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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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是职业军人。谈不到把他们也拉进来。他们是靠不住的，何况这样还要增加费用，但是有些晚上他们这两个同事会到一家熟悉的酒吧间的后间里去消磨一部分时间。马塞尔——也可能是路易——建议朗贝尔上他们在关卡附近的家里去住，等待通知。这样，出城的事将毫无困难，但是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近来有人传说在城市的外围要设立双重岗哨了。　
　　朗贝尔表示同意，并从他剩下的香烟中拿了几支请他们抽。两人中那个还没有开过腔的就问贡扎莱斯费用有没有谈妥，是否可以预付一些钱。　
　　“不，”贡扎莱斯说，“用不着这样做，这是自己人。费用到走时再结算。”　
　　他们又订了一个约会，贡扎莱斯建议再过两天到西班牙饭店吃晚饭，然后他们从那里到这两位守卫的家里去。　
　　他告诉朗贝尔：“第一夜我陪你。”　
　　又过了一天，朗贝尔上楼回到他房间里去的时候，在旅馆的楼梯上同塔鲁对面遇上了。　
　　“我去找里厄，”后者说，“您愿意一起去吗？”　
　　“我总怕打扰他，”朗贝尔犹豫了一下子说。　
　　“我想不会，他跟我谈起您的许多事。”　
　　记者想了一会说：　
　　“我说，假如你们晚饭后有空的话，就是晚一点也不妨，你们俩都到旅馆酒吧间来。”　
　　“那得看他和疫情而定。”塔鲁说。　
　　里厄和塔鲁还是在晚上十一点来到了这又小又狭窄的酒吧间。三十来个人挤在那里高声交谈。这两位刚脱离疫城的寂静环境的来客停了下来，有些不知所措。当他们看到这里还可以买酒来喝时，就明白人们兴奋的原因了。朗贝尔在柜台的尽头，他坐在高凳上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就走到他的身边。塔鲁不动声色地把旁边一个在喧嚷的人推远些。　
　　“你忌酒吗？”　
　　“不，”塔鲁说，“正相反。”　
　　里厄嗅一嗅他玻璃杯中酒的苦草味儿。在这种喧闹声中讲话是困难的，而朗贝尔好像除了喝酒之外无暇他顾。医生还无法断定他是否已喝醉了。这狭小的屋子里除了他们喝酒的柜台外，剩下的地方只有两张桌子，其中一张座位上有一个海军军官，左右膀子各挽着一个女人，他正在对一个红脸的胖子讲述在开罗发生的一次斑疹伤寒的情况。他说：“有着集中营哪！这些集中营是为当地人设立的，搭了些帐篷来收容病人，但周围布满岗哨，如果病人家属企图把土方药偷偷地送进去的话，就会遭到枪杀。这是毫不讲人情的，但是做得对。”另一张桌子被几个装束人时的年轻人占着，谈话内容听不懂，声音湮没在放在高处的电唱机播放出来的《圣詹姆斯医院》的旋律中。　
　　“还满意吗？”里厄提高了嗓门说。　
　　“这事快了，”朗贝尔说，“也许就在这星期里。”　
　　“可惜！”塔鲁叫道。　
　　“为什么？”　
　　塔鲁瞧着里厄。　
　　“噢！”里厄说，“塔鲁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您如果能呆在这里，您可以帮我们忙。而我倒非常了解您为什么要走。”　
　　塔鲁又请大家饮了一杯酒。朗贝尔从他那张高凳上下来，第一次正面看着他：　
　　“我能帮你们什么忙？”　
　　“这个，”塔鲁说，一边不慌不忙地把手伸向他的杯子，“可以到我们的卫生防疫组织里来。”　
　　朗贝尔又显出他那经常出现的带着一副倔强的神情思考问题的样子，重新坐到他的高凳上。　
　　“难道您认为这些组织没有用处吗？”塔鲁喝了一口酒说，他留神地看着朗贝尔。　
　　“十分有用。”记者说着，喝了一口酒。　
　　里厄注意到朗贝尔的手在发抖。他想，不错，这位记者肯定完全醉了。　
　　第二天，朗贝尔第二次走进西班牙饭店，他从一小伙人中间穿过，这些人把椅子搬到了门口，正在领略热气已稍退、绿树成荫、晚霞满天的黄昏景色。他们抽着一种味道辛辣的烟草。饭店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朗贝尔走到摆在屋子深处的桌子前坐下，他同贡扎莱斯第一次相遇就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女服务员他要等人。那时是七点半，人们渐渐回到店堂里就座。开始上菜了，在低拱顶的餐厅里充满着餐具碰撞声和低低的谈话声。八点了，朗贝尔一直等待着，灯亮了，后来的顾客坐到了他的桌边。他点了菜。到八点半，晚餐吃完还不见贡扎莱斯和那两个年轻人前来。他抽了几支烟。店堂里的人渐渐少了。外面夜幕降下得非常快，从海面吹过来的一阵暖风微微拂动落地窗的窗帘。到了九点，朗贝尔发觉店堂里的人已走光了，女服务员惶惑不解地注意着他。他付了账走了。饭店对面的咖啡馆开着，朗贝尔进去坐在柜台边，留心看着饭馆的人口处。到九点半钟，他起身回旅馆，一路上白费心思地想着如何再找到不知住处的贡扎莱斯，一想到这一整套接洽步骤得从头开始，感到不知所措。　
　　正像他后来告诉里厄的那样，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救护车疾驶的夜里，他觉得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把他的妻子丢到了脑后，专心致志地思索如何在把他和她隔开的墙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切途径再次被切断的时刻，在他欲望的中心又出现了她的形象，一阵突然爆发的痛苦使他不禁拔脚向旅馆奔去，想逃避这种难以忍受的内心的煎熬，但它却始终紧追着他不放，使他头痛欲裂。　
　　次日一清早他就来找里厄，问他怎样才能找到科塔尔：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一步步地从头做起。”　
　　“您明晚来；”里厄说，“塔鲁要我去邀请科塔尔，我不知为什么。他十点来这里，您十点半来好了。”　
　　下一天，当科塔尔来到里厄家时，塔鲁和里厄正谈论着在里厄那里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治愈病例c　
　　“十个中间只有一个，那是这个人运气。”塔鲁说。　
　　“啊！有这回事，”科塔尔说，“这不是鼠疫吧。”　
　　他们告诉他说这一点没错，确是鼠疫。　
　　“既然这个人治好了，那就不可能是鼠疫。你们跟我都知道，鼠疫是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里厄说：“一般情况是这样，但使上一股牛劲，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科塔尔笑了。　
　　“看来不像。你们听到了今晚的数字没有？”　
　　塔鲁善意地看着这位领年金者说他知道数字，情况是严重的，但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是说明还要采取更为特殊的措施。　
　　“呀！你们不是已在做了吗？”　
　　“不错，但是必须做到每个人都把这当作自己的事。”　
　　科塔尔瞧着塔鲁，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塔鲁说没有行动起来的人太多了，又说瘟疫是大家的事，人人有责。志愿组织的大门是向每个人敞开着的。　
　　“这个主意不错，”科塔尔说，“但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鼠疫太厉害了。”　
　　塔鲁耐心地说：“等到一切办法全都试过以后，我们才能做出结论。”　
　　在他们讲话时，里厄在他的书桌上誊录卡片。塔鲁则一直打量着在椅子里焦躁不安的年金享受者。　
　　“您为什么不愿过来同我们一起干呢，科塔尔先生？”　
　　科塔尔好像受到冒犯似地站了起来，拿起他的那顶圆帽，说：“这不是我于的事。”　
　　然后他以顶撞的口气说道：　
　　“再说，我呀，我在鼠疫中间也过得不坏，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要参加进来去制止它。”　
　　塔鲁拍拍自己的前额，恍然大悟：　
　　“啊！对了，我倒忘了，没有它您已被捕了。”　
　　科塔尔陡地跳了起来，急忙抓住椅子就像要跌倒似的。里厄搁下了笔，既严肃又关切地注视着他。　
　　“这是谁告诉您的？”靠年金吃饭的人叫道。　
　　塔鲁露出诧异的神色说道：　
　　“是您自己嘛！至少医生和我是这样理解的。”　
　　科塔尔一下子变得怒不可遏，说话语无伦次起来。于是塔鲁接下去说：　
　　“请您不要激动，医生和我都不会揭发您的。您的事同我们毫不相干。再说，警察局，我们从未对它有过好感。好了，请坐下吧。”　
　　科塔尔看看椅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下来。过了一会，他叹了一口气。　
　　“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他承认了，“而他们偏要旧事重提，我本来以为人们已忘记了，但是有一个人讲了出来。他们把我叫去，并告诉我在调查未结束前要随传随到。我知道他们总有一天会把我抓去。”　
　　“事情严重吗？”塔鲁问。　
　　“这要看您怎么说了。反正这不是一件血案。”　
　　“监禁还是苦役？”　
　　科塔尔显得十分沮丧。　
　　“监禁，那算我运气……”　
　　但过了一会儿，他用激烈的语气重又说道：　
　　“这是一个错误。任何人都难免有错误。但是我一想到因此要被带走，与家庭隔离，与习惯断绝，与我所有的友好分开，我就觉得不能忍受。”　
　　“啊，”塔鲁问，“就是为了这个，您才想到寻短见的吗？”　
　　“对，这是一件荒唐的事，毫无疑问。”　
　　里厄第一次开了口，他对科塔尔说他理解他的担心，但这一切或许会解决的。　
　　“噢，就眼前说，我知道一点也用不着担心。”　
　　“我明白了，”塔鲁说，“您是不会参加到我们的组织里来的。”　
　　科塔尔手里转动着他的帽子，抬头对塔鲁投以疑虑的眼光：　
　　“请不要怪我。”　
　　“当然不，但至少不要去故意散布病菌。”塔鲁微笑着说。　
　　科塔尔辩解说，并不是他要鼠疫来的，它要来就来了，目前鼠疫叫他财运亨通，这也并不是他的过错。那时朗贝尔刚来到门口，听到拿年金者正使劲地说：　
　　“何况，根据我的看法，你们不过是白费力气罢了。”　
　　朗贝尔获悉科塔尔不知道贡扎莱斯的住址。但是再到小咖啡馆去候他总是可行的。他们约定第二天去。由于里厄表示想知道经过情况，朗贝尔就请他和塔鲁在周末晚上到他的房间里来找他，任何时候都行。　
　　早上，科塔尔和朗贝尔到了小咖啡馆，叫人传话给加西亚约好晚上见面，如有不便，顺延至第二天相见。他们白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加西亚到了，他静听着朗贝尔叙述经过。加西亚对情况不了解，不过他获悉为厂核查户口，有些地区曾禁止通行二十四小时。可能贡扎莱斯和那两个青年无法通过警戒线。至于他力所能及的，就是使他们重新同拉乌尔取得联系，当然这不可能在两天以内办妥。　
　　“我明白了，”朗贝尔说，“就是说一切都得重起炉灶。”　
　　两天后，拉乌尔在路角上证实了加西亚的说法：城市外围地区曾禁止通行。必须同贡扎莱斯再度取得联系。两天后朗贝尔同那个足球运动员一起进午餐。　
　　“我们真笨，”贡扎莱斯说，“我们早就该考虑好碰头的办法。”　
　　朗贝尔完全有同感。　
　　“明天早晨，我们到那两个小家伙家里去，把一切都安排好。”　
　　次日，两个年轻人不在家。他们只好留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定在第二天中午国立中学广场见面。朗贝尔下午回家时遇到塔鲁，他的面部表情引起了塔鲁的注意c　
　　“怎么，事情不成吗？”塔鲁问他。　
　　“重起炉灶搞累了。”朗贝尔说。　
　　他又再次提出邀请：　
　　“今晚请过来。”　
　　当晚两个人走进朗贝尔的房间时，他躺在床上。他起来在预先准备好的杯子里斟了酒。里厄拿起了他的酒杯问他事情是否正在顺利地进行。记者说他把全部环节从头至尾又干了一遍，现在已到达前一次同样的程度，他即将去赴最后一次约会。他喝了一口酒又说：　
　　“当然罗，他们还是不会来的。”　
　　“不要把这看成是一种规律嘛。”塔鲁说。　
　　“你们还没有懂得。”朗贝尔耸耸肩膀说。　
　　“没懂什么呢？”　
　　“鼠疫。”　
　　“啊！”里厄叫起来。　
　　“不，你们没有懂得，就是这个要叫人重起炉灶。”　
　　朗贝尔走到他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打开一台小型留声机。　
　　“这是什么唱片？”塔鲁问，“听上去怪熟的。”　
　　朗贝尔回答说是《圣詹姆斯医院》。　
　　在唱片放到一半的时候，远处传来两声枪响。　
　　“不是一条狗便是一个逃犯。”塔鲁说。　
　　过了一会，唱片放完了，可以听到一阵救护车的呼啸声，声音越来越大，在旅馆房间窗口下面经过，渐渐微弱，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这张唱片听了使人怪难过的，”朗贝尔说，“我今天已足足听了十遍了。”　
　　“您那么喜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