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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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感使毛泽东从不示弱。10岁时他曾和高年级的同学打过一架，这使他母亲很是担忧，因为她终身向善。
　　进入南岸私塾两年以后，泽东知晓了在课堂上背书的礼节，就是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以免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但是，有一天上午，当先生叫到他的名字时，他竟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他开始了对这些繁缛礼节的反抗。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4］泽东大胆地对快被气晕的先生说。
　　气得脸色煞白的先生命令泽东服从这个老规矩。这个10岁的孩子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他。怒不可遏的先生用力拉着泽东想让他站起来。泽东挣脱了，然后跑出了私塾。像《水浒传》中的叛逆者一样，他躲进了山里。
　　他朝着自己想象中的“城市”方向走去（无论在那时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但走了许久还只是围着韶山打转，从没有走出10里路。家里的人四处找他，但是他不敢回去，因为先生肯定会打他，父亲也不会放过他。
　　三天以后，毛氏家族的一个人发现了他。他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若干年后，这位昔日的小学生回忆起当年这一创伤时更多地从政治的方面而不是从痛苦的方面考虑这件事。他对埃德加·斯诺说：“回到家里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情形有了一些改观。父亲稍微比过去体谅些了，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些了。我的抗议行动的结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胜利的‘罢课’。”［5］
　　尽管聪明的泽东讨厌儒家经典的内容，但他学得还是很好的。不久之后，在与父亲争吵时，他就能像个小学究似的引经据典地来对付父亲了。在20世纪的中国，让孩子饱受四书的熏陶不再是孩子会顺从的保证。
　　泽东在13岁时就辍学了，因为毛顺生不满足于儿子只是在上学前和放学后到田里帮着干农活。父亲曾因算盘打得不行在经商时遭受了损失；泽东学过算术，在这方面可以帮他的忙。从5岁时起，泽东就开始干一些像拔草、捡柴、放牛、拾豆子等他力所能及的农活。现在，白天他是一个成年劳动力，晚上，他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毛顺生在儿子这块“宝”身上的投资开始得到回报了。
　　因常在一起，父子之间出现了更多的摩擦。泽东和他的父亲斗智，经常用温和而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守财奴狼狈不堪。泽东讨厌去为他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账。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回来的路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6］
　　冬天，父亲常坐在火炉边，或是数落泽东种种错误的行径，或是叼着烟袋生闷气。他曾经输过一桩官司，因为对方在公堂上恰当地引经据典打动了官老爷。泽东现在也能引经据典了，这个孩子孝顺吗？但是儒家经典也要求做父亲的必须慈爱的呀。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他大发雷霆说：“你是不打算干活了？”毛顺生一边说一边扫了一眼泽东跟前的两只空粪筐。“不！爸爸，我只是歇一小会儿。”毛顺生又责备泽东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往田里送一筐粪。事实上，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离经叛道的东西。［7］
　　他责备泽东被“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不！爸爸，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当发现泽东一下午送了至少15担粪时，不高兴的毛顺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泽东说：“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但是泽东也有过失（无疑他少年时的过失要比已经披露的多）。有一次他看书入了迷，结果牛把邻居家的蔬菜吃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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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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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身体健壮，慈眉善目，与她那消瘦精明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宽厚随和，她丈夫则粗暴急躁。从体格、长相上来说，泽东更像他的母亲。他们都有着大大的眼睛，开朗的笑容，举手投足之间显得非常大气慷慨甚至还有些浪漫主义。
　　文七妹纵容她的长子，泽东也终身挚爱母亲。在对一个孩子成长来说至关紧要的最初几年里，泽东是家中唯一的小孩，他一人独享了母亲的关爱和照顾（他的爷爷对他也是如此，他在泽东14岁时去世）。［9］
　　文七妹的娘家在韶山南边的一个县，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她也是只字不识。同时，她和许多人一样也是个信佛的人。在上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泽东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去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曾使泽东感到伤脑筋。9岁时，泽东曾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毛泽东在数年后回忆说：“当时和以后，我们试过很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
　　可以肯定，父亲把发财看得高于一切。但是后来泽东发现，父亲为了自己的平安对神灵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不是出自内心的。一天，毛顺生外出要账，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后来泽东回忆说：“从此，他比较信佛了，不时地还烧烧香。”［10］
　　1905年，第三个儿子的出生使毛顺生的脾气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对小泽东13岁的泽覃比对长子更好。但是泽东和父亲的争斗并没有减弱，这使家庭关系日趋紧张。
　　泽东和母亲联合起来对付父亲。他们背着父亲把稻米送给一位揭不开锅的乡亲。还和家里的长工一起让父亲的吝啬行为不能得逞。最后，他们（在毛顺生亲戚的帮助下）共同说服泽东的父亲，同意让泽东继续学习。
　　泽东家里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他父亲（“统治力量”），另一派是他和母亲、二弟泽民以及长工联合在一起（“反对派”）。［11］
　　但是，“反对派”在策略方面发生了分歧。泽东的倔强和狡猾让温和的母亲感到策略上有些不妥。他有和父亲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的习惯，母亲对此是不赞成的。她反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12］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的影响；同时，外边发生的事也冲击了素来平静的韶山，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他母亲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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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泽东的依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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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念书时，母亲是泽东的依靠，泽东也对母亲忠心耿耿。尽管他对她的爱没有减弱，但是随着他长成了一个成年的劳力，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特别是在韶山的最后两三年里。泽东当时是在同“中国人的做法”作战。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泽东在多年后回忆说：“我想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父亲反对，“我母亲也不赞成”。泽东承认说。
　　毛顺生有了一个对付他这个既好幻想又很倔强的儿子的办法，这种办法在那个时代是很典型的，他强迫14岁的泽东娶一个他给安排的女孩子。可怜的泽东吓呆了。他顺从地忍受着这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这个受惊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客磕拜。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6岁的新娘圆房，他说他从未碰过她一个指头。［13］
　　泽东找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和社会领域，因此他的思想不再局限在农村这一熟悉的世界之中。私塾给了泽东宝贵的学习能力。他像猫找耗子一样搜寻和阅读在韶山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一本描写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的小册子到了他的手里，几十年后，他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他在回忆这个小册子对他的影响时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4］
　　一本呼吁改革和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给泽东介绍了这样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本由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写的书让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1915年，毛泽东归还给表兄文运昌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就在他从韶山的私塾辍学前不久，有一天，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豆子的商人。［15］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1906年的饥荒使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愤怒的人们把巡抚赶出了衙门。后来官方新派一名巡抚，又恢复了统治，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流血事件，很多暴民被斩首示众，其首级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好几天里，私塾里的人们都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这件事使泽东终生难忘。泽东的朋友差不多都站在暴动者一边，但是，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对参加暴动的人们寄予同情，而没有看到这件事与自己的联系，“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泽东看到问题的更深一层：“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这些‘暴民’也是些和我家里人一样普通的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它的势力在整个湖南都很强大———因为地租问题与韶山的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恼怒的地主控告他的佃户们并用银元贿赂官府赢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的率领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曾杀了一名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
　　在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听别人把彭铁匠称作“土匪”，在激动人心的小说里，农民起义领袖宋江也被称为土匪。同时，和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群山成了庇护所。泽东和这件事还有另一重渊源，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16］
　　不久，毛顺生也成了被造反的对象。
　　在泽东17岁那年，时值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在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很难幸免于难，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村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精光。［17］
　　“我并不同情他。”［18］泽东谈及当时暴跳如雷的父亲时说。他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那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这位少年注意到他的父亲越来越富有了。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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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泽东的依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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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对他父亲做出这种骇人评论的全部内涵是：“我学会了恨他。”［19］他已经把自己的少年生活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26年后，毛泽东在回顾自己当时之所以没有完全支持暴动者时说：“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20］可能是看到自己家受到了攻击，他感到震惊，也可能他是在以这件事来验证他后来的经验，就是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有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到1910年时，在进一步求学问题上，泽东与父亲之间的争吵升温了。毛顺生打算让泽东到距韶山70多里的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泽东对父亲的安排并没有强烈反对，他想，县城里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但他真正想的是到一个教授“外国的”课程的新式学校去读书。他悄悄地、有礼貌地向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父亲只是哑然失笑，这伤害了泽东。在这之后，他与父亲有一段时间互不讲话。
　　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泽东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或者也许是因为他在湘潭遇到了经济问题。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争辩，加之他在湘潭的见闻，使得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望的那种宝贝儿子了。
　　16岁的泽东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他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那里东借五块钱西借十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一天，吃晚饭时，他直直地看着父亲说：“我要到东山高小读书。”
　　“你说什么？”毛顺生发火了。他对付这位任性的儿子的最后一张王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