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6年第05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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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我们也就是吵吵，从不动手。唯一一次我摔她在床上，她哭闹着要和我离婚。那一天，离我们新婚还不到一百天。
我彻底失去了宁梓的消息，也从未听可馨提起过她。倒是有几次醉酒后想起了她。可是也就是想想，掏出手机才发现早已没有了她的号码。
一个黄昏，我在堵车时买了份娱乐报纸，在末版的角落里我读到宁梓乐队解散前告别演出的报道。报道旁配了幅很小的黑白图片，图片上的宁梓仍旧是我初次遇见她时的那身打扮，笑容灿烂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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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秋天，可馨去她公司总部培训。我受诗人董三邀请，再次去了那个多雨的海边小城。
诗人董三已不再是当年的董三。他出了诗集，被当地一所不入流的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成了名人。他安排我住进酒店，每晚都拉我去他和王老板合开的酒楼里陪各类人吃相同的饭。他介绍了数不清的作家，诗人，画家，演员给我。每个晚上的节目都丰富多彩且从不重样。每个晚上我都喝醉，隔天酒醒时身边总会躺着一个不知名字的漂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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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董三的前一天，他又要为我开欢送会。我说我想一人去海边走走。他执意要他的女学生陪我，我阻止了他，开玩笑说我也想去海边找找灵感，像你一样写诗卖钱。董三认真地忠告我几句写诗的要诀，也就再没多说，任我离开。
海滩上，孤独的只有我和一只破渔船。
我什么也没去想，静静地聆听海的声音，抽完了董三送我的一包好烟。
当落日消逝在海里时，我才起身，沿堤坝漫无目的地乱走。
在一间木制小屋前我停住脚步。
我认出了这间记忆中的酒吧，迟疑了下，继续朝前走去。
可没走多远，我还是折回身，推门进入。
时间尚早，昏暗的酒吧内空空荡荡，桌椅随意地摆放着。
尘埃在夕阳的余光中四散，我伫立在门边，看向前方舞台上吹着萨克斯的老人。他精彩的演奏让我恍惚。
一束光线顺着老人所在的位置滑向舞台中央，一位上了妆的的女人，两腿交叠地坐在吧椅上。
她头发盘在脑后，一身艳红的旗袍，耳朵上一对精致的耳环闪闪发光。她调整好话筒，点着了烟。
她闭眼抽烟的模样很像我曾深爱过的一个女孩。
那女人扔去没抽完的半支烟，如同叹气般地吐出淡蓝色的烟圈。
过了许久，她才缓缓开口唱：我想忘了你……
我想忘了你。
责任编辑 宁 肯
生活本身并不严峻
吕 魁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有的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而有的却没有。那么，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生活？文学和生活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几个问题应该是没有唯一答案的。我曾尝试弄清这些问题，为此我请教过老师，也读了不少名家的访谈录和自传。可是，适得其反，我非但没找到能令我信服的答案，反而越来越糊涂。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间我这几个问题，我想我还是答不出来。
在众多的解释和观点中，我颇为欣赏的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生活本身并不严峻”。从这短短的一句话中，我似乎对文学，对生活有了自己的理解。我想这样比喻：如果说生活是土壤，那么文学就是树苗，每个文学创作者就是育树的人。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棵树苗，精心浇灌，悉心培育。你也可以埋它在土壤，任其自然发展，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浇水，施肥，修剪而已。最终树苗能长成什么样，和育树的那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
我写过的东西很少，看过的书也不多，更没在创作上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我很热爱生活，对生活很感兴趣。我有一个不能称为爱好的爱好，我喜欢在行走中听着音乐，看着路人行色匆匆的表情。我听不到他们都说些什么，我也刻意不去听。我随着音乐，去猜想他们会说什么，有怎样的生活？这个时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一首好听的歌曲还未结束，一篇或精彩或平庸的小说却已在我的脑中有了雏形。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语言组织好，用适当的叙述方式写出来。至于写出来的结果如何，有没有意义？我从没有去考虑过。我固执地认为，写作是很私人的事情。我的底线是，我写的东西，过一阵子，我再回头去读，依然能静心顺利读完，这也就够了。
具体到这两篇，那也是一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已很难回忆起最初创作的冲动是什么。《少年行》的写作初衷缘于我去年暑假回老家，一个很炎热的中午，我在日光下等着去游泳池的公车。这时，马路对面有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喊我高中时的外号。没有等我反应过来，她已跑到了我的身旁，兴奋地和我打着招呼。看她的模样和打扮，我还以为她是我的某个远房亲戚。她问我还认得出她吗？我窘迫得含糊其辞。她笑得很大声，笑过后，给我说了她的名字。当我听到她的名字时，十分意外。我根本无法将眼前貌似少妇的她和我读高中时那个只喜欢穿白连衣裙，读各种文学杂志的女生联系在一起了。我问她在照看谁家的小孩？她笑得更大声了，她说小孩是她的，都一岁半了。她告我说高中毕业后她就不再读书了，嫁了人，生了孩子，自己开了服装店做生意。她问我在哪发财？我如实地回答说还在读书，她听后惊讶得后退几步，不停地夸我有出息，还说读高中时就看得出我将来是做大事的人了。我赶紧转移话题，向她打听高中的那些同学的近况。她像是全都知道，但说的都是高考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中有的做生意发了点小财，有的去外地打工几年都没有再见过了，还有的已经坐了牢，判了很重的刑……
车来了，我给她留了联系方式，和她告了别。在空荡的公车上，我突然有种莫名的感伤。想起了很多我成长中经历的一些人，一些事，感觉很遥远，且不实际。就这样，我有了把那段日子写下来作纪念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少年行》。或许我写的不全面，或许我还很欠缺写作的技巧，但是我创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写出来，也算是给青春即逝的自己作个纪念吧。
关于《城市变奏曲》，那纯粹是一时灵感所致。先前我有个很要好的女性朋友，也就是文中宁梓的原型。她听说我在写小说，非让我听听她的故事。然后她就给我讲了她是多么爱一个已有了家庭的大学中文老师，而那老师的妻子，很巧是她读大学时的师姐。听了她讲的那个无疾而终的故事后，我也有了灵感，于是答应她，写成小说，在她过生日时，当生日礼物送给她。可当小说还没写完，我就收到了她和她认识不到半年的美国男友去美国结婚的消息……这让我感到突然，就在一夜之间推翻重写了一次，在天亮之前发到了她的邮箱里。她读完后的回复让我感到欣慰。她说，她想买机票回来，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通过这两篇小说的创作，我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小说永远不会比生活精彩。它只能是生活的提炼和浓缩，至于生活，它又是无法认清和说清的。每当对生活中的某个事件产生了困惑或兴趣，一篇小说的灵感也就随之到来了。但小说毕竟也不是解决生活中复杂问题的办法，更多的时候，它也只是起镜子的作用，当一种呈现的工具。
我知道，我的生活阅历还很浅。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是写不出好作品的理由，反而更觉得这像是逃避的借口。对小说的创作我幼稚地认为，只有积极地热爱生活，敏感地观察生活中那些有意思的人和事，珍惜生活中的点滴细节，如果再能在生活中发掘，感受到一些东西，那写出好的东西也就不是件难事了。
我很欣赏，也很赞同已故的作家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在这里我想引用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同时，这段话也是对我写作方向的一种指引，也是我写作时，最基本的态度。“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不能勉强。
责任编辑 宁 肯
印象·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宁 肯
吕魁很年轻，还在上大学。读了他的两个中篇小说，有些感想。吕魁的小说不老到，也不稚嫩，不极端，也不保守，稍有青涩，但是恰如其分。每个时代都会实时地呈现自己的代表作家，都有响当当的人物，但如果往远处看，或如果将来回过头看，时代往往会有新的结论。吕魁的小说不是那种姿态鲜明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作品，但是他的“恰如其分”令我欣赏，让我看到他的文学之根扎得诚实，看到文学传统薪火相传。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像他这样“恰如其分”地走下去，是可以远足的人。
为什么我要一再强调“恰如其分”？因为我看到的个性张扬（或者姿态张扬）的作品太多了。在某种有限的层面上，现在似乎是一个自我扩张、个性泛滥的时代，有才气的写手遍布于网络和纸媒，时有作品洋溢的个性才气让我惊艳。但认真一看，这些才气往往缺乏根基，没有方向，看不清来龙去脉。我常常想，这种颇为个性化的作品能走多远？是否会被有限的个性局限？是否成长性不足？是否会原地打转？回答经常是肯定的。有些人，看他几篇作品还可以，看多了就会发现重复，甚至原地打转，他们除了重复自己似乎无路可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更看重那些内敛的根系清晰的不怎么动声色的作品。换句话说，在一个有限个性泛滥的时代，特别是在青年写手身上，我更愿看到他们传统的一面。
文学史上关于作品是否要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始终有争议，一般说来作家应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能够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作家有个人风格，比如司汤达。司汤达在法国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反对过分张扬自我，主张客观写作。为了避免自己的个人风格，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司汤达每天在写小说之前一定要先读读字典，以达客观、准确，消除个人风格的效果。字典是人所共知的客观准确的文本，在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司汤达要的就是矫枉过正。《荒原》的作者艾略特也是主张“去个性化”的人，在其著名的诗学理论《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明确提出：“一个艺术家的进步，意味着不断地消除自我，不断地消灭个性……文学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艾略特举例说：“在整个《天堂篇》中，但丁本人完全是非个性化的或超个性化的。”艾略特这样说是基于他对传统的解释，他认为从来没有任何艺术家“他本人就已经具备了完整的意义”，与个人才能的有限性和不完整性相比，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当然，艾略特也说过这样的有趣的话，“只有具备个性的人才懂得想要脱离个性是什么意思。”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艾略特的自我修正，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艾略特在寻找一种更深厚更睿智的个性，而要找到这种个性只有浸润于完整的传统才有可能。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我理解艾略特反对的是作品中的“小个性”，而主张“大个性”。“小个性”往往是耀眼的，但同时也是一种狭隘，一种限制；“大个性”则是一个人通过进入传统使自我消弭——事实上是充分发育而获得的完整性。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作为种子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疯长”还是在传统中缓慢地“发育”对一个作家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一个作家最终的成败得失，或者，你是一个一流作家还是二三流作家，都可以追寻到他的种子发育和成长时期。时下我们的一些成名作家面临的“滑铁卢”式的失败或“狂欢”式的失败，都是这个问题作怪。艾略特的话并非金科玉律，但至少我认为是一种提醒，一种不同的考虑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不同的思考方法，以不断矫正我们通往艺术窄门的路径。
吕魁的小说没显示出什么特别的个性，这是很正常的，他要是显示了我倒要为他担心。他还很年轻，正应该是悉心浸润于传统、发育自己个性的年龄。这个阶段一般说来不能跨越，因为就像跨越社会发展阶段总要遭到报复一样，人跨越自己的阶段也会落入自己的陷阱。吕魁显然不是这样或不打算这样，他的小说让我看到传统的力量。
忠实于生活感受，追求准确的表达，无疑是我们重要的文学传统。吕魁的两篇小说显示出这个特点。《少年行》是一个成长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