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名流的情人们-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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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事情，郁达夫家里人多数是不同意的。北京的大哥郁华（曼陀）还为此写信把他大骂了一顿。
郁达夫沉浸在喜悦中，根本无法顾忌别人的指责。
郁达夫和王映霞春天结婚，秋天一过，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这是一个男孩，取名郁飞，小名阳春。他的出生给家里带了不少生机。
郁达夫与王映霞婚后有过一段甜蜜丰裕的日子。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看似幸福的生活，不安的暗流在渐渐涌动。郁达夫是个性格懦弱的文人，勇于自我暴露，很多问题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很少顾忌别人的想法。一对男女在一起，可以生出三样东西：婚姻、孩子和烦恼。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是不完整的也不服气的二妻并行，虽有不少的孩子，无尽烦恼却是避免不了的，尤其是性格如郁达夫的人。
郁达夫结婚前曾对王映霞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日记不会在有生之年发表，然而北新书局还是把日记刊登了，名为《日记九种》，公布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经过，也是郁达夫追求、王映霞接受的过程。
据王映霞自己猜测，当时郁达夫追求王映霞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郁达夫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要把王映霞“搞定”，形成既成事实。
婚后，郁达夫总是要求王映霞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旦不如意就发脾气，使性子，弄得王映霞很难堪。郁达夫爱喝酒，爱抽烟。有一次半夜喝醉了，醉倒在弄口，害得王映霞等了一夜。天明时分，王映霞放心不下，出门去找，看见了倒在雪地里的郁达夫，急忙把他扶进屋。郁达夫好半天才缓过来。以后朋友请郁达夫喝酒，王映霞一定要他们把郁达夫送回来。
有时，郁达夫会无缘无故失踪，总是让王映霞担心，而他回来之后，却丝毫不以为意，深深伤害了王映霞。更让王映霞容忍不了的是，嘴里口口声声说爱王映霞的郁达夫，总在言语中流露出把王映霞当作小妾的潜意识。试想，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自己所爱的男人，而那个男人竟然把自己当作下等的人看待，谁也受不了。
八·一三事变后，郁达夫与王映霞从上海迁到杭州，并建起一座风雨茅庐。王映霞还为郁达夫生下两个儿子，但双方的性格矛盾日益激化，家庭争吵越来越多。1936年郁达夫为参加抗战活动南下福州，留下王映霞独自带着孩子和老母在漫天烽火中逃难。兵荒马乱的战争岁月，正是妻子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共渡难关的时刻，而郁达夫的远走，使王映霞感到郁达夫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丈夫。而郁达夫在福州做官，曾风闻自己的好友许绍棣“新借得一夫人”，但也没有成为心事，直到传来具体消息后，才一再发信请王映霞来闽，却了无回音。
第五部分当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5）
1938年，郁达夫携着许绍棣不愿与之结婚的王映霞赶赴武汉。此时的王映霞不断与许绍棣联络，以期还个“说法”给腹中的孩子。而此时的许绍棣，却真的与当初的借口——王映霞所号称的为许绍棣介绍的用来续弦的小姐开始了火热的交往。此时的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他将这些信批量影印，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了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一时间，舆论哗然，满城风雨。事情的结果是：聪明的许绍棣以快速定亲结婚洗刷了自己；郁达夫与王映霞则在朋友们的调解下各作让步。王映霞写下了不公布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却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的误会，以保全她的声名。
不可外扬的家丑，就这样被清教徒性格的郁达夫张扬成了所有人的焦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完全原谅这种就算自己错的尊严伤害。从此，两人貌合神离。
1938年12月，一家三口从福州上船，抵达新加坡。两人的感情经历这么多波折，关系越来越坏。郁达夫担任的《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在那里，发表了《毁家诗纪》，有着详注的19首诗与1首词，展示了他和王映霞的感情破裂以及王与许绍棣的发展过程。清教徒性格的郁达夫再一次“自我暴露”，他写了不少一般人难以启齿的家事：例如两人在金华重逢时，王映霞以例假为由拒绝与郁达夫同房，不日却与许绍棣夜奔碧湖同居，等等。还有的诗中将王映霞比作姬妾。如其四：
寒风阵阵雨涛涛，千里行人去路途。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同去的王映霞在香港的《大风》旬刊上看到了郁达夫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终于下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她已被毁誉得无颜立足南洋。王映霞不堪忍受，也写了两篇文章给《大风》期刊，为自己辩解。夫妻关系公开到如此地步，已无力回天了。王映霞向郁达夫提出了离婚。
1940年3月，众友朋的劝解无效，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式离婚。三个孩子归郁达夫抚养。
带着一身伤痕，王映霞只身回返中国，并于1942年在重庆与钟贤道结婚。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任职于重庆招商局，在当时拥有相当地位与实权。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十分隆重。章克标著的《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多么阔绰。”
王映霞再婚后，与钟贤道生了一子一女，一家定居上海。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如果没有后来一个他（指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漂泊不定。”
郁达夫在新加坡主要从事抗日活动，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与胡愈之等人向苏门答腊撤退。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隐姓埋名住了下来。不料，由于日本军队得知郁达夫会日语，而日军当时正急需适当的语言翻译，就把化名为赵廉的郁达夫强行征为翻译。
翻译的差事很轻松，但郁达夫一个人在苏门答腊岛总不习惯，于是娶了一个当地华侨姑娘何丽有，生下儿子大雅和女儿美美。
这是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何丽有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而郁达夫结婚的目的就是找一个管家婆。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两人的日子非常平淡。
不久，郁达夫以有病为由推掉了翻译之职。1945年，日本投降了。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的两个人带走，从此一去不返。人们只是从后来的战犯审讯中得知他被日本兵杀害。
第五部分现代著名作家 张爱玲（1）
张爱玲：（1920～1996年）现代著名作家；四十年代在上海孤岛成名；其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作者独特的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
张爱玲出身名门，她的爷爷张佩伦是晚清翰林院学士，奶奶是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女儿。
但张爱玲却有一个不幸的童年——早年父母失睦，终致离婚。
家学渊博的张爱玲多才多艺，家庭的不幸又使张爱玲早熟。七岁时她就开始写小说，中学时代在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迟暮》、《秋雨》，小说《牛》、《霸王别姬》，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一幅漫画——她用这５元稿费买了一支唇膏。
1941年，怀着“天才梦”的张爱玲终于挣脱了家庭的樊笼，只身到香港求学。数年后，张爱玲挣脱困境，崭露头角。
1943年5月，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在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从此，张爱玲一发不可收拾，《沉香屑·第二炉香》、《心经》、《倾城之恋》、《封锁》等一大批小说、散文及影评陆续见诸报刊杂志。
1943年5月至1944年底，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张爱玲共创作发表了１个长篇，６个中篇，８个短篇和40篇散文，总计50余万字！
正在这时，张爱玲遇到了胡兰成。
胡兰成于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离县城几十里地的北乡胡村，自幼生活困窘，在杭州蕙兰中学上二年级时考取了杭州邮政局邮务生，20岁时娶妻玉凤。胡兰成有几分小聪明，1927年去北京燕京大学谋得一份副校长室文书职位，工作之余常到教室旁听，因此丰富了学识。北伐时回到家乡，先后在杭州、萧山等地任教，之后南下广西，辗转南宁、百色、柳州等地，当了五年中学教员。
1932年胡兰成的结发妻子玉凤病逝，给他很大打击。当时胡兰成家境艰难，四处借贷无门，后来勉强在干妈那里借了60元钱草草葬妻，却招致干妈的奚落和冷嘲。早年生活的困顿潦倒给胡兰成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许多年后对这段生活他仍难以忘怀：“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断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经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这个从生活底层爬出来闯世界的人，为了自己而挣扎，为了改变命运而对人格、尊严、道德的价值观念已相当淡漠，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
1936年“两广事变”后，时在广西教书的胡兰成因在《柳州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受到军法审判。日后他曾自嘲地说：“我对于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一样糊涂。”
大汉奸汪精卫看中了他的文才，1937年３月委任胡兰成为汪派上海《中华日报》主笔，从此决定了胡兰成一生的命运。上海沦陷后，胡兰成调到香港任《南华日报》主笔，陈璧君到香港后，把他的月薪由60港元一下增加到360港元，另外还有2000元的“保密费”。从此，这个早就不顾人间是非黑白的自私者，彻底卖身投靠到汪伪集团，1939年12月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次长、伪行政院法制局长，成了以陈璧君为首的汪的嫡系“公馆派”的一员儒将。
1943年，是文坛上的张爱玲年。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从五月份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在这一年相继问世。在这年的十一月，《洋人看戏及其他》刊于《古今》，《金锁记》刊于《杂志》，《琉璃瓦》刊于《万象》，《封锁》刊于《天地》。文坛登龙，杂志为径，文坛的金字塔正是著名杂志堆砌起来的。以此而论，此时的张爱玲如日中天。
在1944年初，在家闲居的胡兰成，看到了杂志《天地》上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张爱玲对人性的理解，流畅的文笔，给文学修养颇高的胡兰成留下很深印象。他好奇地给《天地》主编苏青写信，问“张爱玲系何人”。苏青回信说“是女人”。当然是女人，但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苏青没有说。不久，在《天地》刊登张爱玲的一张照片，胡兰成望着照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从此，他觉得：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二月初，胡兰成从南京到上海，主要是打探张爱玲其人。在胡兰成再三恳求下，苏青才迟疑着把张爱玲的地址给了他。翌日，胡兰成去造访张爱玲。张爱玲性格内向，不喜欢社交，尤其是在大红大紫之后，更是闭门谢客。胡兰成这次贸然造访，张爱玲自然是不见的。
一身长袍的胡兰成彬彬有礼地敲响了上海租界区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05室张爱玲深锁幽居的宅门。门里传来女仆的问话声：“侬找阿里一位？”胡兰成答道：“我是从南京慕名来访的一位读者，想见一见张爱玲小姐。”女仆迟疑了一下，又说：“张爱玲小姐身体不适，现在不见客。”胡兰成从公文包里摸出纸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劳驾女仆送给张爱玲小姐。女仆应了一声，从传信口接了纸条，再没了声息。
张爱玲从女仆手里接过纸条，心里不由一愣：胡兰成？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写得一手好文章，常在《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