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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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数国人未必反对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满人做皇帝。按钱穆先生的说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种私心的政治，因为皇帝背后有全部满洲人撑腰。但清朝建国两百多年后，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他们不但不是全体国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将他们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满族贵族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满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面前，这种代表往往意味着国民的耻辱，更加激发了汉人的不满情绪——这大概就是满人的原罪了。
也许由此可以推论，假如当时是汉人做皇帝，循序渐进的推行到英国虚君式的君主立宪制，或者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是，假如我们抛开民族的特性问题来看晚清最后十年的改良措施的话，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制度上的革命。事实上，革命并非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唯一方式，清廷若以其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为基础，充分运用其现有的行政组织手段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话，整个国家、社会和国民都将付出更小的成本。
可叹的是，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使得清廷的权威出现了致命的真空。年轻的摄政王载沣上台后，更是让当时的政治局势迅速走向两极化，而载沣本人又严重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和见识。本来前几年新政和立宪措施已经吊起了社会民众特别是士绅阶层的胃口，各种参政机构如谘议局、资政院等和地方自治机构也已经建立，而摄政王载沣为代表的皇族亲贵却在失去权力的恐慌中加速走向保守和偏执，其“皇族内阁”的杰作更是把立宪推向了死路，也把自己推向了绝路。正所谓“庸奴误国，荼毒苍生”，诚哉斯言。
被推上绝路的不仅仅是清廷和皇族亲贵，还包括那些为推进宪政而努力的立宪派。虽然立宪派曾在帝国崩溃前的的最后几年中占尽先机，风光一时，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但最终也只是昙花一现。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立宪派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沦为配角，甚至成为了时代所谓的“反动派”，这最终的结果便是“偏师战胜了主流，革命战胜立宪”，历史便是这样的残酷。
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在推翻皇权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权威，而一旦权威被破，建立一个新的权威必须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而其中主要又以暴力为手段并需要付出千万国民头颅的代价。可叹的是，当革命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这带来的往往是一种灾难——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适当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暴力和血腥中沉沦。
固然，革命党人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严复曾称革命后的时期是“旧者已亡，新者未立”，这种制度的混乱和失范，给国家、社会和国民，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在后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在国人自古以来的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条件下（即小农经济转向工业社会未完成前），强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其结果不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极容易地破坏了民主的名声和信誉。任何企图以观念的变化和政治体制的改变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用意虽然善良，但目的未必能够实现。这就象推翻了一个皇帝便以为革命成功一样，如果体制结构和国民的观念结构不变，那也只是赶走了王座上的皇帝，而没有赶走心中的皇帝；如果权力掌握者都想着独裁专制做皇帝，立宪主张再精致、共和制度再完美，也不过是徒具其表的空架子。
俱往矣！古老的帝国要脱去那沉积千年的厚重外壳，其痛苦的嬗变何尝不是一种死去活来的煎熬。客观的说，清末新政和立宪本已经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将发生结构性变化。这种大转型，无疑是最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未必会符合人们的美好愿望。反对派的百般阻挠、清廷的矛盾犹豫和革命的风起云涌，终于让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轰然倒塌，随之殉葬的也包括了曾经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新政和宪政改革。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他们没有成功的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是为《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序。
本书主要观点：1、暴力革命不能带来国民幸福：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2、一个民族如果学不会积极的妥协和有风度的对抗，那它只能在专制中沉沦。
3、当权者要善于积极的妥协，民众要学习有风度的对抗，这才是国民幸福的源泉。
也许是因为战争的缘故，1895年的春天来得特别的早。在这个令人迷醉的季节里，各省的举人们云集京师，参加对自己前途命运有重大决定意义的全国性会试。考试结束后，在临发榜的紧张气氛里，似乎又弥漫着另外一种不安和躁动。
当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都察院外聚集了一群读书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正凑在一起窃窃私语。不一会，路的另一头又来了一拨同样是文质彬彬的书生，这群人似乎彼此相识，见面后他们相互作揖问候，领头的两个人则上前低声商议了几句，随后便向自己的队伍一招手，带着这群读书人往都察院的大门走去。
原来，这两拨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前来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们。他们手里拿的，也不是什么喊冤的状子，而是给当今皇上的“万言书”，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公车上书”。由此，中国历史上这场近代意义的“学潮”，继十二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当时金军包围了宋朝首都开封）后，在甲午战败与中日谈判的非常时期，爆发了。
这场政治狂飙的发起人，是当时人称“康圣人”的康有为和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师徒两人得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即将签订后，他们心急如焚，决心发动各省举人向朝廷联名上书，并提出“拒和、迁都、再战”三点要求。在师傅的指挥下，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一百多人准备上陈，而湖南等省的举人们听说后也不甘落后，也积极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再说那些都察院的大人们收到举子们的上书后，都感到十分的惊诧莫名。在大人们的眼里，这些文弱书生不好好的读圣贤书，何以要妄谈国事？何况当时形势所迫，条约将签，有什么理由让他们去冒险代为转奏呢？万一事情没弄好，老佛爷一发飚，岂不是误了卿家性命？于是，大人们从一开始便拒绝了举子们的上书（当时举人不能向朝廷直接上书，按规定得由都察院转送）。
可事态似乎没有按照都察院大人们的思路去发展。这头两拨人的上书没有被接受，但随后群起响应的大有人在。于是乎，都察院拒绝了广东的，他福建的又来了；你拒绝了湖南的，他江西的又来了；后面还有四川的、贵州的、江苏的、湖北的、陕西的、甘肃的、广西的、直隶的、山东的、山西的、河南的、云南的，这些举人们一个个壮着胆子，都拿着状子奔都察院来了。
乖乖，这下好了，平时一贯门庭冷落的都察院衙门，一下子便变得热闹非凡。这几天里，都察院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挤满了各省前来上书的举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台湾省籍举人罗秀惠。在得知台湾即将割让给日本的消息后，他在都察院门口外捶胸顿足，号啕大哭一整天。罗举人长跪在地，为家乡父老向朝廷请命，当时路过的人看见后，没有不感伤掉眼泪的。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如今国家大难，丧权割地，梁启超的这首诗更是让国人痛彻心肺。可是，那些举子们的慷慨悲歌，又能有怎样的结果呢？
一、哗啦啦去上书，轰隆隆搞变法
“公车上书”是1895年的大事件，但对那些举人们来说，风光不过一时，生存才是永久。等到会试的成绩一公布，大部分的举人都是榜上无名，眼看抗议无效，气愤无用，最多也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大街骂两声娘。落榜的举人们最后还是无可奈何的收拾铺盖，打道回府，或者来年再考，或者另寻出路。而那些考上的，自然是喜笑颜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恐怕早把这国仇家恨抛了到九霄云外！
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忘，这便是中了进士的康有为。康有为的科考路走得也颇为坎坷，他小时候虽有“神童”之誉，但秀才就考了三次，举人更是考了七次之多，直到最近才时来运转，考上举人后便顺利的中了进士。不过，对于当时已是三十八岁的康有为来说，功名只不过是对自己能力的一个证明罢了。毕竟，以当时康有为的名声，远比那刚刚获得的进士头衔来得更加响亮。
考中进士后，康有为被朝廷授予户部主事之职，正式进入了国家中央公务员的队伍。不过，康有为一向自诩为“圣人”，从来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这一个小小的户部主事，是满足不了“康圣人”的雄心壮志的。
有人也许要问，康有为自称“圣人”，那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出身于官宦世家，前几代祖先做过布政使和按察使等省级干部，他从小受到的本是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从游佛道，遍读典籍，有博古通今之称。康有为一次偶然游历香港，被“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所折服，方知这些洋鬼子“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来他路过上海到租界参观后，更是加深了他对西方的印象。从此后，康有为多方收集西方书籍，细加研读，在当时的读书人里，算是领先一步了。
不过，康有为在反思近代中国的衰落时，他依旧认为其根源是国人没有学习到古人的精华，而学的尽是些糟粕。在潜意识里，康有为面对西方挑战时，还是回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寻找武器。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曾尝试向朝廷上书，但都因为“上书无门”而无疾而终。
不过如今不同了，康有为现在是新科进士、户部主事，可当他想发出呼喊的时候，却又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好在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康有为在京师的官僚士大夫中组织了强学会。由于甲午新败，人人思变，康有为抓住这个机会，倒也把强学会搞得有声有色。
强学会的活动主要是每十日集会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听取有关时事的演说；另外，康有为等人做了一份《中外公报》的报纸，和当时的京报捆绑免费派送，帮助京师的官员们了解世界大事。强学会当时得到了京城大员们如帝师翁同龢、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后任刘坤一等人的支持，经费上颇为充足，就连帝国新军的少壮派军官如聂士成、袁世凯等人，也各捐若干元（譬如袁世凯，就一次认捐了五百元）。
不过，强学会的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和谐的插曲。当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学会捐款两千元以示支持的时候，康有为等人却视李鸿章为妥协卖国之人，将他拒之门外。康有为的固执和坚持己见，给强学会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李鸿章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扬言说：“若辈与我过不去，等我回来，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没过多久，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随后便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植党营私”，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由此，强学会虽然风光一时，但也就很快烟消云散了。
强学会的失败，让康有为等人稍微人冷静了一段时间。但就在这时，国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机却越来越深重：1897年11月，德国借口教案问题强占了山东胶州湾和青岛港口，随后俄国派遣炮舰进入了旅顺，由此引发1898年初各国列强争夺中国租借地的滔天狂潮，英国人要威海卫、法国人要广州湾，就连小小的意大利也提出要租借福建的三门湾（被拒绝）。
中国要被瓜分了。列强们带来的恐惧让国人一片惊慌。康有为愤怒了，他要再次大声疾呼，中国再不变法，就要亡国了！
1898年，又是举子们聚集京师参加会试的时间。当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