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累累 ［美］昆德伦 著-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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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不是这样。也许作为一个孩子，他对自己没有太大的把握，以为新学年是一切都重新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有成年人最傻，以为自己完全知道自己是谁。有时在早晨沏咖啡，或傍晚做吐司和鸡蛋、准备晚饭时，我在心里一遍遍说：“喂，我是贝思？克伦肖。”像曾在护士笔记本的空白处练习书写“罗伯特？贝尼代托太太”那样，我练习书写名字。
“如果有人来学校，自称罗伯特的父亲，那你们必须马上给我打电话。”我曾在电话上关照过学校秘书。
“我们早知道了，克伦肖太太。”她懒洋洋地说道，似乎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处理监护权争执或家长偏执狂。我再次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只手让我不要提问，这在一个母亲说来就古怪了，她不知道谁善意提醒学校，她要问人家她儿子的学籍资料从哪儿来、谁寄的，她对校办公室说：“顺便问一下，你们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吗？”“保护天使”帕蒂？班克罗夫特总给她看不见的、无名氏的网络成员打电话，我当然很感激。但有时想到别人比我更了解自己时，心里与其说觉得神奇，不如说觉得受到了侵犯，这让人产生窒息感。我似乎只在别人的想像中存在。瞥了一眼身边那个同站在停车场上的窄臀部、窄肩膀的女人，我心想，与她的对话不知是否纯属偶然，或许我每天穿的衣服一一那些施舍的八号衣服一一以前就是她的。
“贝思？克伦肖。”我有点不快地说，伸出手，注意着对方的反应。
“哦，”她说，“对不起。辛迪？勒尔巴克。你新来吧？”
我点点头。
“你孩子几年级？”
“五年级。”
“哪个班？”
“伯恩森太太的班。”
“真妙。伯恩森是白痴。世上最好的女人，可我两岁的孩子都能教她社会学。”
“你家的呢？”
“四年级。”她叹了口气。“她名叫切尔西。小的叫查德。”
“你丈夫叫查利？”
“克雷格。”她说，“是不是太糟了？我当时意乱情迷，现在脱不了身了。如果再生个姑娘，我会给她起名凯特琳。”
那个曾将哭叫的孩子拉进学校的男人从两扇前门里山来，走到一半又朝路两头看看。他依然挂着那个哨子，手里拿着记录板，他的脸像我的脸一样红红的。
“副校长，”辛迪说，她双手合抱在胸前，“赖尔顿先生，人很好。就是有点……”她在空中摇晃着一只纤细的手，像只飞鸟。“也许不是。我说不清。”
“谁又说得清呢？”我说道，咧嘴笑了笑。记得在医院里，有一天我将一个助手拉进备用品大橱，臭骂了她一通，因为她在卸午饭盒时对一个朋友说西尔弗斯坦医生身上有股“娘子①”真味。“天哪，”之后我对朋友温妮说，“如果男人穿着考究，又没寻花问柳的事，大家就会把他看做同性恋而加以唾弃。”
…
① 此处原文是faiW，意指一对男性同性恋中充当妻子角色的人。
温妮拍拍我的手。她手指很短，指甲方方的。“弗兰，我很喜欢你，”她说，“但西弗斯坦医生自从进入医学院起就一直与一个叫比尔的建筑师同居。你要吵架得找准对象。”
我想念温妮，她是南湾医院急救室的护士长，能使任何人心平气和。有次为寻找证据，我用梳子细查一位被强奸的女人的阴毛，温妮则抚摸那个女人的手背，使她平静下来。过后我在浴室里哭了起来，温妮又设法使我觉得，我这么做是为那个女人好，不是在伤害她。我想念平托太太，我们的邻居，每逢八九月她就在我们台阶上放满满一袋熟透了的西红柿。她叫罗伯特“帅小伙”，这个称呼使罗伯特那橄榄色的皮肤变成了难看的红褐色。上帝，我多想念格雷斯啊，想念在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里与她在电话里的谈话。
我们谈她的学生，谈我们的父母，谈废话，谈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便宜的运动鞋，谈什么样的染眉油不会使眼睛难受。
“你去了哪里？”如果在上午没有与我通上话，她就会这么问。上帝，她一定非常想念我。
但愿我更加想念我母亲。但是，在我妹妹离家上大学、在我父亲去世后，她就搬到她妹妹费伊那里，跟她一块住，脱离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整天来往于工厂与大西洋城的生活，过上了一种吃圣餐、玩宾戈赌博游戏的生活。仿佛她的婚姻以及孩子只是她真实生命中一段短暂的插曲。玛吉与费伊姐妹俩一起看气象节目，为孩提时代的事的真假争吵。我以前每周与母亲通一次话，但说的内容比我刚才与这个叫辛迪一一不管她叫什么一一的女人说的还少，而这个在酷热的阳光下看手表的女人则纯粹是个陌生人。
“你上班吗？”她问。
我摇摇头。“你呢？”
“不上班，从今天下午才开始。”她说，“卖雅芳化妆品，是临时工。这种天气下，多半时间口红会融化。有时我’就把东西全放进冰箱，可他们不赞成这样做。真气人，难道要我卖像漆一样的糊状面油不成？”她低头嗅了嗅胸前的衬衫。“老天，但愿我能进雅芳化妆品公司。切尔西上学的第一年，我得在幼儿园一坐半天，等她上音乐课了才悄悄溜出来。弄得我只能半天卖雅芳化妆品。上一年级了，我们想让她完全脱离我们，可她又伤心地哭，我只好呆在外面的大厅，这样，除了小组活动时间，她都能看得到我。二三年级时，我在外面呆上一个小时，一直呆到一月，还自愿在图书馆帮忙什么的。今年，我说，切尔西，宝贝儿，该结束了。可她还要我第一天在外面呆半小时，让她能从窗里看到我。
克雷格说，先是半小时，接着便是呆到吃午饭。谁知道。”她耸耸肩。“你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傻？”
“没有，”我说，“做孩子的不容易，更不要说做母亲了。
我就一直没有弄明白，我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他好，还是为了自己心情好受些。”
“你可说到了点子上。”她说道，一边用手给自己打着扇。“我仍然想不明白她哪来那些恐惧。譬如，她会问你购物中心的自动扶梯会不会夹住鞋带。见到电视上播放地震或龙卷风，她就想知道该站哪儿或该怎么躲避。”她用手搭了一个凉棚，朝学校方向看去。“我们家曾遭雷击过，当时切尔西三岁。雷击只烧黑了烟囱的一侧。天晓得孩子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你儿子像其他男孩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吗？”
我耸耸肩。“他倒是个男孩。他将恐惧深埋在心底。”
她点点头。“男孩嘛。”她说道。我看看她，她黑发乌亮，指甲涂油。我心想，若我说“对”又该怎样呢？事实上，在他父亲将我打得死去活来时，孩子想的是最好保持安静、做个好孩子，否则会发生世界大战。如果我回答说，你孩子爱看自然灾害，本该让她看看我最后一次遭打后的脸，不知她又会说些什么。
我内心寻思着，假如我的余生只能自言自语，那会怎么样呢？假如我再也不能对人倾吐我的心里话怎么办？我回头看看那幢学校大楼，猛地抓住辛迪的手臂。“怎么啦？”她说道，转身看着两辆巡逻车一一红白色和蓝色一一开到学校门口停下。车里钻出穿警服的人，大步迈向大楼，在门口站住，与穿卡其裤的那个男人谈了起来。正在告诉他，正在告诉他。接下来，警察就该从贴胸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罗伯特去年在圣斯坦尼拍的一张照片，坐在圣母像下的台阶上，穿着马球衫，就是从纽约到莱克普拉塔时穿的那什。
我曾给了我婆婆一张，她把照片夹在烫金框里，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里有餐巾纸和安眠药。我似乎看到她将照片递给博比，他拿到照相馆去加印，手指点着下唇，琢磨着找到我们时对付我的最佳办法。
那几个人开始往里走。我似乎看到他们三个在办公室里弯腰看一扎马尼拉纸文件夹。我想像着他们翻看新生档案，向五年级教室走去，看到罗伯特后与老师耳语几句，将他带出教室。我觉得这一切像罗伯特圣诞节得到一本活动翻转书，所有的小画面动得很快，立即形成一个故事，那是我生命终结故事的序幕。
“那两个警察到学校里去干什么？”我一一见到这情景全美国唯一慌了神的女人一一说道。
“开学第一天他们都来，”辛迪说，“给孩子们讲话，告诉他们不要与陌生人谈话，不要乘任何人的车，只与认识的人在一起，都是些常规。”她斜眼看看停车场。“我看那人是布赖恩特警官。虽然我与你不熟，但我还要说，我不愿结识比我年轻的警察。”
“是吗？”
“没错，”她说，“他足足比我小十岁或十二岁。另一个我始终记不住他的名字，但他更年轻。”她看看我。“你没事吧？想要一杯咖啡吗？”
说出当时的感受好像有点傻。也许这感受纯属化学释放，肚子里的胀气跑了，头里的嗡嗡声也消失了。也许纯粹是因为知道在警官眼里，我孩子不过是与众多孩子没啥两样的一张脸而已；在那女人眼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某个孩子的母亲而已。也许因为贝迪谈论自己女儿的那种口气混合着害怕、自尊与怜爱，善良的母亲在孩子年幼时流露这种感情犹如出汗一样自然，而这种混合物就是我十年来的燃料，燃烧着我这个炉子里的火焰。或许是因为她用粉红色布块擦去白色太阳镜后面、蓝眼睛下涂成浣熊眼圈式的染眉油的动作。或许是那口与我不同的纯南方口音。或许是在知道警察到学校去只是关照孩子要小心之后所产生的轻松感。不过，一个陌生人正在注意我孩子，它让我产生的恐惧不亚于看到他父亲开车来找我们：一辆租来的车停在拐角处，他父亲的手臂曲肘搁在驾驶座窗外，用他浓厚、有说服力的声音招呼道：“嘿，伙计。”
或许我想起了女性间的友情，想起了与温妮、与格雷斯之间既是姐妹又是朋友的感情；想起了小学里与布里奇特？福利的友情，这种友情延续到她父母搬到岛上为止；想起了高中里与迪伊？斯坦普尔的友情。对我而言，友情多多益善，我一贯不是那种背着丁零当啷大背包旅行的姑娘。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博比才对我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总有一群入围在他身边，面对他，听他说，看着他，哈哈大笑。
我总有干不完的活：在面包房给炸面圈填果冻，赚钱读护校，帮格雷斯写论文，坐出租车送父亲去医生办公室，寒冬腊月停止供应暖气时等修理工来修理管道。可我身旁总有亲密的女友。看看辛迪，听她轻松地倾吐，使我想起友情曾经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坐在公园长凳上，在双人床上横躺，站在女厕所的水池旁，将电话拉进厕所间，张开嘴，一吐为快，将那些半数时间里得用性格粘在一起的零零碎碎的、感觉不到的自我吐出来。可后来，博比毁了我的友情天地。他不喜欢我的女友，骂迪伊“荡妇”，骂温妮“相公”，骂格雷斯“一脸苦相”。他向我公开了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就像野兽一样占据在友情天地的中心位置，随时准备将友谊撕得粉碎。
“那么，博比本人怎么样呢？”有人会说。
“不错，不错，好极了。你知道，他很忙。”
“一切正常吧？”
“正常，一切正常。”
我这多半生就像鲠喉鱼刺，永远也吐不出。但我已习惯了。博比说了一个秘密，说我究竟是什么人，而我现在有了另一个秘密。或者说是弗兰，贝内代托有了件不能说的事，喝啤酒、吃肉末夹饼、喝咖啡时不能说的事。但贝思？克伦肖对自己的生活可以随心所欲地说。谎言比真话容易得多。也许我已擅长说谎话了。
几分钟后我就知道，我们只是偶遇，辛迪不是帕蒂？班克罗夫特机构的成员。在微型货车里，她说她最好的朋友夏天去了加利福尼亚，她同情我离婚后的艰难，见我座位下放着果汁箱和饼干包装纸向我表示歉意。她在厨房里将咖啡脱去咖啡因，端上一盘小松饼。她谈笑时的表情、不时盯着移门外平台及水池的神态使我明白，她也像我，需要伙伴。她的生活有条不紊，不那么随心所欲，每周两个上午陪查德上玩具城，周三给洗礼教教堂的前辈做午饭，陪切尔西上芭蕾及体操课，还要上主日学校，卖雅芳化妆品。她一旦回到自己厨房的桌旁时，时间似乎成了拉长的块状物。
“我有一些旧东西，克雷格的母亲搬到公寓大楼后，我从她那里清理出来的。”她说，“在我地下室里闲放着，你缺什么就随便拿。窗帘啦，椅子啦，什么都有，我有一个中学时的女朋友，急着买了大件，大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