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穆勒)-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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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劳动阶级有这样一种想法，即竞争的人数过多是他们贫困的特有原因，所以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把除了自己以外的、生育子女的人数超过社会环境所允许的限度的人，看作（与西斯蒙第的看法一样）是对自己的不正当行为，是夺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那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种想法变成了劳动阶级中的普遍想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有人以为这样的想法对于行动不会有重大的影响，那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人类的天性。大多数男子即使照顾自己的利益，其行动有多大一部分是出于对舆论的顾虑（顾虑他的行为是否被人厌恶，被人藐视），也是很难估计的。在特殊情况下，人们过度放纵的原因，同样是由于舆论的刺激，而不单纯是动物的好色本性。这样说也并不过分。因为，舆论，特别是知识最为贫乏的各阶级的舆论，一般是使精神和权力的观念与本能的力量相结合，使自卑感与本能的节制或欠缺相结合。这种感情的反常，是由于把本能作为支配别人的手段或标记而产生的。即使仅仅除去这种人为的刺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舆论一旦转到相反的方向，则在人类行为的这一方面（译者按：指人口增殖），就会立刻发生一场革命。我们经常听说，即使完全理解工资取决于人口的道理，对于劳动男子的行为也无影响。因为一般地说，使劳动市场不景气的，决不是他自己生出来的孩子。这的确是不错的。但是，一个士兵的逃跑，并不会使一个战役失败，这也是不错的。因此，必须考虑的，不是使每一个士兵都留在队伍里，而是要考虑到，如果很多人都逃跑，显然每个人都会遭到不幸。因为随着任何个人的这种行为而来的，必然（自然地和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耻辱。敢于面对其所属阶级的一般舆论的人很少；当然，如果受到某种超越舆论的原理的支持，或受到别处的某种强有力的舆论的支持，又当别论。
还必须记住，这方面的舆论一经广泛传播，就会在广大的妇女中得到有力的支持。因为家庭人数过多，很少是出于妻子的意愿。因家庭人数过多而产生的难以忍受的家务麻烦（一切肉体上的苦恼和大部分的贫困负担），是全部落在妻子肩上的。由此而给予解放，对大多数的妇女来说，是一种恩惠，是为她们所欢迎的。虽然至今她们还不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但如受到社会的道德和感情的支持，她们是会提出的。容许任何人自以为有支配人人格的权利，这在目前犹为法律和道德所承认的一切野蛮作风中，确实是最令人厌恶的。
如果在劳动阶级中间，一旦普遍地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即他们的幸福要求他们适当地限制家庭的人数，那么，这个阶级中的可尊敬的而且品行端正的人们，是会遵守这种规定的。只有那些完全习惯于轻视社会义务的人，才不会遵守这种规定。因此，将会有明显的理由使“不生育将成为社会负担的孩子”这一道德上的义务，变为法律上的义务。正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舆论上的进步那样，有益的义务必然带有普遍性。如果大多数人认为有益而自愿遵守，只有少数人不肯遵守，那么，法律最终将会强迫他们遵守。但是，如果妇女有象男子一样的公民权（象她们在其他各方面有明确的“权利”那样），则法律上的制裁就毫无必要。风俗习惯使妇女只能以肉体的功能作为其生活的手段和势力的源泉，如果使她们摆脱这种限制，那么，她们将在其作用范围内开始拥有与男子平等的发言权。这将是在今天所能预见的为人类谋利益的各种改进措施中，在几乎所有各种道德的和社会的利益方面可望得到最丰硕成果的改进。
于是，必须考虑，以所谓工资的高低取决于人口的数量这一法则为基础的舆论和感情，其在各劳动阶级中产生的可能性如何？用什么方法才能唤起这样的舆论和感情？毫无疑问，很多人会不经思考就宣称上述希望只是妄想。不过，我在考虑这种希望之前，想先说一句，即，除非对于上面两个问题能作出满意的答复，否则，现在在英国盛行的被许多著述家视为文明顶点的产业制度，即社会的整个劳动阶级都依靠雇佣劳动的工资维持生活的制度，最后必然会遭到责难。我们现在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这种产业制度下，劳动阶级的人口过剩和生活条件恶化，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如果谨慎明智地节制人口的做法与雇佣劳动制度不能和谐一致的话，那么，这种制度就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制度。此时，不论财产如何处理，不论劳动方式如何改变，经济政策的雄伟目标，应能对劳动人民施加影响，使他们在更有力和更明白的引导之下（与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所能起的作用相比较），在节制生育上采取谨慎明智的态度。
但是，这样不能两立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固然，贫困的原因与雇用工人人数的关系，并不是象与业主的关系或与将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那样一目了然的。但是，这决不是神秘莫测的。工资取决于争取就业者的人数这个道理，对于各劳动阶级来说，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也不是无法了解的。事实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习惯于以此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任何一个工会都很了解，提高工资的每一次有成效的联合，都是靠在限制竞争者人数方面的措施取得成功。需要技术的行业，都渴望减少本行业的人数，大多要雇主接受（或力图使雇主接受）这样的条件，即雇用学徒不能超过规定的人数。当然，靠排斥别人来限制同业的人数，与靠对他们本身的限制来限制同业的人数，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不过，两者对于人数与报酬之间的关系都有明确的认识。这种原理，应用在某一种行业上是容易理解的。不过，如果应用在所有的行业上，就不容易理解。其理由如下：第一，从局部来看，其作用比较容易看清楚；第二，熟练技工与普通工人相比，其智力较高，而且习惯于协作和观察其行业的全面情况，故对他们的集团利益有较多的了解；第三，也是最后一个理由，是他们的生活最好，他们储备的物品最多，所以他们也最深谋远虑。但是，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明显地觉察到、并为人们所承认的事物是无法理解的，并且不承认它是一般真理，这是不应当的。如果各劳动阶级的头脑，能够合乎情理地观察他们自己的总的状况，那么，至少在理论上，必然会立即承认这一原理。然而，劳动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迄今仍做不到这一点。这或者是因为他们的智力处于尚未开发的状态，或者是由于他们贫困，这种贫困使他们既不怕生活更加恶化，也不希望生活有丝毫改善。所以，他们不关心本身行为的后果，不考虑未来。
第三节 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相互有关的方法之一—教育
因此，为了改变劳动人民的习惯，对于他们的智力和贫困，需要同时采取双重行动。首先，对于劳动阶级的子女，要进行有效的国民教育。与此同时，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象法国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样），消除整个一代人的极端贫困状态。
这里不宜讨论（即使以最一般的方式）关于国民教育的基本方针及其机构问题。但是，希望关于这一问题的舆论愈益推进，希望人们现在能够认识到，单凭口头教育是不够的，甚至在向那些阶级（社会上公开表示要向其提供它所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的那些阶级）提供任何更好的东西方面，我们的进展也是缓慢的。有争议的问题暂且不说，但是可以无所顾忌地断言，对人民群众进行一切智力训练，其目的必须是使他们增加常识，使他们能对其周围的环境作出切实可靠的判断。这是教育据以建立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工程。除此以外，一切其他的内容，都属于对智力的装饰。教育首先要有目的，这种目的一经确定而被人们承认，要决定教什么和怎样教，就毫不困难了。
在人民中实施一种能传播有益常识的教育，使他们得到能够判断自己行动倾向的知识，这样的教育，即使不经过直接的反复灌输，也必定会形成一种舆论，认为各种放纵和不顾未来的行为都是不光彩的。造成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这种不顾未来的行为，会被认为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行为而遭到痛斥。这样的舆论一旦形成，必定能使人口的增加具有一定的限度（我认为这是不能怀疑的），但是，这种舆论的形成，只靠教育是不够的。教育与极端的贫困是不能共存的。对穷困不堪的人进行教育是不可能收效的。没有尝过富裕生活滋味的人，是不容易知道富裕生活的价值的。或者说，总是生活在贫困之中，因而不顾一切的人，是不容易感觉到生活朝不保夕的苦恼的。就个人来说，往往有以奋斗求安乐生活的，但就全体人民来说，最多只能希望其勉强维持生活。要改进大多数不熟练短工的习惯和需要是困难的，而且不能很快见效，除非设法使所有这些工人的生活都提高到相当富裕的程度，并且能维持到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为止。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采取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既不加害任何人，也无民间自然产生的慈善事业或政府用法律力量采取的慈善措施所常有的弊端；而且，不但不会削弱、相反却会加强对于勤勉的各种刺激和考虑未来的各种动机。
第四节 改善劳动人民习惯的两种相互有关的方法之二
——通过国外和国内的殖民（移民），予以大规模的直接救济
首先是国家的大规模殖民政策。这就是，由国库补助足够的费用，一举移殖极大部分的青年农业人口，使他们在殖民地定居。象韦克菲尔德先生所提倡的那样，给青年夫妇以优先权，如果没有青年夫妇，则给有即将成人的子女的家庭以优先权。国家的这种支出，对达到这一目的是最有效的。同时，殖民地则可获得最大量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在殖民地是需要的，而在当地则是多余的。有人说过，适当规模的殖民，是用不着国家拿出什么费用的，或者用不着拿出不一定能收回的费用的。而且，其所需的资金，即使是靠借款，也决非筹自用以维持劳动的资本，而是筹自过剩的资本。这种资本找不到投资的出路，不能给其所有者的苦心积累带来充分的报酬（利润），如不投资海外，就会被浪费于国内不顾一切后果的投机。这种说法的依据，在本书的后面将会提到。在一国的所得之内，对于劳动阶级的福利通常无所贡献的部分，足以负担这种规模的殖民费用。
其次，是提供所有今后可以开垦的公有地，用以形成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些土地过去一向不是用于公共目的，而只是用以增加富人的领地。今天应当保留剩余的公有地，把它当作为穷人谋福利的财产。其管理机构已根据“一般圈地条例”建立。除此之外，我想建议的是（固然，这不可能很快就被采纳），今后在允许把公有地圈为私有的时候，应当先出售或转让一部分土地，用以充分赔偿这些土地所有者（包括村落共同体的成员）的损失；其余的土地则每块划成5英亩左右，让给用自己的劳动开垦并进行耕作的劳动阶级的个人，为其绝对私有的地产。对于其积蓄足以使生活维持到庄稼第一次收获时为止的工人，或能从某个当事人那里无担保地借得必需金额的工人（这样的工人是很多的），应当给予优先权。工具、肥料，有时还包括生活资料，则由教区或政府供给。这种借贷的利息，则作为一种具有永久性的地租，按公债的利率征收。小农可分若干年随时支付这种利息。这些小地产，如有必要，可按法律禁止其分割（固然，这种计划如果按当初的设想发生作用，土地是不会细分到不合理的程度的）。如果土地的所有者去世时没有遗嘱而在其继承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和平解决），则可由政府按其价值购回这块土地，让给能对其价格提供担保的其他工人。获得这样一份小地产的欲望，或许会象在欧洲大陆那样，成为谨慎明智和节约的一种诱因，对全部劳动人口发生影响。于是，在一部分雇佣工人中间产生了大有必要的中间阶级，即介于雇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中间阶级。这使工人得到两重利益，即，他们既能达到所希望的目的，又能得到可效法的样板。这样的结果，是有充分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