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七情六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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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下的城市空间中，1987年6月8日，上海男人获得了他们自己的香水：伯龙。
可以把它看成是时代发出的一个信号。只是信号，不是时尚。恶俗的上海小市民习气加上传统粗糙文化的双重压迫，使得上海男人完全体会不到香水对塑造一个高雅男人是多么的重要。即使今天，穿着睡衣裤上街的小市民依然体会不到涂抹乔奇·阿玛尼香水的男人的某种格调；而那些深受传统粗鄙文化毒害，或者说深受北方粗笨文化毒害的男人们，依然将“鲍斯”或“巴伯莱”香水看成男人的精神毒品。
在上海男人有了自己的香水之后，9月30日，上海服装首次出现男装女式化。
它依然不是时尚，而只是社会生活的一点另类萌动。首先，所谓的“男装女式化”指的并不是后来生活中提供的中性服装，如同今天那个让我有点恶心的男性理发师所穿的裙子那样的中性服装。它只是颜色有点偏向女性而已，昔日为女性专有的粉红、大红等等色彩而今也出现在上海男性的身上。世界因此变得缤纷，上海因此变得多样。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配得上时尚这词，那就是在这个年份潮水一般淹没整个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牛仔裤。
牛仔裤最初的命运并不美妙。从八十年代初期起，经由港澳同胞、西方游客的身体力行，它来到上海，但身份一直有些可疑，有点类似麦克·哈里斯的墨镜、邓丽君小姐的《何日君再来》以及充分暴露出女人美腿的超短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个重大的变化来临，中国高层也穿起了牛仔裤，这样，那些始终寻找着意识形态敌手的左派布尔什维克们才如梦初醒才就此罢休，原来牛仔裤里并没有埋伏着西方敌手试图颠覆红色中国的阴谋诡计，它其实是西方蓝领的标准着装，其实是老卡尔梦寐以求的世界大同的一个标志。
于是，上海被牛仔裤彻底淹没。在上海的华亭路、柳林路、九江路等等出售反叛、前卫、非主流服装的街道上，我们看见成千上万条牛仔裤生气勃勃地垂挂着，质地从石磨兰到水洗布，应有尽有。众多上海的青春男女来到这里，他们将不同的牛仔裤带回家中，他们在这条紧紧包裹着自己臀部的裤子中体会着时尚变化的种种细节，体会着城市生活变化的种种微妙。
也有很多的上海人前往广东、福建一带，寻找他们愿望的牛仔裤，所谓的愿望，也就是价位更便宜一点、风格更纯正一点。这时，品牌意识还比较模糊的人们对牛仔裤的品牌渴求暂时地停留在“苹果牌”上面。“李维斯”品牌还放在某个渴望征服中国市场的西方商人的口袋里；而后来让时髦男女心向神往的“开尔文·克莱尔”品牌上海男女此刻对其还一无所知。
G30收录机中的肉体如此香艳（2）
配合疯狂牛仔的是同样疯狂的皮夹克。
1989年，当伟大的摇滚歌手崔健在北方干旱而贫瘠的土地上，卷起他的裤脚管吼叫着“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上海人民中的一部分，正用自然保护主义者深恶痛绝的皮质包裹着他们娇嫩的身子。
与牛仔裤稍有不同，皮夹克的价位远远不是普通男女可以承受的。寻常一件皮夹克的要价是500元，名贵一点则在四位数以上，这个价格是当时人们月工资的一倍或数倍，由此，这拨时尚狂潮淹没的只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部分。尽管这样，极度高烧的时尚分子，他们依然富于勇气地穿着“金羊”、“金照”、“雪豹”等等品牌的皮夹克努力姿态优雅地走进上海刚刚展开的空间：HOTEL。这些人们将是立刻将要到来的高消费社会的拥护者，在1989年末，他们也将在上海的时尚空间庆祝一个与他们完全无关的节日：圣诞节。
而这些都是那个年份最大的时尚。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1）
由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其它种种原因，上海主流媒体在1988年还只能羞羞答答的报道：上海在1988年12月24日这天，开始正式过起圣诞节。
圣诞节的狂热就这样开始了，这份狂热一直持续了整整十年。推动这股时尚的力量多种多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特殊的空间：HOTEL。
1984年，某种意义上，它是上海新旧城市生活的一个分水岭。
这一年，城市诞生了1949年之后的第一个HOTEL，它就是高度首次突破国际饭店的上海宾馆，它带来的东西其中之一便是上海最早的迪斯科舞厅：“观云阁”。随后，具有国际意义的华亭宾馆诞生在1987年，在它的二楼，有着中国最写实的摄影家对中国土地、人民和文化的不堪入目但真实无比的写照。同年12月11日，一幢银灰色大楼，拔地而起于上海最好的地段华山路与延安西路之间，它就是希尔顿，它给上海带来了超豪华的格调、一杯咖啡50FEC的高消费、以及当年的男装世界第一品牌“杰尼亚”。它同时带来了上海第一代的似乎永远处于幽暗、暧昧状态的酒吧，它们云集于希尔顿四周，分别是“樱”、“红”、“山羊”、“杰姆斯”、“拿破仑”、“曼克顿”等等等等，在这些酒吧中，经常会产生出城市的离奇人物、离奇行为和离奇故事，在这里呆着的男女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希尔顿的标房。
HOTEL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全心的感官体验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上海的青春男女十分惊讶地看着上海宾馆自动开启的玻璃门，在这扇新奇大门背后所正在进行的一切华丽生活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他们十分贪婪地捕捉着华亭宾馆立面玻璃里面呈现的莲花般的流水状，那种水晶宫般璀灿的世界是他们平庸的生活难以企及的；还有气度非凡的静安希尔顿，暴露在幕墙外的、自由升降的电梯，它不仅显示着有产者所要求的格调还让无产者产生了望而生畏的感觉。
由于接待四方宾客的需要，由于HOTEL自我认同的功能，这里成了上海对圣诞节最为敏感的地方，也成了上海人最渴望在这里度过圣诞节的地方。
上海旅游报记者单苏在当年采稢aoOTEL时如此惊叹道：这里就是真正的城市伊甸园啊。
1988年与1989年的圣诞时刻，寻常的蓝领青年只能用疯狂地互送圣诞卡作为加入时尚之潮的一种象征；等而上之的则在某个公共空间中拉上一串白炽灯泡或枝型闪灯，再在桌子上堆积一些红肠、方腿作为对这股时尚大潮的回应；只有那些在财富层面上已经率先在城市生活中登顶的男女，身着这个年份最时尚“金羊”、“金照”、“雪豹”或从“第一西比利亚”出品的皮夹克，脚蹬这个年份最时髦的“老人头”皮鞋或“地爱多娜”、“阿迪达斯”网球鞋，一一进入上海绝无仅有的几个HOTEL。他们在摆开圣诞大餐的餐桌前坐下，并不熟练地摆放着洁白的餐布、使用着刀叉，在小口小口呷着红酒的时候，将自己想像成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港边遐想什么的有品味男女。
他们完全无知圣诞节对西方文化的重大意义，不能体会即使这个节日现在已经变得如此世俗之后依然存在着的那份永恒的价值。作为上海第一时间进入HOTEL的男女，他们中的大部分社会地位极其可疑，他们的修养和认知水平也只能达到将圣诞节当作又一次“大快朵颐”的机会。
在1989年年末的圣诞烛光中还闪烁着一个重要的时尚现象，这是任何一部城市欲望、消费和时尚编年史都不能遗漏的一个章节，它就是卡拉OK。
不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是无法充分理解、想像这个来自岛国日本的电声玩艺儿曾经掀起的滔天巨浪，在上海，有个城市空间详尽地注解了这个时尚现象。
长乐路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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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院子，有着2000平方的阔大空间，种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小楼前面，有着一个雅致的庭院，在1989年的那些夏季的夜晚，庭院中置放着多顶遮阳伞，遮阳伞下是一张张白色的桌子、椅子，头上星光迷离，假如你刚好坐在这里，要上一杯“琴汤尼克”，打量着这个比星光更为迷离的社会是十分逍遥快意的。
你当然会看见一个男人，一个有些驼背的男人。你可以把他称为G。G是长乐路60号的常客。谁也不知道他的正式职业是什么，但他不那么正式的职业则可以称为上海歌舞厅中的｜穴头。他帮助未成名的女歌手尽快红火，帮助已红火的女歌星尽快找到她们的如意郎君。曾经有个来自加拿大的男子，想在上海找一个中意的女人，G为此而大显身手，让这个加拿大男子在“电影文艺沙龙”听歌中力捧一个未成名的女歌手，一个晚上送了100枝鲜花，每枝花的价值为10元至38元不等。
G通常在夜晚十二点左右的时候来到长乐路60号，他的身边通常总是围拢着一帮艳丽的女子，这都是一些未成名的歌手，来自“沧海”、“新都“、“友谊酒家”和“电影文艺沙龙”等等当年上海滩的几个歌舞厅。G很少在庭院的白色椅子上落座，他总是直接进入庭院左手的房子。
那里，没有后来的LD、也没有后来的蕾射，只有录像带通过东芝录相机放出着画面，但原始的卡拉OK已经出现在了上海。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包括着“皮条G”与“狩猎者”王唯铭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男子。等待是平等的，一个夜晚，你只能轮上三次、至多四次。在摇曳的烛光中，在妖冶女子的眼神中，在暴富的男女和港澳来客的手势中，你等待着齐秦以今天不可想象的激｜情而“狂流”而“大约在冬季”；等待着姜育恒用今天最为缺乏的真情而“驿动的心”而“跟往事干杯”；等待着钟镇涛温情脉脉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及等待着王杰十分凄美地“安妮”和“一场游戏一场梦”。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2）
那时，贫穷的“狩猎者”和他相对富裕的大哥曹忠铨，为了他们在这个晚上各自的三个歌曲，常常从夜晚九点进入这里，随后在第二天五点左右时分，在城市黎明的曙光中，带着一身懊热气息回到家中。
长乐路60号的这个地方叫作“桃园酒家”，它是其时上海仅有的三个卡拉OK之一（上海第一家卡拉OK叫“黄楼”），在这里，它培养了上海第一代卡拉OK的发烧友，培养者为林文如小姐。
在1989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你可以放弃写作（因为你本无写作的天份），你可以拒绝“阿迪达斯”（因为你本无那么多人民币），但你不会放弃、拒绝卡拉OK，它是那个年份最大、最酷、最炫、最IN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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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1）
有些情景甚至出乎一个“狩猎者”的想象。
1988年11月5日的傍晚，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部，更正确点说是在江宁路“大都会”舞厅的一边一家极富现代情调的咖啡屋，周邀请我坐在日式沙发上。那刻，城市正在窗外的暮色中燃烧，丑陋而肮脏的街道正因黄昏显得生动起来。
周要了牛奶、沙达和水果圣代，姿态并不优雅但动作十分熟练地抽着KENT，并和我一同沉浸在这年最为走红的美国歌星莱昂奈尔·里奇的性感歌唱中。
周告诉我他已抛弃了S厂和S厂支部书记的头衔，我注意到他用的是〃抛弃〃这个字眼。周非常轻蔑地挥挥手，似乎在挥去苍蝇之类的东西：现在，这些值几张分呢？
周说他和他的三教九流朋友们合伙开办了一家花木公司，每人投资一万二。事情开始得并不顺利，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伙心狠手竦的上海歹徒抢劫了公司，掠去了几近三分之二的家当，他们全体走麦城，他更是几近山穷水尽……
但后来，周还是寻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康庄大道。 周和在日本长崎攻读硕士学位的朋友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共同“猛斩”想去日本的“上海冲头”。日本方面由他朋友运动：寻学校、找保人、寄入学通知书；上海方面由他操作：找“冲头”、搞联络、收钞票……进帐四六开。每“斩”一个“冲头”，他的纯收入为四千元。
周诡谲地对我笑笑：对大家来说，这些早就不是秘密，其实也没有多少诀窍，要想在这个社会成功，只需做到一点：龙门敢跳，狗洞能钻。
周格外亢奋地向我叙述了作为一个城市“新英雄”，他在1988年里所玩弄的手腕、使用的计谋和设置的陷阱，他将我们这个社会曾经通行此刻还在通行的政治信念、伦理准则尽情地糟蹋了一番并放在了屁股底下。
那一刻，我不由得吃惊并确切地感到了迷惘——在进入S厂之前周是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某导弹连的指导员。他不乏才华，聪明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擅长列宁式的鼓动。一句话，他拥有那个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