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曰(三)-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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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建立在忠心之上,忠心应可分为四等,最高层次的是神性的忠,忠於以全体人类幸福为依归的理念和责任。其次是人性的忠,追求正义、公平,这是大多数人逗留的阶层,以各人的性情和品格,决定自己的位置,而终极的目标是忠於事。人性的忠堕落异化,遂成为第三层次的狗性的忠,只忠於特定的人,诸如「领袖」「帝王」之类,黑社会头目最喜欢这种人物。这种人物最大的特徵是:当主人把牠绑住,准备宰杀牠时,牠还欢天喜地的舔主人的手。狗性的忠继续堕落异化,则成为最低层次的狼性的忠,只忠於有权的大爷,谁的权大就忠於谁,谁能给他官做就忠於谁,历史上每当狼忠大行其道的时候,一定会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使人汗流浃背。
欧阳修、司马光二位极力讚扬的只是第三层次的狗性的忠,认为女子忠於一个男人,男子忠於一人一姓,才是最高贵的大节,但他无法掩饰他的破绽,当他庄严的斥责冯道:「把君王看作旅舍里来往经过的旅客,早上还是仇敌,晚上就成了君臣,改一副面孔、变一种言辞,一点都不觉得羞愧。」简直是在诟骂他自己,以及他所属的宋王朝开国帝王和所有的开国元勳,包括欧阳修、司马光二位的老爹。司马光在资治通鑑 后周帝国篇幅中,自九五五年起,赵匡胤三字忽然不见,而毫无预警的冒出了「太祖皇帝」,读者根本不知道谁是「太祖皇帝」?和「太祖皇帝」是谁?后周帝国的「太祖皇帝」应是郭荣,可是他却不是郭荣,而是当时不过尚是后周帝国的一个将领赵匡胤!岂不正是「换一个面孔、变一种言辞,一点都不羞愧。」而且还没有到晚上,司马光就迫不及待的先换面孔、先变言辞!问题是,提倡狗性的忠,虽然漏洞百出,却是官场中第一门学问,它可以使主子对自己欢天喜地舔手的可掬媚态,产生深刻印象,因而给他一个官做,或升他一个官做。
现代文明需要的是神性的忠,这当然不容易做到,但我们至少应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忠的冲动,才是与日月并明的大节。欧阳修、司马光提倡的「大节」,不过是酱缸里的虫蛆之节。狗忠是产生可怕的所谓「英明领袖」的温床,而狼忠必然同时孕育在这个温床之中!中国人如果继续堕落,不提升自己的效忠层次,不幸的再忠错了对象、尽错了节,将使中国这个列车,加速冲向万丈深渊。
刘仁赡夫妻杀子
后周(首都开封府)大军包围南唐(首都江宁府【江苏省南京市】)的寿州(安徽省寿县),寿州守将刘仁赡建议由边镐代替守城,而由自己率领部众出城决战。南唐齐王李景达不准,刘仁赡忧虑愤怒,终於病倒。他最小的儿子刘崇谏利用黑夜,乘快艇北渡淮河投奔后周军,被巡逻官员擒获,刘仁赡下令腰斩,左右都不敢抢救,总监军官(监军使)周廷构到中门痛哭哀求,刘仁赡仍然不准,周廷构又向刘仁赡的妻子求情,刘夫人说:「我并不是不爱崇谏,然而军法大公无私,名节不可有亏,如果宽恕他,刘家就是一个不忠之家,我们夫妇还有什么面目再见各位将士!」催促行刑,然后再为儿子办理丧事。将士们都感动得流泪。
刘崇谏叛父叛国,处死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腰斩不可。腰斩痛苦,百倍斩首。刘仁赡夫妻对亲生儿子,竟使用这种最残忍的酷刑,显然的不是为了尽忠,而只是为表态,这种父母,使人作呕。
恶爹
后周(首都开封府)前忠武战区(总部许州)参谋长(司马)韩伦,是皇家侍卫亲军骑兵总指挥官(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老爹。韩令坤遥兼镇安战区(总部陈州)司令官(节度使),而韩伦定居陈州(河南省淮阳县),干涉政府行政,贪赃枉法,成为政府及人民的一种灾难。因为犯一项大罪,被人控告,韩令坤为老爹屡次向南周帝(二任世宗)郭荣(柴荣)哭泣求情。郭荣(柴荣)下诏赦免韩伦一死,流窜沙门岛(山东省蓬莱县西北小岛)。韩伦后来遇到大赦,得以回家,定居洛阳,结交宫廷膳食部长(光禄卿)退休的柴守礼(郭荣【柴荣】的生父),以及当时宰相、大将王溥、王晏、王彦超的老爹们,仗恃儿子的势力,想干什么坏事就干什么坏事,人人畏惧,称他们为「十大阿父」。郭荣(柴荣)既是当今皇帝,遂没有一个人敢指谪柴守礼。郭荣(柴荣)则一直把他当作母舅尊敬,给他很优厚的待遇,但从来没有让他前去大梁(首都开封府所在城)。柴守礼曾经因一件小事,忿怒之下杀了一个人,主管官员不敢查问。郭荣(柴荣)得到报告,也不追究。
权势之家的子弟,仗恃父兄官大钱多,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世人称他们为「恶少」──邪恶少年,固使人痛恨,但较之仗着子侄官大钱多,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的「恶爹」,诚小巫见大巫,因为父亲可以管教犯罪的儿子,儿子却难以管教犯罪的父亲。
儿子官越大、钱越多,恶爹的犯罪程度就会越高,韩令坤的恶爹杀人,总算流窜沙门岛(山东省蓬莱县西北小岛),郭荣(柴荣)的恶爹杀人,却一点事也没有。现代人类因医药进步,饮食改进,寿命逐渐延长,老人看到子侄攀登高位可能性也越增加,我们的社会,如果不先行预防,总有一天,恶爹满街,那才是一桩大祸。
王祚展示优越
后周政府(首都开封府)任命前华州(陕西省华县)州长王祚,当颍州(安徽省阜阳市)民兵司令(团练使)。王祚,是现任宰相王溥的老爹。王溥虽然已是宰相,可是,每当王祚有朋友来访的时候,总是教王溥穿上宰相穿的一品官服,站在身旁招待伺候,客人们必须不断尴尬的起立致敬,王祚就说:「这是我家的猪狗,不必为他欠身!」
世界上确实有些智商奇异的人,藉着侮辱甚至伤害他最亲近的人,来展示自己的优越,王祚就是这种老浑球。
李起的舌头
后蜀帝国(首都成都府【四川省成都市】)皇帝(二任)孟昶(孟仁赞),任命李昊遥兼武信战区(总部遂州)司令官(节度使);立法院初级立法官(右补阙)李起上疏抨击说:「查遍先例,宰相从没有人遥兼战区司令官(节度使)的。」孟昶说:「李昊家人口太多、开销太大,只是为了多给他一份薪俸而已。」李起,是邛州(四川省邛崃县)人,性情直爽。李昊曾经劝告他说:「以你的才干,只要能保持沉默,至少可当到皇家文学侍从官(翰林学士)。」李起说:「等我没有了舌头,才不讲话。」
我们对李起先生有无限慕思,在此致敬。看到有些政客,为了做官,不但不要脸,甚至还不要命,更觉得高品质人类的可贵。
自宋宰相无座位
依照传统惯例,遇到讨论国家大事时,皇帝一定请宰相落座,从容发言,还由宦官端上茶水,然后退出。唐王朝跟五代时代,仍然沿用。可是宋王朝建立,范质等当宰相,了解自己是后周时代的臣属,不得不特别谨慎谦卑,而对赵匡胤的英明睿智,心存畏惧,往往不能畅所欲言,乃建议遇到大事时,专案条陈(劄子),听候批示,赵匡胤接受。从此,坐在椅子上跟皇帝讨论国家大事的礼仪,就被废除。
赵匡胤「英明」,宰相畏惧,不能畅所欲言,有这个可能;不能畅所欲言,要求改用条陈,也有这个可能。但绝不致於把宰相吓得连屁股都不敢坐,而只敢用腿站,更不致於吓得坐着说不出话,站着反而口若悬河。事情的真相是:他们只不过想坐而没有板凳可坐而已。
见闻近录记载说:「传统习惯,宰相奏报事情时,坐在金殿上讨论,赵匡胤登极的第二天,宰相提出议政,赵匡胤说:『我眼睛看不清楚,请把文件拿近一点。』宰相们拿到他跟前,赵匡胤早暗中派宦官把他们的座位撤掉。宰相站在那里奏报事情,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段记载,才能解释这种转变。宋王朝是有名的知识份子的乐园,实际上仅只不轻易屠杀知识份子而已,以后连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也得站着讲,学生反而坐着听。一度发生过失败的抗争:十一世纪中叶,宰相王安石认为儒家学派一向提倡尊师重道,皇家教师最好有个座位,这建议立刻引起酱缸蛆刘邠、吕诲等奴性大发,认为王安石竟敢轻视皇帝的尊贵,不知道上下之礼及君臣之分,应该严惩。到了元明,越发堕落,宰相不但没有座位,不但要站着奏事,还要跪着奏事,更还要当廷被扒下裤子棍打屁股,号哭震天,中国人的尊严就更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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