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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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俄国签订的《*》（1896年）
　
与英国签订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8年）
　
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签订的《辛丑条约》（1901年）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0）
　
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1915年）
　
在日益高涨的反西方情绪刺激下，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并受到1861~1908年享有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暗中支持，起义者对外国传教士及其他西方势力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英国、日本、法国和美国组成的一支外国联军侵犯北京，*了这次起义，并在紫禁城驻兵一年多。清政府被迫做出更多让步，其中包括新一轮的赔偿。虽然中国没有陷于殖民统治，但实际上它已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外国军队可以自由进出。其通商口岸类似于小型殖民地，传教士拥有特许权，可以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他们想去的地方进行传教和劝诱改宗的活动。外国公司有权在中国建立子公司，不用缴纳任何赋税或关税。中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变得日益穷困。但是，即使后来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向南征服了大片土地，中国也从来都没有沦为殖民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对于中国1949年之后的复苏来说，无疑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干涉面前显现出来的无能为力，刺激部分有志之士发起了一系列旨在让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改良运动。然而，与日本不同，中国清政府实施变革的决策，是由极少数精英做出的，并且从来没有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一致同意，所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这些改良一直在犹豫和零碎中进行着。除了一些文人和诸如康有为那样的有着广泛社会关系，而且精于新思维和传统儒家教义的学者之外，此次改良运动的发起者还有清政府的一小部分官员。问题在于，除了1898年的短暂时刻，他们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政府既不理解也不接受现代化的必要性，更不用说会发出一种紧迫感，他们仍然采取消极的或者积极反对的态度，不像1868年后的日本政府那样，是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力。然而，这是关于武装部队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改良，包括首次在伦敦和巴黎等大都市建立外交场所，进入20世纪之后，还对教育课程进行了修订，加入了西方的科目。当1898年改良运动达到高潮时，它终于受到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鼓励，但是这种认可仅仅持续了几个月。
　
改良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现代化进程逐步变得与西方国家密切相关，而当时，西方国家正在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整个国家蒙受了百般羞辱，所以，这帮改革者被统治者视为受到西方蛊惑，更为糟糕的是，他们被当做国家的叛徒。结果，中国人民对西方国家发出来的越来越多的敌意和不满，一并反映在反对改良运动的进程上。中国拥有单一的和高度集中的政府体系的事实，也阻碍和扼杀了推动本身就摇摇欲坠的改良运动的发展，相比之下，日本的权力更加分散。在儒家思想统治下，这个问题是混合存在的，使得其他思维方式很难享有一席之地。直到1900年前后，改良的想法才被实际纳入了儒家思想的框架内，并受到广泛的争辩――坚持区分中国“本质”和西方“方法”（另一种说法即张之洞的名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那之后，其他思维方式才开始占据一席之位，包括各个派别之间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主义思想，这个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最终在1911年的革命中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儒家思想的地位开始下滑，但是它并未消亡。人们也不应该认为它与变革无法协调。不过，它确实迫切需要像早期与佛教和道教所发生的那样，同其他的思想相互融合以重获新生。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1）
　
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清王朝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危机，主权十分有限，需要不断地寻求占领国的批准。由于被迫支付大量赔款，其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政府不得不依靠从外国银行贷款来履行义务，这意味着它经常处于财政窘迫的状态。清王朝赖以粉碎各种叛乱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军队，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离心倾向，同时其体制还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民众的不满和失望，对抗清朝的反满情绪不断蔓延。
　
清王朝在辛亥革命后彻底垮台，这个统治中国长达266年之久的朝代，最终让持续了2　000多年都未被改写的王朝体系在中国大地上落下了帷幕，中国这段漫长的王朝统治经历，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为长久的连续统治的奇迹。它被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政府替代，但是却无法迎来一个全新并充满更多希望的时代。孙中山创建的体制，被证实是中国后来出现的军阀割据局面的前奏，在军阀割据中，有限主权让位给一种更为糟糕的东西，即慢性的多重分裂主权。孙中山处于一种非常软弱的境地，既没有军队受其指挥，也没有政府机构供其支配。他让位于袁世凯，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委派到各省的军政府首长们彼此争吵不休，在各国列强势力的支持下共享统治大中华的权力。1916~1928年是军阀混战时期。不仅当时整个国家――如果不从法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已经分裂，而且这也是几百年来头一次出现军事势力和外国存在变成中国未来仲裁者的情况。
　
仅仅在1928~1937年的9年时间里，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被推上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中国才变得相对统一。但是即使在这段时期，蒋介石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因为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其他外国列强也在中国境内驻扎。他的政权缺乏农村地区的支持，而共产党在南方地区汇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还于1934~1935年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试图躲避国民党对他们的正面攻击。1937年，这个国家还面临着进一步的精神创伤，日军从东北大本营向南推进，占领了中国富饶肥沃的东部省份――在那里聚集了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蒋介石早期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上，还默许日本人对东北地区的占领，到最后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日本对中国实施了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极其残酷的殖民统治，这对中国人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甚至直到今天，它还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1937年之后，共产党以爱国者的身份成为抗日战争和争取中国独立的中坚力量。1949年，由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最终上台执政。不像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实质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逗号，是后来出现的将近40年的权力划分和外国占领的前奏，事实证明，1949年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历史转折点。
　
从这段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时期，人们可以总结出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都没有解体呢？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为什么至少从长期来看，西方和日本占领对中国的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呢？
　
1911~1949年，中国分裂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1911~1916年，实际上曾经出现过三次地方政权宣布从中央政府脱离出去的情况。然而，这些举动只是为了对中央政府的某些特定行动做出回应，而没有涉及原则问题。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另一种足够强大的认同能够为分裂国家的形成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中国辽阔的心脏地带，类似的分裂或独立运动从来没有取得过任何进展。实际上，在19世纪末叶，受反满情绪的影响，汉族身份的认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排外性更强，而地区性认同不得人心，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主义的支持。而且，随着中国进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它也受到了现代民族和国家主义的约束――而外国的占领和统治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经历又强化了多个世纪以来由独特的农业文明孕育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2）
　
为什么其他地方例如非洲和中东地区的经历证明，外国占领会给本国带来严重的伤害，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却是如此相对有限呢？首先，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从来没有被完全殖民化，甚至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也许是因为，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占领国都没有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想法：整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继续在中国的主权下运转。除了东北以外，被外国持续占领的主要是通商口岸，它们实际上是中国广阔无垠的农村腹地背景下的一小撮飞地。其次，到1800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先进的农业经济实体，拥有广泛的农村产业化、规模庞大的商业化和相当成熟的市场。一旦外国占领走到尽头，中国可以利用这种文化、技能和传统，来实现其工业化进程。再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策略，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可以高效使用的巨大资源，它们在整个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与非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些地方，现代国家的建立基本从零开始。强大的中国认同感，显然有助于中国人抵制西方和日本殖*义所带来的许多文化和心理方面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对西方列强和日军的到来，始终保持极其敌视的态度，并对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抱有一种深深的耻辱感，举个例子的话，这与印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印度学会了适应英国的统治。尽管这样，中国人从未失去对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文明的内在自信，或称优越感。
　
1949年之后
　
到1949年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主权削弱的状态。实际上1911年之后，中国遭受的不仅仅是有限主权，还是多重主权：中央政府不得不与占领国（多重殖*义）和国内的割据势力一起分享国家权力。可能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种情形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独立历史，尤其是执著于统一体制长达2　000年之久的国家来说，这种状况简直无法容忍，它严重地吞噬了这个国家的自豪感。共产党人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任务：主权的回归、国家的统一和单一政府的重建。尽管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日本人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投降并撤离中国。1949年，随着共产党取得胜利，中国终于取得统一。正是共产党实现了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因此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广泛支持，直到今天依然如此。这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一个成就。
　
经历前40年的劫掠、帝国的覆灭和国民党的失败之后，共产党肩负着建立一个全新执政体制的艰巨任务。自西方崛起以来，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面临一系列战略选择：改革传统的封建体制，但1911年以前这种尝试未能获得成功；效仿西方的模式，但是这种做法在1911~1949年遭遇严重失败；借鉴外国历史来创建新的体制。事实上，最后一种选择变成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动方案，虽然部分灵感源于前苏联，但是总体来讲，毛泽东思想是在本国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产物，而不是舶来品。共产党人从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较小的革命根据地，从1937年后抗日战争中他们所控制的不断扩大的根据地中，还从1945~1949年内战中他们管辖的地区里，积累了很多施政经验。无论是晚清帝国，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都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政府收入失控。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迅速重申中央政府对收入和支出的控制权。虽然从18世纪以来，财政收支的实权一直保留在地方政府的手中，但是中央政府再次收回了财政大权。
　
　
　
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13）
　
共产党是新执政制度的核心力量。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高度有效的管理机制，当然，这都是相对于晚清政府和国民党来说的。在此，有个关键人物，即毛泽东。作为革命的设计师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他在赢得民心和新政权合法性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即使到今天，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人物。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是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国民党的势力则主要集中在城市。这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后者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势力较为薄弱。新政权所表现出的根本实力和应变能力，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去世后共产党进行自我革新和修正“*”所导致的灾难方面。尽管“大跃进”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