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企业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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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沙场老兵（12）
徐立华介绍，任何一方如果要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就必须开会决定。如果要做对这个股份公司不利的事情，那么另外的大股东肯定是不同意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要改变股权结构，不是说你原来一家国有企业刚刚上市了，有了几个小股东你就是往现代企业转变了。实际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占到70％，结果根本不起作用，所有小股东团结起来根本不能否定你的任何决定。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这个股东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行；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方向发展，那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同意在哪一点呢？就是统一到怎么有利于我们这个公司的利益上来了。”
徐立华坦言自己经常说话不算数，因为很多事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这恰恰是制度的好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外界一直盛传，波导和普天集团的关系一直处于不和的状态，徐立华谈话中无意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普天集团控股宁波电信集团，而宁波电信集团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它只是在电子信息集团的股东大会上，或者是说在电子信息集团董事会上起作用。在我们这里股东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我们上市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只能作为一个股东来发表意见。何况它只占33。75％，它只能说33。75％的话。”
如果想多说话怎么办？徐立华很直接：“可以啊！想多说话就拿股权来啊！拿钱来啊！要看他拿多少钱来，把我的股权买走啊！它想收购我的股权？我还想收购它的哩！”
普天集团的整个整合战略，看来在波导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它整合是没有错，是在整合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一切是由股权来说话的。比如说它要我做普天的广告，但我上市公司如果为大股东做广告，就叫关联交易！知道吧？这个是证监会严厉禁止的！如果你要做广告，行，你拿钱来，我帮你做！如果你不拿钱来，我帮你做广告，就成了关联交易，这个证监委是不允许的。”
同样是通讯企业的东信，最后被整改成了普天东信，徐立华笑道：“改名字可以啊！我们董事会上要同意啊！我不同意改，它就改不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股权。”
“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饭！”
对于目前很多富豪纷纷猝死的现象，徐立华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富豪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徐立华觉得自己很不注重个人生活的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既然叫企业家了，他就已经越过了物质生活享受的阶段。马斯洛说过，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是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
在徐立华眼里，真正的企业家是像倪润峰、储时健这种人：“特别是储时健，那是中国天子号的企业家。中国哪一个企业家超过储时健的？没有！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谁能望其项背？没有！储时健是上世纪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是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一百亿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一百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谁能一年给国家交几百个亿的税收啊？谁有这么大本事啊？现在这么多有名的企业，你20年加起来顶不上他红塔山一年。”
沙场老兵（13）
徐立华认为储时健最后没有超越物质享受的原因，是因为国家没有给他基本的物质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了！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百分之一？哪怕是千分之一？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他上交国家利税可能上千亿了，你拿一个亿给他，他还想什么？他什么也不会想了！”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国内另外一家著名的手机企业里，已经出现了某种个人崇拜的倾向，在自己的企业内刊上，对领导人冠以“圣贤之人”、“商界教父”之类的字眼；去下面分公司视察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全分公司的人出城30里迎接，等了3个多小时，见到他时一齐高呼“某某老总万岁！泰山、黄河向你致敬！”……徐立华也称，自己的企业也曾出现过这种苗头：“但是没有喊‘万岁’的！去年我也去山东分公司，他们为了欢迎我，就给我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四星级酒店，然后在宾馆的上面挂了一个横幅——热烈欢迎波导公司总经理徐立华下榻某某酒店！有天我在里面睡觉，突然‘嘭、嘭、嘭’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他说我看到标语，说波导的徐总来了，我买了波导的手机，现在有一个售后服务问题想找你解决……这个后来成了我们的笑话。这就是我碰到的最高档次的欢迎。我们波导老总出去基本上是没有接送的，一直是这样。从一开始创业，都是自己背着包跑来跑去，谁来接送啊？都习惯了。”
徐立华在当地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宁波市市长。在记者前去宁波采访的飞机上，曾问旁边坐着的一个宁波人：“你知道宁波的市长是谁吗？”他说不知道；再问他：“那你知道波导的老总吗？”他说：“知道啊，不是徐立华嘛？”徐立华笑言：“那是因为报纸、电视台不断地采访、报道的原因。这个是宁波特有的现象。当地人说起大企业的老总，他们都知道。因为整个政府的中心是围绕着企业在转，所以老百姓主要也是在关心这些企业。像许多地方还是企业在围绕着政府转，我们已经转过来了。”
徐立华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不错，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个事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不好，这样太招摇了。后来就算了。”
个人小档案姓名：徐立华职务：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出生：1963年1月籍贯：湖北省随州市学历：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本科）、西南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主要产业：手机主要经历：1991到深圳、珠海外企工作，1992创建波导。国家在1999年9月批准9家国内厂家生产手机，波导是其中一家，那时国产品牌手机几乎为零；2000年波导生产手机92万台，即夺得国产品牌手机第一；2001年波导生产手机282万台，遥遥领先其他国产品牌手机；2002年波导生产手机700多万台，连续第三年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成功超过许多著名洋品牌，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 波导首创的“自主营销渠道，服务销售终端”的手机营销模式，被国内手机厂商广泛采用。徐立华获得过诸多荣誉称号和奖项，如1994年曾获宁波市“优秀民营科技实业家”、“十大青年科技标兵”、全国第四届“实业家创业优秀奖”，1996年曾获宁波市“优秀乡镇企业家”，1997年获浙江省“优秀发明企业家”，2002年“中国IT十大风云人物”，2003年“国产手机杰出推进人物”等等。
第三部 末路英雄
末路英雄（1）
他们是曾经的“企业英雄”，却在近年陆续倒下。这些人当中，有些已盖棺定论，有些则未盖棺时便已定论，有些即使盖了棺也难以定论。
导致这些资本大佬们“死亡”的原因有很多，也已有了很多分析和评论的文字，其中不乏一针见血、正中肯綮之言。但我们不妨从一个新的角度，也就是人性的角度，来对他们进行一些微观且客观的分析——他们的性格中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缺隙？这种性格缺隙最后是如何导致他们的“死亡”？
“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这种历史观和人性观，虽然残酷却真实。
顾雏军：我绝望了
被捕前紧急告白
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面对危机一向高调回击的顾雏军，却显得格外沉默和谨慎。那段时间，他在想什么？他在做什么？经过种种努力，记者两次见到了正身陷审查风暴漩涡中的顾雏军。
坚硬的顾雏军，其实有极度脆弱的时候——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顾雏军彻夜未眠、泪水长流。很具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他曾怀着成为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跑到四川绵阳去找倪润峰和赵勇，企图说服他们把长虹卖给自己。但那个晚上，他卖科龙的第一个电话打给的却是赵勇。“科龙是格林柯尔系的灵魂，没有了科龙，我只是一个三流的企业家了！”顾雏军眼圈开始发红。
但即使崩溃，顾雏军仍然拒绝任何反思。
顾雏军有三样东西很难改变：吊带裤、大号眼镜框和他的倔脾气。
2005年7月19日中午的酷暑中，顾雏军穿着一身严实的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北京一家酒楼。他领着几个朋友，穿过幽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二楼的包厢。包厢的名字有点意思：“点江山”、“定乾坤”、“主沉浮”……这是顾雏军常来的地方。
那天他推开的是“主沉浮”包厢。这可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在数年时间内，顾雏军以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在国内一口气并购了十数家家电和汽车企业，并一度成为“一言定乾坤”的行业霸主。但在今天，他已经被抛到风口浪尖，无法再主宰自己的沉浮。
而在5天之前的200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与顾雏军还有一次偶遇。坐在贵宾楼三层的咖啡厅内，望着窗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顾雏军情绪低沉，我们分明能看到，痛苦和沮丧在他的脸上一寸一寸地扩散，并最终瓦解了他眼里的凌厉和自信，一头花白的头发显得愈发刺眼。他几次强行关掉桌上的录音机，坚持不能接受采访。他甚至摇着手对摄影记者说：“你别拍了，我今天这落魄相，岂不和现在科龙的形象一样了？”
记者在4年时间内，曾与他有过数次晤面。巧合的是，每次见面时，他都正高悬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第一次是在2001年底，媒体把顾雏军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不屑一顾地说：“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10月，他已经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代表”，面对种种非议时他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干卿何事。”而这一次见面，他口里反复念叨的是科龙三年内做到的四个指标：销售收入从43亿到85亿，出口从6700万美元到4。17亿美元，税收从2。1亿到5。6亿，雇员从2万人到3。5万人。他数次从沉痛中抬起头来反问：“我把企业做得这么大，我到底错在哪里？”但对当前许多敏感问题，顾雏军仍守口如瓶，他强调说：“我正在接受调查，现在不能说话。”
末路英雄（2）
吊带裤是顾雏军接受西方观念熏陶的结果，大号眼镜框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旧式传统教育的遗留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却害苦了他。在中国这个人脉社会里，他没有扎好根基，却胆敢以自己的理论对抗所有的非议。
3个小时后，酒楼其他的客人早已纷纷离去，包厢外长长的走廊显得寂静而空荡。顾雏军也起身告辞，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显得孤单而沉重。陪同人员解释，他马上要飞到“想买科龙的那个企业所在的城市去了”。他接着说：“等顾总卖了科龙，他会还清所有的借款，不欠国家一分钱的，然后他可能去国外某所大学做教授。”顾雏军本人曾希望，自己和科龙的经历以后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案例，让大家都来讨论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问题。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回北京，在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因涉嫌经济犯罪，带回广东接受审查。据说在此前一天，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