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考报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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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吴开晋老师的研究生，好像是中国古典诗词专业；还跑到什刹海附近的老北师大报名站去报了名。可笑的是什么情况也不摸底，就在报名之前给吴老师写了信。在报名站，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名字便认出了我，原来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见我报得不妥，便问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院，那是专为新闻系统的子弟而设的，报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亲生前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只得据实以告已给上海方面写信了。几天后吴老师终于来信，说是只招一名学生且早已内定了。所以，两次报名结果都是无‘考’而终。两位老师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实根本不具备考研的水平，而且这样轻率，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对调的办法回到北京，上大学的动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时此刻的脸上布满了凝重的阴云。“1982年初，我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做秘书工作，在香山昭庙见到刚毕业分配来作协的77届大学生王超冰，她告诉我，那年他们听说我报考北大，都想着我能来呢。这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忘记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这种认识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发展成了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况且，人们把当时社会上一窝蜂地考文凭的做法称之为混文凭，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张纸之后，实际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凭又不成，晋级、评职称、分房……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无不受此影响。在几经犹豫彷徨之后，有一年我终于决定去考成人自学高等教育；一打听，乖乖！十二门课程，门门不易——又给吓回来了。1988年秋，我自己给自己鼓了好几回劲儿，终于又下决心去考民族学院的成人函授大学。那天，好容易打听到报名地点，沿着民院新楼的楼梯往上攀，见身边上上下下全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莘莘学子，不知何故就自惭形秽起来，越往上攀越没了勇气，到了报名处，看到排在前面的姑娘小伙儿在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想到只有自己是个四十多的半大老头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实谁也没朝我看，自己就那么浑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时候，我的勇气终于泄尽，终于象逃也似的跑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学习、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丢人嘛，你说你害的哪门子臊！但说是这样说，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学拒我，是我拒大学也。”
如今女儿已大学毕业的郭小林说：“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只是没有时间——忙了单位的事，忙家里的事；最主要的是老想写东西——虽说其实也没写出个样儿来，却总是牵肠挂肚，因为我不甘心当年的辉煌多年不再。至于大学嘛，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
像郭小林这样欲以毕生的时间圆其大学梦的人，在中国有千千万万。
第二章 备战黑7月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三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二十三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饺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大的高考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时，完全没有准备。许多人彻底放弃考大学的权力，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考，难度远比现在简单。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你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出来分配的工作还好的岗位。这种情况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凡分就是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却最后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二十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竞争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位两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说。
从什么时候起，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惟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参考资料，为的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
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然是能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考场战而胜之。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考试的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抢生一一兵马来动先出招
认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场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以有九十五个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也就是说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了。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树立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那些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最早时并没有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因为高考之风把他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高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名额招生指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中学之名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远干不出聪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不费力的聪明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从这儿考出去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奥秘在哪？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它打出的每年录取学生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们的“中招”分明打着的是600分，而实际上真正600分的学生是很难进得了四中的，为什么？因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进这所“北大、清华的摇篮”，结果四中的招生名额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兴叹。“中招”五门课程考600分容易吗？对一般学生来说，这是近乎于登天的记录！所以凡能进四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国只有一所，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学校，所以我们排除其它学校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间的竞争就情况不同了，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没有北京四中那样的特殊性，他们靠的是以各种“招术”来赢得社会和家长及优秀生“自投罗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们学校来，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说他们教务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定期请本市或者省报驻市的新闻记者到学校“联络感情”，其实就是请这些记者来为学校当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传广告费，以此让社会明白他们学校是有实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个教职员工分配拉生指标，每拉到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奖励多少钱，每拉到十个过线（即超过学校录取分数线）者奖励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达到多少多少了。
“费那么大力气合算吗？”
“当然合算。”老韩肯定地回答我，他从一个老教师的亲身体会中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一般好生与差生区别，集中反映在学习的注意力上。优秀生或成绩好的学生，他对学习往往有浓厚的兴趣，俗话说能坐得住，不用老师费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个别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学习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么管他也达不到自觉学习的那种效果。还有一点差异是，好学生一般通常有极高的竞争意识，眼睛总是盯着更高的目标，差生就不一样了，缺乏竞争意识，随大流，你用鞭子在后面抽着赶着，也未必起作用。有经验的教师所做的总结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老师要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培养成优秀学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教三至五个基础好的学生。这一比例说明，同样一所学校，生源的优劣可以影响学校至少三至五倍的教育效率，其实这还仅仅是一般规律而已，如果把优劣生内在的个人因素一起放进去，这一比例将会更加增大。
老韩向我掏心窝子说：“你想，当老师的再有责任心，可学生总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可能给你‘全心全意’吗？这就形成了谁都愿意教好学生，因为越是好学生教起来越省事，越省事教起来就越有情绪和兴趣，这样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烦都烦死了，一天到晚尽是些费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会起急，到头来你还啥成绩都没有。所以我们给老师下指标，用奖励手段来鼓励大家去争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积极想法子，因为谁都知道，与其等以后让我去教一个差生班，还不如我现在就下下功夫争取一班好生来呢！”
竞争就这么白热化地展开了。只要我们到每年的“中招”会场看一看，你就会感觉抢生的火药味。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抢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某校一个初二学生得了省数学比赛冠军回到学校后，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点学校的领导登门接见，校领导当场向学生家长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时，他们免考招他入学。家长和孩子听了自然非常高兴。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