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与进化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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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被当选为声名赫赫的皇家学会会员，从而成为这个六代家族第一位荣获此殊荣的成员。此资格只限于英国为数极少的杰出科学家和思想家。另外，在里契菲尔德地区，伊拉兹马斯协助创办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家俱乐部——月亮学会。会员们总在满月的时候欢聚一堂，然后在皎洁的月光下乘兴而归。伊拉兹马斯和其他会员开玩笑戏称他们自己是“疯子”。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空想家，但绝对没有丧失理智。学会成员包括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JamesWatt）；18世纪英国首席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Piestley）；还有医生、天文学家威廉·斯莫尔（WilliamSmall），他在美国逗留期间，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的老师之一。月亮学会的会员们热衷于新发明新工艺，相信知识和科学推理的力量，崇尚思想自由和社会进步。他们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领导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促使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引导英国和世界进入了崭新的工业时代。
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兼医生、作家、科学家于一身，对于物种起源兴致勃勃。他的孙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其作为一生研究的课题。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格兰中部工业区迅速发展。伊拉兹马斯积极倡议修建一条贯穿此处的新运河。这时，他结识了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WedgWOOd）——著名的韦奇伍德陶瓷业创始人。两人一见如故，亲密有加，经常互相拜访。俩人的友情是联系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的第一条纽带，从此两个家族缔结的友谊一直亲密地延续下去。
1776年，大约是伊拉兹马斯和乔赛亚结为好友时，伊拉兹马斯喜得贵子，名叫罗伯特·韦林·达尔文（RobertWaringDarwin）。三十年后，罗伯特·达尔文与乔赛亚的女儿苏珊娜·韦奇伍德（SusannahWedgwood）喜结连理，成为连接两个家族的第二条纽带。夫妇俩定居在芒特宅，位于距两家都不远的施鲁斯伯里镇。两人在这里养育了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为了纪念罗伯特的父亲，大儿子与祖父同名，也叫伊拉兹马斯。二儿子生于1809年2月12日，名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查尔斯·达尔文的儿时故居——芒特宅，位于英格兰施鲁斯伯里镇近处。
查尔斯八岁时，妈妈不幸去世。查尔斯对妈妈残存的记忆模糊不清。在1838年，他写道：“我几乎什么也想不起来了——除了被人叫走。记得走进她屋里时，爸爸迎了上来，后来——我就哭了。我能想起妈妈穿的睡衣，妈妈的模样就记不清了，只记得她领我散过一两次步。”苏珊娜·达尔文去世后，姐姐卡洛琳（Caroline）、玛丽安（Marianne）、苏珊（Susan）共同担负起照管家庭的责任。她们同时负责照顾弟弟查尔斯和年幼的妹妹凯瑟琳（Catherine）。姐姐们对查尔斯大部分时候和蔼亲切，有时却也专横霸道，甚至压迫专制。查尔斯的哥哥伊拉兹马斯，又名拉斯，因为住校幸运地逃脱了姑娘们这种“母亲”般的关爱。
知名人士罗伯特·达尔文，人称罗伯特医生，是一家之主。他身材高大，大腹便便，威严不俗，表情严肃，行动庄重。像父亲一样，罗伯特医生医术高超，因医德高尚深受病人敬重。妻子的死却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难以自拔的烦郁之中。孩子们时常发现父亲面色冷峻。韦奇伍德的表亲在一次拜访后写道：“芒特宅笼罩在无穷无尽的阴郁之中。”尽管如此，查尔斯崇拜罗伯特医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父亲的骄傲。一生中每当提起父亲时，达尔文总是满怀深情，万分崇敬。罗伯特医生去世很久以后，晚年时，查尔斯路经芒特宅，在新房主的指引下重访童年故居。临别时，他依依不舍地说：“在那间玻璃花房里，如果让我一个人独自呆五分钟，我想我能看到父亲——那么生动鲜明，仿佛就站在我的面前。”
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看起来严肃冷峻，但在达尔文的回忆中，他是那样可亲，是“就我所知最好的人”。
与查尔斯的祖父不同，尽管罗伯特医生酷爱园艺，但对博物学没有特别的兴趣。小查尔斯像父亲一样喜爱植物，幼小时对花卉的挚爱延续了一生。在一幅肖像画上，七岁的达尔文两眼明亮，双颊红润，身穿衣领边缀有花边的天鹅绒衣服，骄傲地举着一棵盆栽植物。大约在这时，查尔斯有了属于自己的小花园，对它精心照管，乐此不疲。
在小查尔斯眼中，神秘的大自然奇迹无限，令人心驰神往。他兴致勃勃地收集贝类。鸟蛋、昆虫、岩石和矿物。十岁时，查尔斯去海边度假三天。对他来说，假期最难忘的回忆是发现新昆虫的惊喜。最初收集昆虫的努力受到姐姐苏珊的强烈反对。苏珊告诉弟弟，为制作标本杀死昆虫是残忍的。迫于姐姐的压力，有一段时间，查尔斯只好收集死去的昆虫。查尔斯还热衷于钓鱼、观察野鸟。所有这些爱好，使他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帮他养成耐心和系统观察的习惯，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十五岁左右，查尔斯学会了射击，以后多年来一直沉迷于猎取山鹑和其它鸟类。射击作为一种绅士运动，查尔斯一直保持下来，后来他把使用步枪的技能用于在科研中收集标本。
达尔文和小妹妹凯瑟琳。妈妈死后，年幼的达尔文兄妹由姐姐们悉心照顾。
哥哥拉斯按照家庭传统打算当一名医生，对科学也有所涉猎。他把一个工具室改装成实验室，允许查尔斯帮他做实验。1876年，查尔斯在《自传》中写道，这些努力是“我所接受的最好的教育”，因为这教会他“科学实验的意义”。当同学们得知他和拉斯在做气体实验后，查尔斯赢得了一个“瓦斯”的绰号。
小查尔斯·达尔文对学校教育并不十分在意。和十九世纪初期大部分中产阶级的孩子一样，家里哥哥姐姐的指导是他的启蒙教育。八岁时，查尔斯到距芒特宅不远的一所私立小学（日校）读书。学校生活枯燥乏味，查尔斯热衷于向同学们吹嘘自己收集的博物学标本。他后来仍然记忆犹新，自己有时仅仅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编造一些滑稽有趣的故事。比如说，描绘一些无人见过的怪异鸟类。有一次甚至吹嘘他能改变花朵的颜色。这些孩子气十足的胡思乱想，为后来他一生中为之痴迷的科研对象埋下了种子。
1818年，查尔斯九岁时，到拉斯就读的施鲁斯伯里私立中学读书，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光阴。虽然住校，校舍离家不足一英里，查尔斯经常飞奔回家与家人欢聚。他后来写道，“对于我智力的发展，没有什么比施鲁斯伯里中学更糟糕的了。”学校对他感兴趣的课程——博物学和科学——不屑一顾，却十分注重希腊罗马历史和文学，当时这些被认为是一名绅士的必修课程。孩子们花费大量时间，背诵长篇累牍的古文字。查尔斯想方设法逃避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欣赏莎士比亚戏剧和拜伦勋爵的诗歌；陶醉在阅读游记时的浮想联翩；或独自一人外出远足，收集岩石和昆虫标本。假期时，查尔斯和拉斯或者在他们的化学实验室里重操旧业，或者快快乐乐地和韦奇伍德的表亲们一起骑马到威尔士山脉出游。
1822年，罗斯离开施鲁斯伯里中学，到剑桥基督学院攻读医学。查尔斯独自做了一段时间的化学试验后，感到百无聊赖，兴味索然。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得知父亲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查尔斯十分不安。查尔斯在施鲁斯伯里中学从没有脱颖而出，罗伯特医生担心他会成长为一个无所事事、一心玩乐的打猎家。父亲责备他说：“一天到晚，你只知道打猎、养狗、抓兔子。这样下去，你不仅仅将是你自己的耻辱，而且将是我们家族的耻辱。”罗伯特医生相信自己知道十六岁的儿子到底适合做什么，决心把他培养成为一名医生。在他的安排下，查尔斯提前两年从中学毕业，立即开始攻读医学。
第二章 永不停息的探索者
爱丁堡大学位于苏格兰，其医学院久负盛名。祖父伊拉兹马斯，父亲罗伯特都曾在此深造。罗伯特医生决定送儿子到这儿攻读医学。最令查尔斯兴奋的是，哥哥拉斯也要到爱丁堡大学完成学业。1835年10月，两个年轻人抵达爱丁堡，在大学附近的公寓租了一套房子。在这里，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品尝麦片鱼头这样的美味佳肴，一边积极投身于古城的学术生活中。
爱丁堡又名“北方的雅典”，因为和古希腊的雅典城一样，这个大都市同时也是一个学术中心。由于苏格兰的学术生活不受宗教控制，对于自由的思想，全新的理念，这儿比英格兰宽容得多。国教英国圣公会不但是英国君主统治的精神支柱之一，本身也是世俗社会一股强大的统一力量。剑桥、牛津的教师、学生都只能在它许可的范围内宣讲自己的学术思想。在英格兰，教会严禁思考地球的年龄和生命的历史，断言这些问题《圣经》——而不是科学——早已做出正确完美的解释，但苏格兰的师生则不受国教的束缚。特别是长期以来，苏格兰与法国——十八世纪富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科学家之乡，有着密切的政治、文化联系，再加上来自巴黎和欧洲其它地方的学者，丰富繁荣了爱丁堡的学术生活。
苏格兰的爱丁堡被誉为十九世纪早期“北方的雅典”，为十六岁的达尔文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自由和严峻的挑战。
在自由思考的学术气氛中，爱丁堡成为地质学和生物学学术活动的乐园。——地质学和生物学分别是研究地球和生命的科学。来自大不列颠，欧洲甚至美国的医生、作家、哲学家以及博物学家云集爱丁堡。达尔文晚年仍能回忆美国自然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JamesAudubon）的模样：衣服粗糙简单，黝黑的头发在衣领边披散开来，整个人就是一个活脱脱的鸟类标本。总之，爱丁堡领先潮流，激动人心，是年轻人开始在科学和思想领域进行探索的沃土。
兄弟俩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第一学期，他们从大学图书馆借阅的书籍比任何一位学生都多；罗伯特医生慷慨给与的零花钱也多用于购买书籍。然而，这股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查尔斯抱怨课堂枯燥乏味，令人痛苦。然而与手术室的毛骨惊然相比，这其实是小巫见大巫。麻醉剂发明之前，在做外科手术时，要用带子把神志清醒，战战兢兢的病人绑到病床上，附近再放几桶锯末来吸净流出的鲜血。按照规定，医科学生必须观察手术的全部过程，查尔斯却总不能忍受病人鲜血淋漓的景象和凄惨的叫声。虽然鼓足勇气试了两次，但当亲眼目睹对一个小孩子施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手术后，他逃也似的离开了手术室，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尽管达尔文痛悔没有学会对他科学研究大有稗益的解剖技巧，但他从未克服看到别人流血、痛苦时的恐惧感。
一个学年终于结束了！查尔斯备感幸福。整个夏天他都用来走亲访友，享受自己所有的爱好。他是如此地喜欢打猎和射击以至于如他回忆，总是把猎靴放在床边，“以便早上能在半分钟内穿上它们”。后来，查尔斯失去了对打猎的兴趣。他解释说：“我发现观察和推理的乐趣比那些运动技巧大得多。”
第一学年后，拉斯没有再回爱丁堡，而是去伦敦攻读医学学位。查尔斯预感，哥哥不会以行医为业，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了这一点。罗伯特医生认为，拉斯的身体过于柔弱不适合工作，因此拉斯在伦敦生活得悠闲、舒适，往来于文学界、科学界的名流之间，发展与他们的友谊。
尽管查尔斯也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永远不会做一名医生，他还是准备就绪，重返爱丁堡继续第二年的学业。由于父亲在房地产方面投资致富，查尔斯知道，自己可以从他那儿继承数目可观的一部分财产。这种拥有一大笔钱，衣食无忧，没必要做医生养活自己的想法，使曾一度吸引他的医学院一下子黯然失色。第二学年，在博物学方面，查尔斯投人了比医学更多的精力。
1826年，查尔斯加入了普利尼学会。这个学会的成员都对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学会定期集会，气氛热烈，已成定论的观念受到激进新思想的无畏挑战。用宗教术语来说，这是正统或传统思想与异端或激进思想之间的论辩。在当时的社会和科学界，正统思想家占绝大多数，认为凡是《圣经》上写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真理。上帝通过大量的奇迹和超自然的力量塑造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