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后一个太子-第5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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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敢偷窥的字句。
听朱慈如此问起,在场的李邦华以及礼部尚书王铎都不由地捏了一把汗。还好,乐清儒既然能够安安稳稳来此汇报,自然是不会出差错的。
乐清儒道:“属下说……恰好随同武备展还有一场献捷大典,乃是次与建奴作战斩获陈列的大典,格外有趣,臣请鸿胪寺少卿丁琨一同与世子去观赏了。”
闻言,朱慈与李邦华、王铎几乎都是同时笑出了声。
“乐卿家颇有急智呀。”朱慈赞叹了一句。
乐清儒的回复不可谓不妙。
朝鲜人在辽东大战之中的怠慢,一开始是有不少人颇为腹诽的。就连军中,也对于朝鲜人拖拖拉拉,一直到战后胜负已定的时候才出兵很是鄙夷。
故而,对于辽东大胜,灭亡清国,朝鲜上下都有种老鼠见了猫的心态。
这话一出,李氵昊还敢多说那就是见鬼了。(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东亚战略
“建奴花费数十万两都做不到的事情,朝鲜人的胃口倒是很好。”朱慈沉吟稍许,道:“不过,毕竟是藩属国。对于藩属国,处理方式还是不一样的。还有朝日关系,这也是个复杂的议题。先不拒绝,留个余地是对的。”朱慈的话让大家纷纷安心稍许。
李邦华更是明白更多一些。朱慈是打算去朝鲜国事访问的。
皇帝陛下远出国门,如果说真是要出去游山玩水,那也未免太小觑了这一位雄主。显然,朝鲜与日本都是被皇帝陛下给盯上了。
这样的盯上意味着什么,作为帝国首相的李邦华当然清楚。
显然,皇帝陛下并不满足于而今这样的东亚局势呢。
先说朝鲜。
朝鲜本为大明藩属,来关系亦是不错,后来朝鲜国遭到日本进攻,一场援朝战争爆发。为此,张居正改革积攒下来的家底在这一战消耗极多。但同样,也证明了大明与朝鲜的关系。
对于大明而言,朝鲜不仅是下朝贡外交格局下重要的一环,也是儒家文化传扬四海的一处中华文明圈一员。两国关系十分重要。
不过,中朝两国平稳的关系在到了万末年的时候遭遇到了重大挑战。辽东建奴兴起边患,不仅大明东北深受其害,朝鲜更是遭遇到了灭国之灾。
于是,在建奴强大的铁蹄之下,朝鲜不得不改宗易主,认了清国当宗主国。
当然,其中反反复复,朝鲜人都矢志不渝,依旧渴望回到大明的怀抱之中。而不是在建奴这个蛮族的铁蹄之下深受奴役。
故而,对于大明与朝鲜的关系,朱慈一开始是以军事目的去看待的。
朱慈跨海东征,兴兵教训了一顿朝鲜,将朝鲜内投降清朝的当权派击败,重新让朝鲜回归了大明一方。
但也仅仅于此,后续大明就仿佛遗忘了一般,除了驻扎在凤凰城的辽东镇红娘子所部以外,再无别的注意力投向朝鲜。
后来朝鲜国内上下对于是否要出兵援助大明进攻清国依旧议论非非,但对于朱慈而言,却是并不关心。
在朱慈看来,朝鲜人过来援救,那的确是个好事。但朝鲜人就是不来援救,朱慈亦是觉得可有可无。况且,朝鲜军队之中除了寥寥几个朱慈还算看得上眼的将官以外,便再无几个能入眼的。甚至,说不定还会来帮倒忙。
到了眼下,随着和平的降临,海外战略的即将铺开,朱慈便不由地开始用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朝鲜。
提及这一点,则不免又要提及日本。
摆平东亚,随后走向世界,是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要将日本的地位说清楚,颇为有些说来话长,但是,以日本在东亚史中的重要地位,绕开日本谈东亚战略显然是傲慢与愚蠢的。
在史上,日本是与中国可以并列的东亚中枢。尤其因为中国明清时代长期的封封闭以至于日本人在海洋贸易的史上反而笔墨更多。
在1570年到1630年的六十年里,是日本大变动的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分裂的日本国渐渐走向统一,在整个十七世纪初,处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人口迅速增长,达到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人的地步,几乎与整个欧洲的人口一样多。城市开始发展扩大,百姓财富增加,购买力迅速增强,一切都开始显示出欣欣向荣的状态。
但这个时代的日本人显然生产力水平是较低的。不仅手工业不如中国发达,许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中国供给。
来自福建广东的糖果、青衣、麻布葛布、江浙的丝罗绸缎绢、四川广西云贵等地的药材,甚至铜锅铁锅等等都是日本不能生产代替,必须进口中国的。
与后世截然相反,这个年代的大明面对外国是极具骄傲心态的。相比而言,日本人就仿佛后世的中国人一样,极具崇洋心理。
这个洋货,显然就是指的跨越东海从中国进口到货物的洋货。
尤其是丝织品更是对中国所产情有独钟。要知道,日本人自己就是一个生丝的出产国。
但日本人是放着本国的不要,就要中国的丝货,不仅是生丝还是纺丝。这当然不是因为日本人心理变态,有钱乱花。而是中国的丝货质量上乘,天下闻名。
尽管日本在此刻已经有了水平不错的丝织业,如京都的丝织品就颇为上乘。但只要去细查就会发现,哪怕是京都的丝织品也是原料进口中国。
哪怕日本人此刻民族自尊心里爆棚,突然间极力支持本国国产,也会忽然间发现,在旺盛的需求面前,日本国国内的优质丝也远远满足不了本国的需求。
根据史料记载,日本人每年要消耗220500公斤的生丝。但是,以日本本国最好的年份,其产量也只有九万四千五百公斤到十二万六千公斤之中。
也就是说,为了满足本国所需的生产,日本必须进口一半的生丝。
如此巨大的缺口,以至于若是没有海外贸易运送来自中国的生丝,日本国内的纺织业就直接要停摆,没法生产了。
反过来说,这样巨大的缺口与严峻的形式也意味着生丝贸易之中藏着的巨大利润。
如此巨大的利润,让日本人在早期的时候是十分支持海外贸易的。这不仅是因为本国行业发展,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从一开始织田信长时代,就明白海外贸易可以为日本带来巨大利润。
如此一个关键产业的发展,当然是让日本上下尽心。
只可惜,生丝的进口在关键一环之上出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海禁!
1547年最后一艘遣明船结束以后,中日勘合贸易终止。为此,大批靠着中日朝贡关系吃饭的商人生路断绝。
这个时候,又因为海禁,大量沿海地区百姓也是生计惨淡,饥寒交迫。
海寇、日商以及原来的倭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造了举国震荡的嘉靖倭患。十数年的嘉靖倭患让东南沿海残破非常。“吴粤之民食不暇炊,卧不安枕,农夫弃耕,红女寝机”。
因为此前举国震荡的倭寇侵略,大明对日本人记忆尤甚,虽然朝廷已经意识到了海外贸易的重要性。但对于日本,依旧是防范森严。如此一来,日本人想直接在中国买到生丝就成了一个国家级的难题。(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海外贸易
仔细了解明末的外交就会发现,明末其实也一样有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并不是一直到清末才突然出现。只不过是大明朝廷比较给力,面对外来侵犯也是顺利击退,故而从来没有闹出过什么不平等条约的耻辱性记忆。但似乎也正因为太过顺利,反而让人记忆不深。
但实际上,葡萄牙人赖在澳门不走。荷兰人入侵澎湖列岛,在台湾驻热兰遮城,西班牙人在台湾筑城,这些都是侵略殖民举动。
只不过,不管是葡萄牙人还是荷兰人,亦或者西班牙人,他们在这些大明主权领域的范围活动,都并非是试图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由西方列强奴役。他们的本心,其实都是渴望在对日本的贸易之中分一杯羹。
正是因为日本人被中国人关闭上了贸易的大门,他们这些第三方都在东南沿海费尽心思,想从中国买到丝货卖给日本人,赚取高额利润。
当然,除了西方列强,一样还有中国走私商人的参与。
对于日本贸易,大明的走私海商人还好,直接就是原产地,在中国买了生丝就能卖到日本去。葡萄牙人有澳门作为据点,所以进口货源也颇为顺利。
相比而言,西班牙人经营能力比较挫,外交又与日本人闹了好几次乱子,所以进步缓慢。英国人本钱小,规模次,暂且不提。
荷兰人作为这个时代的海上马车夫,本钱雄厚,开拓进取,相比而言就比较积极主动,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试图打开与中国的贸易大门。
1603年,荷兰人舰队司令史蒂芬哈根带着礼物与外交使者前往中国试图觐见中国皇帝请求通商,结果被傲娇的官员冷漠拒绝……
不甘心的荷兰人在1604年六月,由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率领舰队打算动武,从北大年奉命前往中国,这一次荷兰人准备充分不少,不仅联络了几个海商,还贿赂了一个税监,试图走太监的路子打开通商的渠道。同时也打算直接揍一顿澳门。
他们并未料到的是,在大明这里,葡萄牙人不断形容荷兰人是野蛮无理的国家,加上荷兰人气势汹汹,屯兵澎湖,引起了大明的警惕。
大明可不是清朝,对海外领土视若无睹。
荷兰人一据澎湖,便有人上书力陈利害关系。大明显然不缺少有识之士,知晓澎湖地理位置十分关键,绝不能让荷兰人占有。
为此,广东巡抚徐学聚迅速调集兵马,虽然与清朝一样明朝在武备之上颇有差距,但明人不管是战斗意志,亦或者动员能力都远超荷兰人的想象。
荷兰人不仅在陆上被明军数度击败,在海上更是被明军水师团团围住,最终不得不逼退。
软的不行,硬的无力。
荷兰人左思右想,依旧不得不选择离开澎湖,转而悄悄逃到了台湾。
不管如何,荷兰人的一切殖民举动都只是为了买到中国的货物,比如生丝,从而当一个二道贩子……卖给日本人。
然而,傲娇的大明官员直接拒绝了蛮夷的通商要求……
这个时候,再联想到后世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那全世界寻找市场要把中国货卖出去的现状,忽然间对由来已久宣传的明末抵抗列强入侵的宣传感觉到了那么一丢丢的哭笑不得……
说到这里,大约就能理解日本人在整个东亚格局之中的中枢地位。
再简单说一下,因为日本银矿的开发,市场的培育,以及购买力的充足,这时候的日本就是人傻钱多速来的地方。
朱慈要搞海外开发的战略,如何会错过这么一个关键的地方呢?
而今,大明已经恢复和平。朱慈撒泼下来的工坊种子实际上代表资本主义开始生根发芽。
朱慈手中以恒信商行为核心的庞大集团每年都在利用者格外雄厚的资金投资、兼并,培育着一个又一个的工坊。
到时候,可以遇见,帝国的市场终有一天会被占领充足。而马尔萨斯陷阱也终于有一天会到来。
这个时候,提前抢占国外市场,无疑是一个明知的布局之举。
一个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人的巨大市场,一个东亚通往东太平洋的桥头堡。无论如何,朱慈都不允许自己错过这一切。
但是,要如何切入到日本的海外贸易,这显然又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李邦华对于朝政掌故颇为清楚,也明白为何朱慈要将目光盯在朝鲜身上。
缘由,又要从福建说起。
福建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与读书的风气。后者不提,对于前者,靠海吃海,不少人打渔之外,也都纷纷去做了海商。
同时,自从倭寇平定过后,大明也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
很多官员都意识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禁商犹易,禁寇实难。”
很多人都渐渐明白,倭寇之中,固然有日本浪人武士,有日本商人,但更多的“倭寇”反而是在东南沿海活不下去的普通大明百姓。
不解决东南沿海的经济问题,倭寇就是一个永远断绝不了的问题。
故而,朝堂对于海禁的态度开始改变。
隆庆元年,福建巡抚徐泽民上奏请开海禁,由此,福建月港开始有限制有条件的开放海禁。虽然海禁开放了依旧有诸如限制日本,不许外国人来华贸易等等规定。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