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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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父说，不是我老朱自夸呀，这个事，没有点特殊手段是办不到的，只有我老朱办得到，我老朱干这一行是干惯了的。当天晚上，我就紧锣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再跟他一块儿找到了大连市委书记，当场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当晚就批了条子，签了字，只剩下找下面办事的具体落实了。我心里也OK了，住下来，洗了澡，该吃点、喝点呀，弄几瓶啤酒、弄点白酒喝呀，最好有点鸡爪子什么的。可惜哟，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搞“突破”，哪个门槛过不去，哪个地方卡了壳，就专拣哪个地方去突破。
但是，当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时候，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访过一些建筑工地，也偷看过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长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冷酷无情地、毫无讨论余地地表示无能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厦长达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楼，手不离烟卷儿，闷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原“水上卫队”队员、“文化大革命”时跟他一起护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曹志勤仍是他的秘书。姨父立即打电话向曹诉苦。曹志勤也不愧当过“老公安”，给他出点子说，你抓紧就房子问题给任重同志写个告急信，但不要作为文件传递，那个收呀、发呀、登记呀，程序太复杂，时间拖不起。你直接写到我家里，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给任重同志，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姨父照办。没几天，他就在上海大厦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写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话：“请彭冲同志关照解决。”
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张秘书长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关局、委开会，专门解决远洋海员的住房问题。姨父惊叹地说，上海的同志当场拍板，给我们一万平方米，把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主持会议的张秘书长是跟着陈毅进上海的人。会开完了，他说，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说咋啦？他说，上海一解放我就来了，我还没见过哪个省、哪个大区、解放军哪个兵种、任何一个单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这么多房子，还按上海的价格，没多收你一分钱。
5。最后的游击战（2）
姨父离开上海时，怀着感动加激动的心情答谢上海的同志。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也是他的老朋友。他对任说，我想请上海的同志在这里吃一餐便饭。任说，老朱，我看你免了吧，他们在大上海啥没吃过？姨父说，你看着，我只花很少的钱，还一定要吃个新鲜，吃出个新水平。
他立即给大连的杨永才打了电话，嗳，老杨，弄点海鲜好不好？杨问，什么海鲜？他说，那个长刺儿的，叫个什么“蚂蚁蛋”哪？像板栗没有剥壳，圆包带刺儿，紫黑色的。杨说，你说的是海胆。我说，对，是海胆，还有海参、海螺，都要活的。杨说，没问题。姨父住过大连的棒槌岛宾馆。他知道宾馆有一个副业组，组长带着一两只小船，天天去渤海湾里弄海鲜。杨永才跟他们搞熟了。杨说，活海鲜弄来很容易，但是怎样送到上海去？姨父说，你把汽车开到海边上，包装的东西都准备好，副业组一把海鲜捞上来，你马上装好，拉起来就跑，直接拉到飞机场，赶上大连飞上海的班机，把东西交给民航办事处主任，请他马上交给机长就是了。姨父又找到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就是跟李先念一起吃螃蟹时帮他整螃蟹的马学政，请他通知上海民航局，飞机一降落，就把汽车靠上去，把东西接下来，直接送锦江饭店厨房，交给刚刚聘请来的日本厨师。
日本厨师一收到这样的海鲜就眼睛一亮说，哟嘻，这个东西哪里的？高级高级的！用一个圆盒子，放了冰，再把海胆一个个地放在盒子里，盒子周围放了七八十来种作料；又用刀子在海胆上削了一个小洞，摆在小碗里面，往洞里浇作料，用小调羹挖着吃。上海的同志吃得非常高兴。他们说，吃的东西和吃的方式，都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尤其没有想到，会吃到从遥远的渤海湾当天捕捞上来的东西。
姨父已经习惯于“老公安”的特殊手段。当他动用这种手段只是为了让客人吃上一次新鲜海胆的时候，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倒是为自己能把渤海湾里的东西随时丢到一千公里以外的一个圆盒盒里供贵客享用而感到莫大的快慰。任百尊经理也大为惊诧说，老朱哇，你的点子真多呀，我这个老上海这么多年也没想到搞海鲜还有这么个搞法！姨父说，嗳，那就请我给你们锦江饭店当顾问，我把这条“海鲜路线”送给你。
姨父还要给浙江的海员“跑房子”，就到杭州找王芳。
王芳原来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同样受到过“窃听案”的牵连，中央“平反决定”提到的十四人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被姨父视为“一根绳上的蚂蚱”。他平反后，担任了浙江省省委书记。王芳一见面就问，你要建多少房子？姨父说，我不是建房子，是要买你们现成的房子。恰好杭州刚刚盖起了七十二套房子，已经进入分房阶段，大部分房子已有人拿到了钥匙。王芳二话没说，就批给“远洋”十二套房子。
使姨父感动而且不无感伤的是，他一到杭州，王芳就特意让他住在汪庄。姨父知道，汪庄是毛主席生前来杭州住的地方，连连摇头说，我不住，我不能住，你叫我住毛主席住的地方，我怎么安生得了啊？他拿起包包就要走。王芳拦住说，老朱啊，我知道你不是高官，可你是一个为毛主席做警卫工作出过大力、受过大难的人，你不存在身份、地位问题。姨父凄然道，我不住，反正我不能住。王芳说，房子现在是空着的，你不能住谁能住？我们都是忠诚的人，也都是吃过苦头的人，我就是要你住这里。
姨父只好在汪庄住下了。他知道，他正在向属于自己的那一个时代告别。那个时代也即将远去。当他为浙江海员搞到最后十二套房子的时候，他已经打完了此生的“最后一个战役”。
一个巨大的身影正在晚霞中横空掠过，汪庄空旷而沉寂。
十 跳动的夕阳
1。“鬼子进家了！”（1）
姨父从一切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在钓鱼、下棋、培植盆景的快乐中安度不属于一个公安局长、不属于一个党委书记，只属于一个普通老人的晚年。一个戏剧性事件却打破了他和六姨的宁静：他们的小女儿毛妹从日本留学归来时，出人意料地带回了一个日本女婿，而且，这个日本女婿的父亲又偏偏是一个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
毛妹跟她日本夫婿的跨国情缘带有神秘色彩。这个浪漫故事的第一个镜头应对准东京的一家餐馆。时间是1990年初春的一天，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西村博明来餐馆用餐，餐馆老板上前搭讪说，西村先生，你在忙什么呀？西村说，我正在发愁呢，从中国进口了一批建材，一大堆中文资料还没有翻译出来。老板说，哦，有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这里打工，她的日文棒极了，我给你介绍一下，你找她就是了。
毛妹说，刚刚认识西村博明，直觉就告诉她，这是她这辈子所要寻找的那个男人。我问为什么？毛妹说，这是说不清楚的，总觉得他跟别的男人不一样。他来酒吧饮酒，总是表现出走进某一个大学实验室从事天体物理学或是遗传基因学之研究且已接近成功的样子，好像沉湎于某种抽象的想像中，显得迷茫而沉静。他从不带别的伙伴一起来，从不夸夸其谈，从不讲日本男人最爱讲的“黄段子”，喝酒的样子也好像是跟“杯中物”进行温情脉脉的对话，不声不响地喝了酒，就不声不响地离去了。
我问西村，你对毛妹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呢？西村咋舌说，哇，这个中国女留学生好厉害呀！毛妹为我作注解说，西村所说的厉害，是因为她不会像日本女人那样在男人面前刻意表现出谦恭乃至于谦卑的样子，不会露出礼节性的微笑而浪费过多的表情。
但是我知道，毛妹的厉害不止于此。她为了完成在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的学业而同时在两家餐馆打工，是一个勤奋而不失尊严的打工者。一个日本老头——一家著名企业的三把手与政要人物一起吃饭时，在她的臀部摸了一把，她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转身给了他当胸一拳，打得日本老头仰脸倒在桌子上，打出了日本女人压根儿想都不敢想的高水平，全场皆惊。日本老头到了次日早晨才一惊一乍地清醒过来，托饭店老板送给她一束鲜花表示歉意。
打工毕竟是辛苦的。我不知道，毛妹作为一个“老八路”的女儿，当她在日本餐馆里辛苦打工的时候是否会感到屈辱。但是我知道，当毛妹必须在课堂上补充睡眠的时候，却能够保持端正的坐姿，让暗藏在衣兜里的日本录音机不停地打着转替她听课，这就等于让一个属于日本国的小玩意儿反过来在课堂上为她打工，好，我们摆平了。她就用这种方式找到了心理学上的平衡。当学业和打工的双重压力实在使她摆脱不了精神压抑的时候，她就站在东京街头用英语夹杂着日语向着日本的天空咒骂，没有具体的挨骂对象，所以路人都露出漠然的样子各走各的路。她便在不断的压抑与宣泄中成绩优异地完成了学业。她的日语可以使日本国民误以为那是她的母语。我怀疑，西村博明是毛妹“骂街”时的忠实听众。
毛妹和西村闪电般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以后，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怎样让父母同意她跟一个“日本鬼子”的婚姻。尽管姨父和六姨都懂得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区分开来，把日本侵华士兵与他们的上层决策者区分开来，认为那一场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灾难的日本侵华战争不是日本人民的过错，而且认为，日本人民也是那一场战争的受害者，但是，对于一个经历了八年抗战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的“老八路”来说，这一切理性认识都不足以构成他在情感上可以冷不丁地接受一个日本女婿，并与一个日本侵华老兵结为亲家的理由。
毛妹不敢贸然地把西村带回中国，决定先单独回国向父母充当自己的“说客”。她对父母的“游说”好像是从一根鱼竿开始的，那是日本著名对华友好人士西园寺公一送给姨父的鱼竿。西园寺公一致力于中日友好，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两国的民间大使”。在武汉、在广州，姨父都曾热情地接待过他，并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接下来，话题就跳跃了一下，追溯到抗日战争期间由日本人组成的“反战同盟”。我听姨父讲过“反战同盟”的故事。他们结伴从敌后返回延安的路上，受到日军追袭。我军用缴获日军的掷弹筒进行回击，战士却不会使用掷弹筒，不知道把炮弹打到哪里去了。“反战同盟”的一个日本人跑过来要帮我们的战士操作掷弹筒，但他说的是日本话，“八路”战士就跟他发生了争斗，多亏翻译跑过来解除了误会。姨父说，日本人跟日本人是大不一样的。
这句话正是毛妹最乐意听到的。她适时地把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个名字叫西村博明的日本男子身上。西村一家都是日本佛教界著名慈善团体“创价学会”的成员，这个学会的宗旨是和平、教育与人道主义，反对战争，主张对华友好。名誉会长是对恢复日中邦交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西村博明本人曾用了九年光阴钻研马列主义，在日本法政大学读书期间，成为学生运动中一个派别的领袖，时常举行集会，通过大喇叭发表高分贝的政治演说。因此，他的照片曾与日本当局的通缉令一起，赫然出现在报纸上。他大学毕业后，日本没有一家公司敢于录用他，他就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浪打工生涯。当他认识毛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与共产主义的“初恋”，开始有了自己的公司。毛妹所说的这一切情况都小心翼翼地采用了纯属客观报道的口气，好像这个西村博明跟她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