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华尔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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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宏观性的讨论有没有必要，值得分析。因为这种宏观性讨论比比皆是，一到周末，在餐桌上，在健身俱乐部里，或者在球场上，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业余投资者经常会讨论宏观经济和，我们这些投资专家能谈出来的东西，与业余投资者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方面并不比他们高明。到了周末，人们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就会开始思考从电视或是报纸上看到的悲观消息。怪不得那些送报的总是用塑料袋子包裹着报纸，这或许有着某种暗示：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有害，应该远离。
周末焦虑症（3）
一旦我们把报纸从塑料袋里拿出来，就会犯下错误，因为我们一读报马上就会面对各种认为人类未来前景惨淡的各类报道：全球变暖、全球变冷、前苏联对西方的威胁、苏联解体、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文盲、医保费用高涨、预算赤字、人才外流、种族冲突、有组织犯罪、无组织犯罪、性丑闻、贪污丑闻、性和金钱交织的丑闻，等等，甚至体育版的内容也能让你感觉恶心。
关注这类新闻，对于不投资股票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会感到心情压抑，但是对股票投资者来说，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如果投资者读报后认为，艾滋病将消灭一半的消费者，而臭氧层遭到破坏将会消灭另一半的消费者，或者是，热带雨林消失将使西半球变成新的戈壁沙漠，在此之前（如果不是在此之后的话），所有现在的存款和贷款系统将会崩溃，城市和郊区将全部毁灭，那么，还有谁还愿意继续持有股票呢？
你当然绝不会坦白地承认：“我决定卖掉手头上盖普公司的，因为周末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文章。”但正是由于许多投资者在周末看了报刊上悲观性文章后的类似逻辑推理，才往往会造成周一的时候卖出股票的单子如波涛汹涌。难怪，历史上股票出现最大跌幅的日子总是在周一，这都是周末焦虑症造成的。同时，每年12月股市往往会下跌，一方面是由于到了年底有很多人抛出赔钱的股票用亏损来抵减应交所得税，另一方面是由于12月份有一个圣诞长假，数以百万的投资者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看电视看报纸，那些悲观的新闻报道让他们格外担心世界未来的命运，周末焦虑症升级成了年末焦虑症，两方面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难怪12月股市总是会下跌。
普通投资者会有周末焦虑症，我们这些投资专家在每年巴伦圆桌会议的第一节上也会有类似焦虑症状，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忧心忡忡。在1986年，我们担心的包括：货币供应量M1相对于M3的比率，格莱姆·鲁德曼（Gramm Rudman）的削减赤字一揽子计划，西方七国会议结果，还有“J曲线效应”能否开始有效减少贸易赤字。在1987年，我们担心的包括：美元大幅贬值，外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大肆倾销，两伊战争是否会引发全球性石油短缺，外国人不再购买美国的股票和债券，消费者贷款负担过重而无力购买商品以及里根总统不能参加竞选谋求第3次连任等。
并非所有参加巴伦投资圆桌会议的投资专家们在所有的时候都忧心忡忡。有些人比其他人忧虑得多一些，有些人这一年很忧虑，但下一年却变得很乐观。我们这些投资专家中也还有一两个，经常对未来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让总体而言十分悲观的圆桌会议气氛稍稍多了一点轻松。事实上，1987年，我们这些投资专家对宏观经济前景和股市走势是最为乐观的，但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1 000点暴跌。唯一在这一年发出警告的专家是吉米·罗杰斯，1988年他继续警告说全球股市即将面临崩溃。罗杰斯以准确预期出股票将会下跌就做空而出名，但尽管他提前发出了看空后市的警告，在巴伦年会上却并没有推荐当年或下一年应该卖空哪些股票。想要取得投资成功，就不要让周末焦虑症影响到自己的投资策略。
尽管我们这帮投资管理人，掌管着客户的数1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在市场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在一年又一年的巴伦投资圆桌会议上，对于未来到底是会发生全球性经济衰退还是经济复苏，却总是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在1988年巴伦投资圆桌会议上，正好是1987年10月股市暴跌1000点的两个月后，我们对于未来的忧虑达到了极点。我们刚刚经历过了一次股市大崩溃，于是很自然地会推测，明年很可能还会再来一次股市暴跌。这让我总结出第4条林奇投资法则：
你无法从后视镜中看出未来。
朱洛夫先生在1988年投资圆桌会议上发言时一开始就断言：“1982~1987年的股市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还是那一天圆桌会议上最乐观的说法。在1988年投资圆桌会议上，我们争辩的是，到底未来会出现一个一般的熊市，使道琼斯股票指数大跌到1500点甚至更低，还是会出现一个毁灭性的大熊市，“干掉金融圈内大部分从业人士和全世界大部分投资者”（这是吉米·罗杰斯的忧虑），并导致一场“像30年代那样的全球大萧条”（这是保罗·图德·琼斯的预言）。
周末焦虑症（4）
除了忧虑将会发生毁灭性大熊市和全球大萧条之外，我们还担忧贸易赤字、失业问题以及预算赤字。在准备参加巴伦圆桌会议之前，我本来就已经忧虑得很，晚上很少能够睡个好觉，圆桌会议之后，我的睡眠更糟了，一连做了3个月的恶梦。
1989年的圆桌会议比1988年的气氛要轻松一点，尽管朱洛夫先生说，按照中国农历，这一年是蛇年，而蛇可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可是到了1990年召开圆桌会议时，原先大家一再预言将会发生的经济大萧条却根本没有发生，而且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会发生，道琼斯指数不但没有暴跌，反而上涨到了2500点。然而，我们又找出了一些新的应该逃离股市的理由。房地产业崩溃了，我们忧虑的灾难表上又多了一项。让我们感到忧虑不安彻夜难眠的是，股市已经连续7年上涨（1987年10月虽然发生了暴跌，可是年底收盘还是略高于1986年），未来股市肯定不可避免将会下跌。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过去这7年股市行情太好了！即使是我的那些经过许多大风大浪都不会轻易被吓倒的朋友们，也已经在讨论应该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藏到家中，因为他们担心那些货币中心银行也可能破产，整个国家银行体系可能崩溃。
1990年的悲观情绪甚至超过了1980~1982年。1980~1982年那时候投资者对失望至极，简直是谈股色变，只要有人提到股票，其他人就会把话题转开，宁愿谈论、葬礼，甚至是波士顿红袜队毫无希望获得冠军。到了1990年，人们对股市的反感，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避而不谈，他们甚至会非常急切地告诉你为什么看空股市。我本人就真的碰见过，坐车时出租车司机向你推荐债券，理发时理发师吹嘘说自己买入了看跌股票期权，押宝股市会大跌，这样看跌期权就会大幅增值。
我本来以为，像理发师这样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看跌期权是什么玩意儿，但是现在他们居然用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工资进行如此复杂的交易。华尔街著名投资大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曾经说过，当擦鞋童都买股票的时候，就是应该全部抛出的时候了。如果他的观点正确的话，那么，连理发师都买入看跌期权押宝股市将会大跌的时候，应该就是买入股票的大好时机了。
我收集了1990年秋季的一部分报刊，给各位读者重现一下当时的投资大众对于股市的态度有多么低迷，以下这些大字标题还算是比较乐观的呢：
“这次大裁员给专业人士打击沉重”—《华尔街日报》，10月4日
“你的工作还能保得住吗？”—《新闻周刊》，11月25日
“艰难度日”—《纽约时报》，11月25日
“房地产市场崩盘”—《新闻周刊》，10月1日
“高租金使年轻人无能力租房”—《商业周刊》，10月22日
“房地产不景气严重打击房屋改建企业”—《商业周刊》，10月22日
“房地产崩溃危及金融机构”—《美国新闻》，11月12日
“3年前自东北部开始的房地产业衰退已经扩展到全国范围”—《纽约时报》，12月16日
“赤字预案提交国会结果难料，即使通过也难包治百病”—《华尔街日报》，10月1日
“不知美国经济还会衰退多久”—《华尔街日报》，12月3日
“消费者放眼未来只有失望”—《商业周刊》，12月10日
“焦虑时代的生存指南”—《新闻周刊》，12月31日
“美国还有竞争力吗？”—《时代周刊》，10月29日
“你的银行能幸存下去吗？”—《美国新闻》，12月12日
“你还有竞争力吗？美国人正在落后，如何奋起直追”—《商业周刊》，12月17日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沙漠中还有一场战争要打。新闻媒体云集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室，数百万观众第一次知道了和科威特的地理位置到底在哪里。军事战略专家们在争论不休，伊拉克军队如果使用生化武器，美军会伤亡多少士兵。伊拉克军队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4，而且训练有素，他们蹲伏在加固的地下碉堡里，而这些碉堡隐藏在漫天的沙丘之中。
周末焦虑症（5）
对于伊拉克战争巨大的忧虑和恐惧，让大家本来就十分悲观的未来预测，只能是雪上加霜，伤口撒盐。到1991年1月15日，我们这些投资大师又聚到一起参加巴伦投资圆桌会议时，关于对伊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究竟会有多么巨大这一阴影仍然笼罩在我们心头。在我们“经济之花即将凋谢”为主题的讨论中，本来平时就忧心忡忡的朱洛夫比平时更为悲观沮丧。他预言道琼斯将会暴跌，暴跌到2000点，比1987年暴跌的最低水平更低，而迈克尔·普赖斯认为会大跌500点左右，马克·帕金斯甚至认为道琼斯将会暴跌到1600~1700点。我则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是经济将会出现大衰退，如果战争如某些人预料的那样可怕的话，股指就会暴跌1/3。
不过，你知道，能够参加一年一度的巴伦投资圆桌会议的，肯定是非常成功的投资专家，因此你完全可以推测，我们这些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投资专家，肯定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投资纪律规范，使我们能够避开那些悲观情绪的影响，采取正确的投资行动。我和所有美国人一样，非常清楚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对伊军事行动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血流成河的战争灾难。但同时，作为一个选股者，我的投资直觉让我不禁注意到，投资者竞相疯狂抛售，使得很多股票惊人地严重低估。由于我已经辞去麦哲伦基金经理职务，退休在家，所以我不能再像管理麦哲伦基金时那样，上百万股地大量买入，但是我可以操作自己的个人账户，于是我在自己的账户上增持股票，同时也为我帮忙管理的一些慈善信托和公共基金增持股票。1990年10月，《华尔街日报》注意到，我在个人账户上增持了W。 R。 格瑞斯（W。 R。 Grace）和莫里森—纳德森公司（Morrison…Knudsen）的股票，我本人在这两家公司担任董事。我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乔其特·杰森（Georgette Jasen）说，“这只股票只不过是我“增持的10只股票中的两只而已
……如果这些股票再跌，我还会进一步增持。”就像在我退休之后就买入麦哲伦基金一样，我又继续在个人账户上增持了2 000份麦哲伦基金。
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选股者来说，在一片悲观气氛中，反而为寻找赚钱机会很大的股票提供了买入良机。这时，报纸上的标题都是悲观沮丧的，道琼斯平均指数从夏天到初秋大跌了600点，连出租车司机都在推荐债券，基金经理人持有的现金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高达12％，而和我一起参加巴伦投资圆桌会议的投资专家中至少有5位预言将会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
当然，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伊拉克战争根本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恐怖（除非你是伊拉克人），股市不仅没有下跌33％，相反，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30％，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5％，小盘股更是上涨了60％。所有这一切，竟然使得1991年成了最近20年来最好的大牛市。如果你稍一留意我们这些投资专家们发出的悲观预言的话，你肯定会被吓得全部抛出股票了，那样你可就错失1991年这次大涨了。
更有甚之，过去6年以来，如果你一直密切留意我们在巴伦投资圆桌会议上对于未来宏观经济的悲观预测，你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