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样年华(1-3全)-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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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官，以免在《焦点访谈》和《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
陈小莉说：“那天我和乔巧在食堂门口看见你们在招收新人，我毫无兴趣，只想早点儿进食堂吃饭，但乔巧非拉着我凑到报名点前。她要了一张报名表，填完了还是你盖的章。当时你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印章，在报名表上按了一下，没有盖上，又使劲按了一下，还是没盖上，就把印章对着嘴哈了哈气，又按了一遍，依然没盖上，你说了一句：同学，别着急啊！然后憋足一大口气，像测试肺活量一样，冲着印章再哈，可还是盖不上，你又说：再等会儿啊！然后拿着印章去了水房，一会儿带着水淋淋的印章回来了，在报名表上盖下一个湿漉漉的章说：“真他妈费劲！”
我说：“这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如果盖章的那个人真的是我，根本不会拿着印章去水房，啐口吐沫就行了。”
陈小莉说：“进了学生会后，乔巧正准备向你开口，突然发现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说：“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惟一有天赋的地方就在于对女孩对自己的
好感从不会漏过，虽然这个天赋还没有发挥过作用。”
陈小莉说：“可惜你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天赋，还很迟钝。那次文艺部举办活动，你们乐队在后场备台，你在一旁练琴，乔巧是后台工作人员，一直在旁边注视着你，看见一个长头发的人和你有说有笑，还上前搂你，那个人长得特难看，乔巧直替你难过，怎么会找这样一个女朋友，后来发现他是男的，乔巧才如释重负，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该上台演出的时候，你弹琴的拨片掉了，找了几处没找到，没有时间再找了，你就用了别人的拨片。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乔巧在后台找到了拨片，本想等你下来就给你，可是在她向你走去的时候，另一个女孩突然迎了上去，她帮你收拾东西，然后你们拉着手离开了。”
我说：“这事儿我倒是有点儿印象，一个拨片五块钱，一个鸡腿的价钱，每丢一个拨片我都痛心疾首，又少吃了一个鸡腿，所以那次演出结束后我感觉特饿。”
陈小莉说：“后来乔巧打听到那个女生叫周舟，是你的女朋友，和我们还是一个系的，大我们三届，知道这个消息后乔巧就寝食不安，足足一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觉也睡不着，一下瘦了十多斤，很多女生都让她传授减肥的成功经验。后来乔巧想开了，既然你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就不夺人所爱了，只怪自己晚生了三年，把对你的好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周舟能和你分手，这样乔巧就有机会了，可是你和周舟的感情一直很好，每次看到你们在一起，她就扭过头，好几次走路都差点儿撞树上。”
我问：“怎么这些事儿你全知道啊？”
陈小莉说：“我和乔巧都同学快七年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大学也考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我俩谁有什么事儿，都告诉对方。后来乔巧听说毕业后你和周舟分手了，她觉得她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你离开了学校，她四处打听你的消息，一无所获，以为和你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还没。”我说。
受了乔巧的影响，我也决定考研。
决定考研不难，关键是考什么专业。考研不像考大学，有个学上就行。考研的人小的二十出头，老的已过不惑，如果再为了能有个学上，先混几年，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当然考研大军中不乏脑子进水的人。
现在没有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摆在面前，只能先把不适合自己的路堵死，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该走的。这叫排除法，考试时常用，当答案选项无法确定的时候，先删掉最不靠谱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可见我活得有多被动。
生活是上帝出的一份考卷，但愿这次我能蒙对。国民党主席连战都说了，走对路，才能有出路。
大学的那些课程，我没怎么学过，但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都一一通过了。
除了抄小条、扒头望眼、屁股底下塞书等源远流长众人皆知的方法外，我还利用高科技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作弊方法推陈出新改良换代，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做到了与时俱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考试作弊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讯设备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我考试作弊的发展历史。
刚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尚未普及，我配了寻呼机，考试的时候调成振动，让学习好的同学快点儿答题，交了卷出去把选择题答案通过呼机告诉我。为此，大家往往在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便省吃俭用，以节省出购买BP机的钱。当时的日常一切开销都来自父母，如果告诉他们说自己需要一个呼机以便考试作弊方便的话，有点儿良知的父母都不会给孩子这笔钱，所以只好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想办法，勒紧裤带，用腰围的减少，换取分数的提高。
有些课程的考试不只是选择题，也有大题，需要解题过程，汉显寻呼机也难堪重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交了卷的同学会把答案抄在纸上带出考场，然后再呼：“答案已放在三楼厕所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坑的门后”。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有好多人举手说要上厕所，让老师以为学校食堂不讲卫生的老毛病又犯了。建校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学生吃坏肚子，如果哪年食堂的饭菜没出现问题，一定会登在校报的头版头条引起轰动，并在学校官方网站转载，所以很多便秘的同学都指望着依靠食堂的饭菜泻火，这样就不用吃三黄片了，可是象征干净卫生的流动红旗依然辗转于食堂各个窗口之间。
去了指定地点，拿到答案后，为了惟妙惟肖，都要耗个上趟厕所的时间再回教室。如果没有及时赶到，被别人抢先一步，占了那个坑拉屎，可就不好办了。一次张超凡呼完我我去拿答案，见门关着，就拽了一下，门插着，里面问我干吗，我说拿东西，对方说这里面除了纸篓没别的，打扫卫生等拉完再说，把我当成保洁员了。我虽万分急迫，但又不能说是拿考试的答案，万一里面蹲的是个积极分子，正愁找不着坏人坏事作斗争，我这么做就等于送上门找死，或者他是个落后分子，为了撤销身上的处分，一直想做件好人好事，现在机会来了，再或者他是名人民教师，课上到一半因为憋不住就跑了出来，我要那么说的话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我只好耐心等他完事儿，再悄无声息地把想要的东西拿走，做得人不知鬼不觉。
但这次运气太不好了，里面那人正好没带纸，估计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给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从纸篓里找张干净一点儿的凑合用的决定，却突然发现门后粘着一张纸。我在厕所外痛心疾首地听到里面说了一句：“太好了，这儿有纸。”然后是把纸张展开的声音，他又说了一句“好像是答案”，听到这里，我赶忙冲了过去，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已听到冲水的声音。门这时候开了，那人走了出来。幸好他习惯不好，把纸扔在坑里冲走了，否则说不定我会饥不择食，不管被他擦成什么样，也要坚决从纸篓里捡出来，如获珍宝般把它掖进衣服里带回考场，并伺机掏出来抄写，若被老师发现则不计后果地塞进嘴里吃掉，更万幸的是，纸没有在坑里堵住，否则很难说我会不会做出下手把它捞出来的决定，和考试不及格比起来，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每门功课都要通过如此考验才能及格的话，我宁愿多经历几次，多亏像政治、体育这样课程的考试，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后来我想了想那张纸的去向，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就结束了，便没有麻烦学校后勤的老师说我钱包掉进去了请他们帮忙打捞，而是赶紧回宿舍去找张超凡，让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试，反正监考老师对我们不熟，也不会再检查学生证了。可张超凡去操场打球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操场找到他，他以为我也交卷了，还把球传给我，我运了两下，过了两个人，上篮得分后，才跟他说了回去考试的事情，并以两个鸡腿为代价，终于说动他换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听他考完回来说，监考老师说他：“这泡屎可够长的，拉哪儿去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毕业前我们有了手机，答案可以通过短信，现场直播、群发群收。张超凡多次扮演了卫星的角色，发出信号，被众人像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一样接收到。如果传递大题的答案，会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给里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我头发长，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着耳机老师也看不出来，接通后我不说话，对方念答案，他说我写。一次念得太快，我一着急，说了一句：“慢点儿！”恰巧此时老师溜达上讲台，绊了一个趔趄，让我的这句话给感动了，双眼饱含泪花，冲我抱以无限感激的一笑（该老师是个年轻女性，长得不好看
，平时有点儿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着头奋笔疾书，没时间细细品味这微笑里的其他含义，忘了再回应老师一句：“不客气。”
用这种方式作弊的代价就是，每到学期末都要向家里多要一百块钱生活费，好给手机充值，不过这项花费还是值得的，因为补考报名费和上补考班的开销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本科生，这笔账还是算得过来的，经过大学这几年的锻炼，我们都有了经济头脑，所以很多人尽管没学过经济管理，毕业后还是在公司里管起了账。
不光要给手机充好值，还得多准备几块电池，一次为了一道冗长的编程题我把手机打没电了，多亏旁边同学的手机和我的一个型号，趁他向另一侧同学的试卷张望的时候，我把他的电池换在自己的手机上，将没电的电池安在他的手机上，然后放回原处，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脑袋一直盯着另一侧看，估计正在抄大题。
学校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试期间在各个险要路口张贴海报，倡导“严肃整顿考风考纪，彻底清除考试作弊之风”，每当看到这条标语，再次作弊的时候我便有了心理障碍，无法施展全身解数，分数随之下跌。为了下次作弊能问心无愧，全力以赴，在一个月亮被乌云遮住的夜晚，我和杨阳把全校每条标语中的“作弊”两字都抹掉了。第二天，全校学生无不人人称赞。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窃听器，可惜我们毕业了，如果搞来一个放在老师办公室，就能知道他们开会讨论出什么题了，可以信心十足、满腹答案地走进考场，手机费省下来够喝一顿大酒了。听说近来还出现了黄豆大小的耳机，可以放到耳朵眼儿里，老师根本看不出来，总不能进考场前把每个学生的耳朵都掏一遍吧，即使发现了，学生也可以解释说：不过是一块耳屎而已。
但是以上诸多作弊方式的成功，无不和监考老师的漫不经心有关，如果考研的监考老师也这么不上心，倒还好办，可万一认真起来，那就完蛋了。
我又给张超凡打电话，问他当初考研是什么情景。
张超凡接通电话：“想通了，打算买几盒？”以为我要买他的产品。
“通了，一盒也不买。”我说。
“那给我打电话干吗，没事儿挂了，我忙着呢。”张超凡的语气俨然一个日里万机的老板。
“打听个事儿，你考研的时候，几个老师监考，管得严不？”我说。
“干什么，又想作弊，你怎么就不学好呢，狗改不了吃屎。”张超凡说。
“你怎么恶语伤人，我这是狗改不了吃食。”我纠正道。
“你费那劲干吗，吃了我们的产品，绝对让你思维闪烁，智慧放光，根本不用作弊，能比作弊考得分还高。”张超凡仍不忘推销。
“我才不想考那么高，该让人怀疑我吃兴奋剂了，万一尿检查出来，多丢人，我可没有
约翰逊脸皮厚。”我说，“我就是好久没作弊了，手有点儿痒，想重操旧业，看看是否还手熟尔。”
“考研不像大学考试那么容易得手，三个老师监考，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一个来回溜达，除非你有《骇客帝国》里的那两下。”张超凡说。
我说：“要不你也报个名，我替你交报名费，你考完以后把答案发给我。”
张超凡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现在考场都安装了通讯工具监测器，你要是开着手机BP机，甭管作没作弊，查出来就取消考试资格，听说弄不好还得判刑，为上个学坐几年牢，不值。”
我一听，心彻底凉了。我用的手机是诺基亚6108，有字典功能，当初买的时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英语考试上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