，突然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他非但没有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惊失色，尴尬失态，反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汉堡的时候，考察团应邀观看了一场现代歌舞表演，只见台上百十位女郎霓裳飞舞，难免肢体暴露；舞台灯光变换无穷，一派缤纷色彩。对此，戴鸿慈却并不认为这有伤风化，反引发了他对中国戏剧的思考：“吾国戏本未经改良，至不足道。然寻思欧美戏剧所以妙绝人世者，岂有他巧？盖由彼人知戏曲为教育普及之根源，而业此者又不惜投大资本，竭心思耳目以图之故。”
在各国历史博物馆参观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来自中国的文物，在为自己国家的宝物而自豪的同时，也会遇到一些不和谐的事情。比如一些外国博物馆收藏了中国的弓鞋烟具等丑恶之物，也让考察团感到脸红。更让他们感到痛心的，一些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走的中国宝物，也堂而皇之的陈列在博物馆中（至今都可以看到）。
考察团在欧美城市参观访问之余，也很懂得休息，“每至都会繁盛之区，必有优游休息之地，稍得闲暇，即往游观，辄忘车马之劳，足益见闻之陋。”在欧洲，他们就参观了好几个大型的动物园，觉得十分的新奇。据《大公报》载，考察团从国外还买回了一批动物，包括一头大象、两头狮子、三只老虎、两匹斑马、两头花豹、两头野牛、四只熊、一只羚羊、四只袋鼠、四只鸵鸟、六只仙鹤、八只鹿、十四只天鹅、三十八只猴等，林林总总，装了五十九个笼子。
不仅如此，考察团回国后，立即上奏朝廷说：“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随后，清廷责成学部承办，命各省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动物园等。从外国带回的那些动物，后来也被安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牲园中，算是中国最早的动物园。
至此，中国开始大力建设公共文化事业，各省也积极筹建图书馆、公园等设施。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不无关系的。
时间过得很快，从准备回国到考察归来，再到向朝廷奏请立宪，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终于迈出了清廷乃至中国历史转型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坚请立宪的考察大臣也意识到，这一步走得很蹒跚，也很艰难，前途未卜。
五大臣的立宪奏折上去后，受到顽固派前所未有的攻击。据当时《东方杂志》记载：“顽固诸臣百般阻挠，肆其簧鼓，淆乱群听……泽、戴、端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诚然，百年固有的积习，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而对立宪的误解甚至是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各种反对者或者公然反对，或者阳奉阴违，即使是慈禧太后，对实行宪政改革不是心存疑惧？立宪时间表的屡屡推迟，又何尝不是这种左右为难之心态的体现？
弹指一挥间，一个甲子（60年）的时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到慈禧太后，清廷也何尝不想奋发图强，奋起直追，奈何千年的桎梏和惯性依旧推动了这个老大帝国沿着下降的通道而不断沉沦。晚清的最后七十年，自从“天朝上国”的迷梦被西方列强无情的打破后，清廷对于西方的文明也在观望着、试探着和不断的学习着。但是，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一败涂地，让帝国仅有的一点自尊和自大，就像慈禧太后晚年接见大臣时经常性的涕泪长流一样，在蓬勃发展的二十世界初显得是如此的可怜又可笑。
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晚清最后十年里难得的一抹亮色，曾经给沉沦中的国人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和遐想。这次出洋考察，清廷等于正式承认了西方文明在政治制度上的优越性。应该说，这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是清廷改善自身形象，融入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一旦转型成功，对于这个古老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将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五章、明争暗斗，预备立宪遥遥有期
一、廷前相争，互不相让
清末新政后，国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立宪，上自大臣，下至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1904年11月，连广州的一份小报，《时敏报》也大声疾呼：“近今评论家有曰：‘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则革命之风潮一日不息’。旨哉，言乎！……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曰：‘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不能大行’。然则中国而不欲兴则已，中国而果欲兴耶，舍立宪法其曷以哉？”《时敏报》并不是什么革命报刊，也不是当时的主流报纸，就连它都对立宪如此热心，足以见国人对此事的关注。
民心不可违。五大臣出洋考察回国后，连续上奏折要求速行立宪，慈禧太后听说立宪有“王位永固、外患渐轻和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似乎心有所动，加上立宪乃是民心所向，于是清廷便在1906年8月25日召开了一次廷臣会议，专门讨论是否立宪的重大问题。
这次会议由醇亲王载沣主持，参加者为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和大学士，包括庆亲王奕劻、徐世昌、张百熙、孙家鼐、荣庆、铁良和瞿鸿禨，外加北洋大臣袁世凯。据当时《东方杂志》的报道，这次廷臣会议的火药味很浓，各大臣在会议上针尖对麦芒，分歧很大。
先来看看这些人的背景。醇亲王载沣，老醇亲王奕譞的儿子，也是光绪皇帝的胞弟，他不满八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去世而袭封亲王爵位。载沣身为皇亲近支，不免得担当大事，庚子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也就是这个未满二十岁的小亲王前往德国赔礼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