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凋零:晚清的最后十年-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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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替换。这次出行和上次的计划一样，仍旧是分两路进行考察。
回头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师不利，未出国门先挨炸，中国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时候的确不好办哪。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炸弹袭击事件，第二次大臣出洋考察决定分批出发，低调出行。
1905年12月7日，迎着凛冽的寒风，端方和戴鸿慈带领首批考察团（以下简称戴端团）进入正阳门火车站。鉴于上次的教训，“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阑入”。为了保护考察团人员的安全，当时车站采取了极为严密的保护措施，巡警们也在车站外来回巡逻，闲杂人等不得进入车站内。
这一天，戴端团的成员大都一大早就起身，他们在各自家中的祖宗牌位前祭拜后便陆续出发，来到正阳门车站会合。中午时分，考察团的成员都已到齐，当时也不像第一次有大量的人前来送行，整个登车过程都在静悄悄的气氛中进行。不过，令他们放心的是，从北京到天津，沿途早由袁世凯派兵精心保护，周密布置，倒也没出什么乱子。
戴端团乘火车到了天津后，随后又转到秦皇岛，由从德国购买回来的“海圻”号军舰护送前往上海。不过数日，“海圻”号便到了上海的吴淞口，考察团在上海稍做休息，人员也有所增加，最后计有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一说8人），听差2人，杂役4人（因为辫子的缘故，考察团还特意带了一名剃头匠，也算是天朝的特色）。
12月19日下午2时，在众多国民的殷殷期望中，戴端团的几十名考察人员登上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S。S。Siberia）。随着邮轮汽笛的拉响，“西伯利亚”号收锚启航，缓缓驶离上海，向日本驶去。几经周折的出洋考察团终于算是正式离开国门，出发了。
在戴端团离开北京的十日之后（12月11日），由载泽、李盛铎和尚其亨率领的第二路考察团（后称载泽团）也从北京低调出发，同样前往上海搭乘外国邮轮出洋。在上海，载泽团也会合了各省选派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1906年1月14日，一行人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扬帆启程，他们的首站也是日本。
遥想当年，日本也曾在1861年派出了福泽谕吉等人前往欧洲考察，他们当时搭乘的是英国的军舰，途径香港、新加坡，绕过好望角前往欧洲，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考察访问。福泽谕吉等人回国后，对日本的启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为了废除西方列强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他们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尽管西方列强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使团却利用这次机会，由外交团变成考察团，他们用了两年的时间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乃至产业技术等，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考察。考察团回国后，在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的重大决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沙鸥点点，白浪滔天。此时的戴端团成员在“西伯利亚”号凭栏远眺，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在二十多年前，北洋舰队的很多将领也曾经前往英伦等国负笈求学，可如今都已成了哀伤往事，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便已为国捐躯。令人心情复杂的是，这次考察团的第一站，正是甲午战争的胜利者和向西方学习的成功榜样：日本。看来，洋务运动单纯的学习西方技艺，是不能挽救中国的。抚今追昔，考察团成员的心里，何尝不是感慨万千！？
考察团没有想到的是，国外舆论对清廷派出考察团一事的反应十分热烈。早在五大臣出洋之前，外国的一些报纸便登载了大清帝国将要派出考察团的消息，英国的《泰晤士报》还在1905年的9月3日和4日，连续发表评论《论中国之前途》，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选派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很高的评价。
五大臣正式起航后，1906年2月12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中国》的文章。作者布兰德满怀热情地评论道：“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2月25日，德国著名的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的文章。在文章里，福郎克写道：“来自纽约的消息：一个中国访问团为了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已于2月15日离开纽约向汉堡驶来。”为此，他还兴致勃勃的全文翻译了光绪派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并介绍了考察大臣的情况。在文章中，福郎克不无乐观的说，大清考察团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和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这将有极大的可能把西方的宪法和制度移植到中国去。
从强迫外国使节叩头到主动向外国学习，大清帝国经历了一个尴尬而艰难的转身，但毕竟是转向了有希望的一边了。对此，国外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很是为之而高兴，并对中国的变革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这从考察团在国外受到的隆重接待可以看出来。
由于分工不同，戴端团途径日本横滨后，并没有详细考察，便直接去了美国。十天之后（1906年1月16日），载泽团来到日本神户，正式开始了对日本的考察。
神户位于日本第一大岛本州岛的西南，历来就是海陆交易的交通要冲和重要港口，当时就有很多的中国商人在此贸易。载泽团在考察完神户之后，便经京都乘火车前往东京。在到达东京的当天，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和在日俄战争中大发神威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等人都到火车站迎接载泽一行。
随后，考察团又在日本方面的安排下，分别拜见了当时的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等人。在日期间，载泽团重点考察了日本的上下议院、邮政、教育和地方行政机构等。日本方对载泽团的来访非常热情，专门指派了著名的法学家惠积八束博士给考察团仔细讲解了日本的君主立宪体系。
在日本考察期间，正好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在这年的大年初一，日本天皇特意派出御用马车迎接载泽考察团入宫觐见和参观。觐见天皇后，日本安排考察团对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进行了一次访谈。伊藤博文对此非常重视，他在会见之前便派人向载泽团赠送了自己的两部著作，《皇室典范译解》和《宪法译解》，以帮助载泽考察团更好的理解日本宪政。在讲解完后，伊藤博文又对载泽团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讲解。载泽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
当时载泽问：“我们实行立宪，以何国最为适宜？”
伊藤博文说：“各国的宪政，无外乎两种，一种为君主立宪国，一种为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为君主国，主权在君，和本国的历史颇为类似，参用我国的制度颇为适宜。”
载泽又问：“立宪后，对君主制度有无阻碍？”
伊藤博文说：“对我国而言，并无阻碍。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大权，并不旁落于臣民。”
载泽听后似有不解，便又问：“那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专制国的君主不经过法律，随意下诏，而君主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讨论通过后，由君主裁定公布。法律一经公布，任何人等均需遵循。这是关键问题所在”。
载泽听后似有所悟。
随后，载泽团的成员又结合中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伊藤博文试图向载泽团表达的大概意思，主要有这么两点：一是实行宪政，君权仍旧是国之权威，并不旁落，而增设议院等机构不过是辅佐君主；二是宪政的核心在法治，任何国民（包括天皇在内），都要受到已经公布的法律之约束，法律一旦颁发，天皇也必须遵守，而不是象以往的专制君主可以口含天宪，任意妄为。
回头看来，日本当时的立宪，其实也只是法治下的开明君主制，而并非是美国、法国的民主制，它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其实是民主制，英国女王是虚君）。日本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照抄西方模式，恐怕也是和东方国家长期的君主专制历史有关。不过就当时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过渡形式，至少日本通过实行明治维新和宪政实现了本国的强大。载泽后来称赞日本“不耻效人，不轻舍己”，这八个字，也许是日本能够及时并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罢。
当然，在日本也有令人不快的时候，有一次在名古屋访问的时候，不知何故，日本方面特意为载泽团播放了一个纪录片，名字叫《日俄战争始末》（似乎是鲁迅先生看过并大受刺激的那个纪录片，最后还导致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以炫耀日本的军事胜利。当看到日本人和俄国人在中国人的领土上厮杀时，不知载泽等人看后有何感想。
在载泽团在日本考察期间，先行出发的戴端团又在做什么呢？
戴端团于1905年12月28日离开日本横滨，他们乘坐美国大北公司的“达柯达”号，向美国驶去。从日本出发的那天，天气十分阴冷，还正下着小雨。在一片凄风苦雨中，考察团又出发了。按原定计划，考察团的下一站的旧金山，不过，中间要先去一次夏威夷的檀香山，然后再去旧金山。从日本横滨到美国旧金山，距离大约4500英里，一路上都是茫茫大海，风浪险恶，较上海到日本的海面已经是大不一样了。很多考察团的成员都是第一次真正看到大洋，没多久便被海上的大风大浪折腾得上吐下泻，苦不堪言。
幸好当时的随员温秉忠有海上航行的经验（温秉忠是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的幼童），他不断安慰大家不要过于紧张，并跟大家说说笑笑，以缓解海上的枯燥气氛。果然，过了几天之后，风不再刮了，海浪开始变得安静，大家也逐渐适应了海上的航行。碰到晴朗的天气，考察团的成员们还经常到船头看日出，看随船翱翔的海鸥，要是运气好，还可以看到出来换气的鲸鱼和喷射出的高大水柱。浩浩大洋，波涛滚滚，果然不同于一般风景。不过，成员们有时候看着落日西沉，天水一色的时候，又不免有些思乡之情。
刚上船没两天，正好赶上是西历的新年元旦，船上各国男女纷纷互致问候，庆祝新年。船长奥尼亚也向考察团赠送饮料和酒水，并为他们特意烤制了一个糕饼，以招待这群特殊的客人。由于戴端团乘坐的“达柯达”号游轮可乘坐千人以上，加之横渡太平洋的时间很长，百无聊赖之下，外国游客们在船上组织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每到晚上，船上都要举行舞会，洋男洋女们在音乐的伴奏下，成双结对的翩翩起舞，以打发时光。戴鸿慈的出使日记里没有记载考察团参加舞会，但据笔者的推测，即使考察团的成员门没有参加舞会，必定也侧耳倾听了那些美妙的舞曲，并让他们对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印象。
令考察团惊讶的是，当他们到达檀香山的时候，码头上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人群，几乎可以用“夹道欢迎”来形容。原来，檀香山一向便是华侨的集聚之地（当时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似乎也常在这里活动），这些海外华人听说本国的考察团要经过这里，怎么不心情激动？（以前从来没有官方的考察团来过，而这次来的大臣级别还不低）
这里稍微插一句，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加紧了对华人入境的控制，让已经在美国定居和工作的华人很是叫苦不迭，他们非常害怕会被美国人无故驱逐出境。这次，他们也希望考察团能够为他们说话，将他们的情况转告美国政府，以放宽华人在美国的居留和工作限制。考察团的出现，颇有点为民请冤的味道。
旧金山和檀香山情况相似，这个美国的西部大城市里也聚集了大量的华人。这里的华人大都来自广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美国社会的下层。考察团在了解他们的情况后，也对他们的境遇颇为感慨。后来，考察团也曾向美国国会咨询过对华工禁约的表决情况，并引起了总统的关注，但后来美国国会终究未能放松限制。
考察团到达旧金山的时候，美国总统派遣特使精琦前来迎接。精琦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考察团参赞施肇基（后任驻美国大使）的老师，他本人也曾在两年前应清廷的邀请，来到中国考察币制改革。因为这层关系，美国总统便让他来负责考察团在美国的整个行程安排。
当时的旧金山，俨然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入云霄，街道上也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