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美〕e弗洛姆-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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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愿尊这个人为领袖。
我们可否将异化同已经确认为精神健康的情况联系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记住,人以两种方式使自己同世界联系在一起。一种方式是,他看世界是因为他需要看世界,以便支配或使用它。从根本上讲,这是感官经验以及常识经验。为了生存,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不得不看的,耳朵听到不得不听的;我们的常识使我们去行动,去观察事物。
感官与常识均为生存效力。从感官与常识以及这二者的逻辑关系来看,人人都同样地看待事物,因为事物的使用规律都相同。
人的另一种能力是从内部去看事物。主观地去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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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审视力由我自己的内心体验、感情及情绪所构成。
①。。。10位画家画一棵树,从一种意义上讲,他们画的是同一棵树;从另一层意义上看,他们画的是10棵树。
每一棵树既是同一棵树又表达出每一位画家的个性。在梦中我们完全是从内部看见了世界;世界失去了自身的客观性,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纯粹个人经验的象征物。一个醒着做梦的人,也就是说,只接触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根据世界的客观行为环境来看待外部世界的人,是神经错乱的人。而如果一个人只能照相般地体验外部世界,同自己的内心世界、同自己没有什么联系,那么,他就是异化的人。精神分裂与异化起着相互补充的作用。两种形式的疾病都缺少了人类经验的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有着经验的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具有创造精神的人,他的这种创造精神来自内部和外部观察形式的对立与统一。
我们对当代人的异化特征所作的描述多少有些片面,因为我们还没有提及其中的许多积极因素。首先,人本主义的传统仍然有着生命活力,非人的异化过程并没有摧毁这一传统。除此之外,有迹象表明,人们愈来愈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与失望,他们力图重新得到一些他们已经失去的自我感与创造性。成千上万的人在音乐厅或从收音机中聆听好音乐,越来越多的人自己漆房子,栽花种菜,建造自己的小船或房子,热衷于任何“自己动手”的活动。成人教育不断
①参阅E。
弗洛姆在《遗忘了的语言》,一书中就这个问题所作的较详细的讨论。纽约,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52年。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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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甚至商业部门也日益意识到,一个经理不仅要有智力,更应具备理性。
①
尽管所有这些趋势颇有希望而且真实,却并不足以证实很多非常老练的作家所持的态度正确;他们声称,对我们社会所作的批评(我在此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在此列)
,都是过时了的老生常谈,我们已经越过了异化的顶峰,正朝着较好的世界前进。这种乐观主义尽管十分吸引人,却只是一种为现状辩护的更巧妙的形式,是把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赞颂转变成所谓“超越”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文化人类学概念,并且要人放心,没有必要真正着急。
①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莫尔斯。佩卡姆和雷克斯。克劳福德教授为贝尔电话公司的助理经理举办的文学和哲学讲座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说明了这种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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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它各种诊断
19世纪的诊断
我们在前一章中对当今西方文化的病症所下的诊断,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诊断的唯一主张是对问题作进一步的了解,这一主张是想把异化的概念实际地应用到各种可观察到的现象中,并且将异化的病态与人本主义关于人性及精神健康的观念联系起来。事实上,最令人瞩目的是,虽然这些症候在今天似乎已十分明显,而早在19世纪,在症候还未完全显露出来之时,就有许多思想家对20世纪社会提出了批评性看法。同样令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提出的批评性论断和预测彼此多么一致,而且同20世纪的批评家的见解也竟会如此相同。
哲学和政治观点都迥然不同的人都预言道:20世纪将会堕落,陷入野蛮状态。瑞士的保守派伯克哈特、俄国的宗教激进派托尔斯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及其保守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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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德莱尔、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梭罗,以及他稍后的同胞,更具有政治头脑的杰克。伦敦,德国革命家卡尔。马克思——他们在严厉批判现代文化上观点都一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预见到,一个野蛮的时代有可能来临。马克思的预言较为温和。他假设,社会主义可能,甚至肯定会代替野蛮。伯克哈特从他的保守观点出发,带着瑞士人所具有的拒不接受华丽言辞和虚饰魁力的固执,于1876年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说道,欧洲也许还可能享受几十年的太平日子,然后在一系列可怕的战争与革命的推动下,变成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形成一种军事与经济的专制主义:“20世纪可能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1872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有一种预感,尽管听起来仍然有些愚蠢,但这种预感却时时萦绕在我的心间;我预感到:军事国家必定会成为工业大国。大工厂人员密集的现象不会永远因为人们的贪婪和需求而任其发展;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这样:预定的困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它们将日复一日,如行军般随着战鼓整齐地开始,前进,到来。……可以预见到,人们会长期地自愿服从于一个领袖,一个篡权者。人民不再相信原则,只是大概会周期性盼着救世主的到来。由于这个原因,权威将在欢乐的20世纪抬头,这将是一次恐怖的抬头。
①
①J。伯克哈特:《书信集》,F。卡普兰编辑,莱比锡,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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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哈特与革命家蒲鲁东都预见到了类似法西斯主义那样的制度,而且他们两人的预言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关于未来的威胁,蒲鲁东写道:
……看起来似乎是建立在群众专政基础上的集中民主,但是在这种制度里,群众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比维持一种普遍的奴隶制所必要的权力大多少,这与下述借自古代专制主义的格言与原则相一致。这些格言和原则包括:公众权力不可分割,所有消费集中化,有系统地摧毁所有个人的、集体的以及地方的思想(这些思想被看作是分裂思想)
,以及审问官长似的警察……
他写道:
我们不应当再继续自欺欺人了。欧洲现在厌倦思想和秩序;欧洲正进入一个充满暴力、蔑视原则的时代。
他接着又写道:
然后,6个大国的大战将开始。
……杀戮将降临,大屠杀之后的虚弱将是可怕的。有生之年我们不愿看到新时期的杰作,我们将在黑暗中奋斗;我们必须尽到自己的职责,确保这一生不要有太多的苦难。让我们互相帮助,在黑暗中互相呼唤,随时随地,一有机会就申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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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最后,他写道:
今天,文明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导致基督教产生的那一次危机。一切传统均消失殆尽,所有信条也已废弃,而新的纲领尚未形成,我这里所说的,是指新的纲领还未进入。。
群众意识。这就是我所称的“解体”。这是社会生活最严峻的时刻。……我不存在幻想,也不企望某天早晨一觉醒来,就又看到自由奇迹般地在我们国家复活。
……不,不,是衰败,衰败的时间长短我也无法确定,大概会持续一代或两代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了。……我看到的只会是邪恶,我将在这黑暗之中死去。
①
伯克哈特和蒲鲁东想象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19世纪文化的产物(杰克。伦敦于1907年在《铁蹄》一书中也重复了这种预言)
,而其他人则集中分析了当代社会的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他们认为,精神贫困和异化现象必定会导致人性及文化的日益落堕。
波德莱尔和托尔斯泰是两位截然不同的作家,然而他们的话语竟然十分相似。
波德莱尔在1851年发表了标题为《引
①转引自E。
多朗:《蒲鲁东》,巴黎加利玛出版社,1948年;第96页及后面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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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部分文稿,在文中他写道:
世界已近末日。只是一个原因使它得以维持稍长时间:只是因为它偶然存在而已。但是,同其预示的反面相比,这个理由是多么软弱无力,尤其是当我们提出“现在给将来的人类世界留下什么?”这个问题时,情况更是这样。假定世界能在物质上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存在称得上存在么?堪配在历史上占一页么?我不是说世界将会倒回到充满鬼魂的状况,或者南美诸共和国的古怪的混乱状态;我也没有说,我们应当回复到原始野蛮状态,手持长枪,穿过野草覆盖的文明废墟去猎取食物。
不,这样的冒险活动也需要某种活力,需要仿效原始时期的精神。我们将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道德法则的不可抗拒性,我们将重新成为这些法则的牺牲品!我。
们所认为赖以生存的东西,将使我们毁灭。只要我们不。。。。。。。。。。。。。。。。。
把空想主义者那嗜血的、轻蔑的或者不自然的梦想同积极的事实相比,技术统治就会使我们美国化,进步就会使我们精神贫乏。
我诚恳希望哪一位思想家能向我表明,生活还有什么内容。宗教!谈论宗教没什么用,寻找它的残迹也徒劳无益;人们甚至有闲心否定上帝的存在,这真是耻辱。私人财产!严格说来,随着长子继承权的中止,私人财产也被废除了。然而,可能会有一天,人类就像复仇的吃人生番一样,从那些自诩为革命继承人的手中抢走最后一块东西。
而且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
……
总崩溃不仅仅或特别表现在政治机构或一般的进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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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者其它什么你可以安一个名字的事情上,重要的是,也表现为人心的堕落。我可否再加一点?那剩下的一点点社会性将很难抵抗横扫一切的残暴势力;而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而制造一种虚假的秩序,也将毫不留情地采取一切措施,使我们这些已经麻木不仁的人不寒而栗。
①
这之后几年,托尔斯泰写道:
中世纪的神学或罗马人对道德的败坏,仅仅毒害了他们自己的人民——整个人类的一小部分;而在今天,电力、铁路、电报却宠坏了整个世界。人人都把这些东西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他们无法不这么做。人人都一样受罪,受到同样的压力,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大家都必须背叛那对他们生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本身的理解:宗教。机器——用来生产什么?电报——发送什么?书籍报纸——传播什么样的新闻?铁路——到什么人那里去?到哪里去?成百万的人如牲畜一样紧集在一起,屈从于最高权力——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医院、医生、药店,尽力延长人的寿命——为了什么?
个人和整个民族多么易于把自称的所谓文明当成真正的文明!完成学业、保持指甲清洁、做衣服、理发、去国外
①转引自K勒弗特:《历史的含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9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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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最文明的人。至于民族,则需要尽量多的铁路、学院、工厂、战舰、城堡、报纸、书籍、政党、议会。民族也就由此成了最文明的民族。因此,相当多的个人和民族对文明感兴趣,但却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前者易行,人人赞同;而后者则需要下真功夫。后者总会受到多数人的蔑视和憎恨,因为启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
①
梭罗对现代文化的批评没有上述作者那样激烈,但同样十分清楚。他在《无原则的生活》(1861年)中②说道:
我们来考虑一下我们度过一生的方式。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营商业的场所。永无休止的喧闹!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被火车机车的喷气声所吵醒。火车打断了我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