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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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再造过程，源源不断的移民不停地改变着国家的构成和国民的身份。硅谷的兴起、人们对整容手术的嗜好、拉美裔人口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虽然体现在美国社会的不同方面，但都是美国精神的最新表现形式。美国现代性的特征与欧洲的如此不同，以至于人们将美国当成一种外来物，但是从美国确实源于欧洲的事实，又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结合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在全球背景下，会一直都很强大，而且很可能保持下去。血统、种族、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利益，掩盖了彼此之间深刻的分歧，“西方”一词的普遍使用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它意味着美欧之间的亲近，不仅仅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文化、种族和民族上的亲近，“西方人”一词，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所有这些潜藏的含义。
　
无论欧洲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分歧，它们都会继续保留价值取向和身份的共识；的确，非西方国家及其文化的兴起，可能也有助于增强这种相似性意识。当然，欧洲新兴少数民族的逐渐增多和美国非白人少数民族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奥巴马的当选折射出这一点），正逐渐地改变着这些社会，但是这种进程不应该被夸大。要让大西洋一岸的绝大多数白人改变主导他们的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西方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虽然现在它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压倒性优势的主导力量。西方对世界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它，或者所有这些从来没有发生过，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认为西方霸权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和无所不在），我们不知不觉就认为它的存在是非常自然的。历史学家J？M？罗伯茨（J。　M。　Roberts）自信地写道：“显然，西方文明的故事现在成了全人类的故事，其影响力的传播范围如此广泛，使过去那些反对者和对立者都变得黯然失色、毫无意义。”不过这也不尽然。西方霸权既不是自然的产物，也不是永恒的，相反，在某个时期它将会自行终止。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1）
　
“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在其中的每个人。
　
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需求呈直线上升。青少年杂志《Cawaii！》的编辑Yoshiyuki说，只要5％的小女孩喜欢某样东西，一个月内它就会得到60％的年轻人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潮流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Sahoko　Kaiji解释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还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们的钱包就放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Kaiji接着说：“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回事儿。人们的参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　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时细心周到。在细心周到方面，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准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而且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2）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很西方’，但骨子里却‘非常日本’。”
　
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占领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东亚一些发展迅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化的本质，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样本，因为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从哪里来？
　
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对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15~1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法艺术，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约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国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这给日本民众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了日本国民一种潜在的自卑感，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防御主义、早期的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中包括仁爱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忠诚和孝敬长辈――基于权威、血统和年龄，是等级关系最关键的特性，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统治，但是它们大为不同。
　
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　700年的历史记录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王室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除了远古时代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实地统治着整个国家。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实际上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最典型的形式是双重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要么掌握在军事首领手中，要么就掌握在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大减少的政治角色。
　
　
　
第二章　日本：现代国家但非西方国家（3）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基督教，反对外国势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