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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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最钟爱的门徒们进行的一系列天堂论辨之中，把握住了通向未来的方向。
圣彼得问：“信心是什么东西？”但丁首先引用了使徒保罗的定义：“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论证说“人间只存在于信心之中，在这信心之上建立崇高的希望”，这就是信仰之心的根基与证据，因而“人世信仰了基督教，这就是奇迹，其他的奇迹不能及到它的百分之一”！此处的关键在于：“那倾注在《旧约》和《新约》上面的圣灵的充沛丰盈的甘霖，就是那推论武，是它使我达到了这个明确的结论，与此相比，一切证明在我看来都是钝拙的。”由此可见，对于但丁来说，理性精神的基础就是虔诚信仰，因而信仰之心成为但丁进行预言的基础之基础。
圣雅各问：“希望是什么？”但丁赞同这一说法：“希望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某种期待，来自上帝的恩典和已往的功德。”因而认为《圣经》“向我指出那福音，关于那些成为上帝友人的灵魂，这里的幸福生活就是那天国”，进而提出“有信心的人”应该接受上帝的考验，才会最终实现崇高的希望。所以，当圣约翰问“爱为何物？”时，但丁除了认同于《圣经》之外，显然还接受了亚理斯多德关于神是“爱的第一个对象”的影响，因为“在这爱里欲望和理性统一了起来”，于是但丁要说：“这种爱必然铭刻在我的心上，因为由心灵领会了的善，作为善，燃起了爱，爱在其本身里能包容多少优越性，就表现出多少来。”这样，爱上帝也就要爱人，而爱人的程度将取决于这些人“从上帝受到多少善”。
总而言之，但丁在《神曲》之中所作出的关于死亡、复活、自觉的种种预言，都是基于这样的信心、希望、爱，也就是“我相信一个上帝，唯一而永恒的上帝；我相信那永恒的三位，我又相信他们是一体的，因此一体和三位同时是复数和单数。那圣洁的福音书里的许多章节，把我所说的那奥秘而神圣的性质，不止一次地印上我的心灵。这就是那根源”。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但丁是一个真正的与纯正的宗教预言家。
相形之下，1503年出生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诺查丹玛斯，由于晚生了将近两个半世纪，也许是一个与但丁完全不同的世俗预言家。如果不是偶然巧合的话，但丁当初为了参加政治活动，曾经加入过医生和药剂师行会，而诺查丹玛斯则是在行医多年以后，才开始大写预言诗的。诺查丹玛斯是犹太人，9岁时全家由犹太教改信天主教，而他的父母后来又皈依了新教，因而使诺查丹玛斯对于宗教的性质，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世界宗教都有着亲身的体会与了解，在消除了宗教的神圣感之中，也失去了对于信仰的虔诚进行追求的热情，导致对于宗教异端邪说的某种偏爱。
与此同时，由于从小就对占星术十分感兴趣，诺查丹玛斯熟悉天象的运行，因而此时在阿维尼翁读书的诺查丹玛斯，小小年纪就成为拥护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日心说的坚定分子。然而，阿维尼翁曾经是天主教教廷的所在地，当地的天主教势力分外强大，诺查丹玛斯的父亲与母亲，非常担心自己的长子会因此而被天主教教会当做异端分子来进行迫害，于是，1522年，19岁的诺查丹玛斯在父母的劝说之下，离开了阿维尼翁，开始学习医学，并在十年以后获得了博士学位。可是，诺查丹玛斯从小就是一个不安于现状，极易招引他人非议的人，因而最终放弃了安定舒适的在大学教书的工作，像他的犹太祖先一样，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涯。
在一连串的瘟疫之中，诺查丹玛斯不仅失去了妻子与两个孩子，而且还看到了无数生命的毁灭，面对瘟神的猖獗肆虐，他却只能痛心地感到多少有点儿无能为力，这促使他对基督教及其《圣经》开始进行怀疑，以至于对一个正在制作圣母马利亚雕像的匠人说出了“你制作的是魔鬼”这样的话来，结果在1538年被天主教会当做异端分子追查，只好不断地逃亡，以避免受到宗教迫害。与此同时，诺查丹玛斯对于哲学与神秘学却越来越感兴趣，1547年在里昂出版的罗马帝国时代新柏拉图学派中人撰写的《神秘埃及》一书，促发了诺查丹玛斯进行预言的灵感，以致于在他的《诸世纪》里面留下了该书的明显痕迹。
1550年，诺查丹玛斯开始运用自己的占星结果来编写年历，以后每年编写一套，并逐渐放弃流浪行医的生活。1554年，重新建立家庭的诺查丹玛斯，终于能够安坐下来阅读自己所喜爱的各种书籍了，特别是有关哲学、神秘学、占星术方面的书籍。这样的阅读，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冒险的的举动，因为有可能随时被人告密而遭到宗教迫害，所以，据诺查丹玛斯后来回忆说，他在当时就养成了读完一本书之后就立即烧掉的习惯。事实上，诺查丹玛斯的这一怪癖，不过是他对自己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迫害异端的宗教狂热的一种无声抗议的个人折射。
幽深夜里独坐于秘密的书斋
黄铜三脚架之上
幽暗的火苗微微闪烁
难以置信的预言诞生了
这是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第一部之中的第一首四行预言诗，它表明了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首先是以其数量之多而令人难以置信，《诸世纪》的每一部都收入了与“世纪”所表示的100年相符的100首预言诗，作出了100个预言，而《请世纪》将多达10部，因而就会收入1000首预言诗所预言的1000个预言。虽然因为《诸世纪》第七部未能完稿（更有可能是初版以后在流传中出现文本缺失，否则，不会有其后的第八部到第十部的出版），而暂时没有凑足这1000个预言，但是，至少诺查丹玛斯的遗稿表明，他还打算写出《诸世纪》的第十一部与第十二部。
正是这一诺查丹玛斯掀起的诗意预言洪流，使当时与后世的人们陷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漩涡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因为，《诸世纪》之中的预言令人难以置信地无法破解，不仅预言诗的写作采用了多种语言及方言，比如有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再加上普罗旺斯方言，使之成为语言的大杂烩，造成了阅读的困难；而且作者似乎有意打乱了语序和时序，词语驳杂罗列，语义晦涩艰深，导致了解读的困难，从而在看不懂与读不懂的双重障碍之中，据说只有专家才能说得出些子曰来。这样一来，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在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后世的小预言家们的同时，又为后世一代又一代的假预言家们提供了妄说预言的文本。
与其说这是诺查丹玛斯在当时为了逃避教会的加害而故弄的玄虚，还不如说这是他为了显示自己预言能力的神奇而特意留下的文本空白，以便为自己的预言在不够灵验时进行模棱两可的辩护，这实际上是预言本身所具有的主观性臆想构成直接造成的。可以说，任何预言都具有真相与假设的两面，居于真假之间的预言是真还是假，关键在于是从真相出发去假设，还是以假设来掩盖真相。于是，世界上便出现了一些真的预言与一些假的预言，更产生了大量的真真假假的预言，而人类不得不为这些形形色色真假难辨的预言付出种种代价。
当然，这并不是说诺查丹玛斯在大写预言诗的当时，就毫不存在教会进行宗教迫害的危险，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借助了王权的庇护来避免可能发生的任何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诺查丹玛斯立于现实的预言总是与王室有关的主要原因；同时，诺查丹玛斯所作出的那些出于假想的最大预言，总是在挑战距离当时足足有400年之遥20世纪！显然，以预言的方式来挑战遥远的未来世界，对任何一位预言家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最为安全的一种举动。
Ⅷ．40 寿终正寝的千年预言
当对于人的命运进行的预言，由神如斯说转变为人如斯说时，进行预言的预言家的身份，也就从代神传言者，摇身一变而成为言为心声者，因而对于神与人分离的宗教预言家来说，由于其始终保持着与神的界限，反而容易保留着人的形象；然而对于以人的面目出现的世俗预言家来说，则因其容易流于神化，最后将可能出现人与神之间难以分辨的结局，并走向新的造神运动，从而导致人的命运始终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样的伊甸园游戏的长存，在使智慧之树夭亡的同时，也使生命之树枯萎。
在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集《请世纪》流入法兰西宫廷之后，引起强烈反应的是卡特琳娜王后，因为在这些预言中再次出现了关于国王之死的预言，而王后关心自己7个儿子的命运，于是在王宫召见诺查丹玛斯，由于没有留下记录，据说诺查丹玛斯对王后说过“您的儿子都能成为国王”，可是后来的事实是王后只有4个儿子成为国王，即使真有此预言，看来也是真假参半。在所有关于国王命运的预言之中，精确到死亡时间与死亡形式都丝毫不差的，是死于1559年7月10日那天的法兰西国王亨利二世，他因为与绰号叫做狮子的臣下比试枪法，被对方的枪尖从黄金头盔的缝隙穿过刺中眼睛而死。
不过，如果从《诸世纪》的出版情况来看，最初是分成两部分的，分别在1555年和1568年印刷发行，而据说在1555年出版的那一部分，上面连印刷日期都没有，再加上1566年诺查丹玛斯去世，因而很可能《诸世纪》一书曾在他的弟子杰维尼整理出版的过程经过了合乎史实的某种修改，从而使立于现实的预言转换成基于历史的预言。这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提高了《诸世纪》预言的准确性，但是却开启了对于《诸世纪》之中的预言进行历史附会的恶劣之风。
从此以后，这一风气愈演愈烈，据说甚至用一首预言诗——“欧罗巴西部最深处。”贫穷家里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他靠三寸不烂之舌让许多人如坠迷雾。”他的名声扬遍东方国度”——便可以一箭双雕地射中所谓历史造就的两个如此相似的人物：拿破仑与希特勒。但是，只需稍微细心一点就不难发现，这一附会至少有一点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拿破仑出生在科西嘉岛上，而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两个地方都不是欧罗巴西部的最深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预言像语言一样，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内重复地使用，还能够是预言吗？然而，像这样可以进行一箭双雕式解说的预言诗，在《诸世纪》中还有很多。
事实上，对《诸世纪》进行解说的专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那些小预言家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不少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或者是由于“背景材料不足，难以将它同某个史实相联系”，或者仅仅是“一首十分普通的四行诗，大概是预测了一个阴谋，我们从诗中难以推测”，或者是因为“不明晰的地方太多，这给破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等等。其中，关于一位国王之死的预言诗，即“他的逝世。”来源于雄狮十字架雏鹫的王冠”。据说“此诗是《诸世纪》中令专家倍感头痛的预言诗之一，历史上持有这样王冠的国王，多如恒河沙粒，大多数都符合本诗的描述，要将他们一一区分排除，找出真正的‘主角’，是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不过，这种情形的出现，正好表明如果是将历史往预言上硬贴，只能是白费力气，因为预言除了预示未来发生的事件之外，还可以预告对于未来的希望，比如说新教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崛起，而诺查丹玛斯却希望通过武力，来使“世界因为宗教分离而乱七八糟”的现状得到制止。这就在于诺查丹玛斯是倾向于王权政治的，因而他预言“当世界基督教国家没落之时”，应该出现一位罗马皇帝一样的国王，“月亮之王给亚平宁带来和平”，重建统一的新罗马帝国。对于这个预言的落空，连专家也认为“然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又是诺查丹玛斯的一厢情愿而已”。不过，如果硬是要用历史来证明这一预言的话，“欧盟”及“欧元”的出现，不是已经实现了诺查丹玛斯的梦想了吗？正是因为这一点，对于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后来者的专家们，往往是将其与社会政治的发展和需要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解说的。
根据解说，不仅法国大革命与之有关：“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监狱发生暴动，革命志士们就是从《诸世纪》中得到感悟的。”根据是“在狱中的桌子上有一部分供阅读用的《诸世纪》影印件，被关押的囚犯们在十天中相互传阅，以此坚定了行动成功的信心”；而且第三帝国的兴起也与之有关：“1939年秋，德国向欧洲宣战后不久，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