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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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又将他想去武汉自首，以此营救狱中的小周的想法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感到委屈。张爱玲说：“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下写下‘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何曾给我安稳？在我和小周之间，还是要你做出选择。你说我无理也罢。”
胡兰成辩解：“我和你是仙境中的爱，而与小周、秀美是尘境中的爱。”并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说不上取舍的话。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与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如天命一般不可移易。”还说待张爱玲如己，待小周如客，克己而待客，宁可委屈张爱玲，不愿委屈小周。
最后张爱玲伤感地说：“我要你选择，你到底不肯。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虽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尘境中的爱情击碎了仙境中的爱情，剩下的只有悲伤和痛苦，张爱玲的心灵再也承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由相知到相爱，由情人到伴侣，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见胡兰成不愿舍弃小周、秀美，张爱玲的心碎了，绝望了，她本能地意识到：在胡兰成心目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她决心回上海。
随着情感的破灭，张爱玲凋零了，枯萎了，枯萎的不只是青春和爱情，还有她的文采和才情。在很长一个时期，她没有再写东西，而且她再也没写出像先前那样富有灵气和才情的作品。
第二天，她走了。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不几日爱玲有钱寄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站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都说女人情多泪亦多，但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与父亲反目时，她大哭过；在香港求学时有次放假炎樱没等她而先回了上海，她伤心痛哭又追她而去；再就是这一次……天公应离情。二十多天的温州寻夫行结束了，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雨水和泪水中满腔的哀怨包围了爱玲，把昔日的热焰浇泼殆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冲刷得人去楼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他俩仍偶有通信往返，但日渐疏稀。到了1947年春天之时，爱玲的信亦有了“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但她仍常给他寄钱，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这时胡兰成的情况有了松动，尽管还是隐姓埋名。此时他正在撰写“论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书，名曰《山河岁月》。（这本书费时数年，几易其稿，后来在日本出版。）他还在温州中学和淮南中学教书。他仍然怀着“要出去到外面看天下世界”的梦想，“想法子结识新人”。时逢梁漱溟先生调停国共纷争，屡屡被时人注意。胡兰成就给他写信，称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梁先生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于是二人常有通信来往。胡兰成有时也去听温州戏。我看了温州戏，想着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涎唾水了。”
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从此绝了音讯。
1955年11月，一代才女张爱玲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走过罗湖桥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告别了祖国。为了生存，她和一个比她大30岁的剧作家结了婚。11年后，瘫痪的丈夫去世了，张爱玲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清算汉奸，胡兰成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得灰溜溜逃亡日本，暂借东京一家杂货铺栖身，后结识了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与之姘居，过起醉生梦死的潦倒生活。晚年胡兰成移居台湾重操旧业，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
第五部分现代著名作家 张爱玲（5）
后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去了美国，便借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之际，向张爱玲百般挑逗，暗送秋波，指望重修旧好。张爱玲回信说：
兰成：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参考，所以冒失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爱玲
不知当年胡兰成对美丽多才的张爱玲始乱终弃出于什么难言的苦衷，但许多年以后，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第五部分现代作家 郑振铎（1）
郑振铎：（1898～1958年）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1917年夏，20岁的郑振铎自故乡温州来到北京投奔他三叔，次年考入一所高等院校——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他开始投身社会活动，成为本校的学生代表。当时在北京的福建同乡会十分活跃，不仅在诸如“五四”运动、“福州惨案”等大事件中积极做出反映；而且也为了本省的利益或问题常召集各高校的福建同乡会在北大师大开会。郑振铎虽出生在浙江，但祖籍是福建长乐县，所以也可算是个闽人，当然每会必到，到则慷慨激昂，这样，他认识了许多人，其中便有女子高等师范的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有3个还是福建籍。
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黄世瑛。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
禁不住爱情的煎熬，他先找了个机会跟“四公子”中他最熟的黄英说了自己的心事，可是等不及回音，便又给黄英写了一封信去。
黄英在入女高师的第二年开始用“庐隐”作笔名发表作品，“庐隐”终于成为载入文学史册的名字，而她的原名则渐渐被人淡忘了。
信中写道：“……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底点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进行，有效否，极盼望早得结果，慰我不定的心。”
接到信时，黄英正与程俊英、黄世瑛等人在校园葡萄架下闲聊，本是好朋友，除了情书，一般来信几乎都是互相公开的。于是几人轮流看了信，等其他人都走开只剩下黄世瑛的时候，黄英悄悄问她：“振铎的信你看了觉得怎样？”
世瑛莫名其妙，反问道：“什么怎么佯？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黄英有些犹豫的，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想你不至于恼我吧？”
世瑛有点急了，同时也猜到几分，嘴里催道：
“你不要吞吞吐吐了，什么事就快说吧！”
黄英道：“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为什么？……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说到这里，她不禁微笑了，“他对你十分信任，从前跟我说过几次，要我向你转达，我怕碰钉子，一时也未找到机会，今天他又来信追问，我只好告诉你了。我想他的人格，你总信得过，做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
黄英知道世瑛的脾气，因此把话说得极婉转，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世瑛听了后，半天没吭一声，后来说出来的两句也真令黄英丧气：
“做朋友本来就不成问题……但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
黄英想想，也无可奈何，于是说：“也好，但希望快点。”
可是怎么“快”得了呢，世瑛连跟家里谈的勇气也没有。
时间到了1920年的最后一个月，郑振铎忙着准备铁路学校的毕业考试，又忙着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他是最主要的发起者），可是大忙仍不能稍稍缓解他对黄小姐的思念，他也就在焦渴中更加努力地用功、工作……
次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顺利成立了，他被推为书记干事；他的毕业考试总成绩这时也出来了，他得了“乙等”，并被分配到上海沪杭南铁路管理局，可是他没有立即去报到，他在痛苦地等待。
在他的介绍下，黄英与世瑛都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而且3人都在研究会小说组，平时也总有机会见面，可是世瑛那边始终没有一个确信过来，郑振铎就在希望、失望、绝望的圆环中转圈。
苦等了3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京赴沪了。在动身的前夕，他一人坐在灯下给黄英写信。念及个人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已隐约可以看见前程的光明，而恋爱却如此不顺，如此希望渺茫，不禁泪盈眼眶，惆怅满胸。他想，世瑛未回答他的呼唤固然有家长的门户之见的原因，可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封建的厚幔已被掀起一角的时代，家长的专制决不可能成为他们恋爱的主要障碍，主要原因还是世瑛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勇气以及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她真爱他，爱得深一点，像他爱她一般，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有些自伤自怜，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大树，没有能环抱它的人；他对她的深情就像一片汪洋，可是没有能盛下它的容器。于是英雄孤立于世的悲壮感又爬上了心头。
想是这么想，他对世瑛还是不肯放弃幻想——世瑛没答应，可也没明确拒绝啊——只要心不死，情也就难绝。即使是一堆死灰，也总是在妄想着有复燃的一天的，只要火种还在。因此他在信中仍然表示他愿意在上海继续等候世瑛的最后决定。
第五部分现代作家 郑振铎（2）
郑振铎在上海，与世瑛时有信件往还，当然算不上是情书。他创办了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旬刊》，向世瑛约稿，世瑛写了篇散文《心境》，发表在6月10日该刊上，文中流露出苦闷和矛盾的心情。
就在这年暑假，黄英到上海去，见到了郑振铎。郑振铎的精神状态使她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于是便给世瑛写了一封信去，信中写道：
“……振铎对于你陷溺极深，我到上海后，见过他几次，觉得他比从前沉闷多了，每每仰天长叹，好像有无限隐忧似的。我屡次问他，虽不曾明说什么，但对于你的渴慕仍不时流露出来。世瑛！你究竟怎么对待他呢？你向来是理智胜于感情的，其实这也是别人不深入的观察，对于振铎的诚挚，能始终不为所动吗？况且你对于他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绝他的，岂另有苦衷吗？”
世瑛接到黄英的信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可前后想了几天几夜，还是下不了决心，于是去找程俊英商量。俊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