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陪审团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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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讲到这儿的时候，约翰·密尔顿出示了两件证物：
克里格勒1969年完成的厚厚的研究报告和他于1971年搞到的那份备忘录。
答案已像水晶一样透明。联合烟草公司不愿生产尼古丁含量低得多的烟叶，是因为尼古丁意味着利润。早在30年代后期，这一行业的人已经知道尼古丁使人上瘾！
“你是从何处得知烟草业当时就知道这一点？”密尔顿明知故问道。除了故作冷漠厌倦的被告律师，法庭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聚精会神。
“在烟草行业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常识。”克里格勒答道。
“在30年代未期，有家烟草公司资助过一项秘密研究，其结果清楚地证明：卷烟中的尼古丁能使人上瘾”
“你见过这份研究报告吗？”
“没有。你恐怕也能猜到，这份报告早已被人藏匿起来了。”克里格勒停了一下，朝被告律师区瞧了瞧。炸弹就要落到他们头上啦。他此刻真是得意非凡，“但我见过一份备忘……”
“反对！”凯布尔站起来大声喊道，“证人不能陈述他在书面文件上可能读到或不可能读到过的任何东西，理由很多，我们已在有关的辩护状中作过充分陈述。”
辩护状长达80页，一个月前双方早已辩论过，哈金法官也已作过裁决，而且还是以书面形式。
“反对记录在案。克里格勒先生，你可继续作证。”
“我在1973年冬见过一份仅有一页的备忘录，是对30年代进行的尼古丁研究结果所作的摘要。这份备忘录已复印过多次，非常陈旧而且被人作过轻微的改动。”
“什么方面作过改动？”
“日期已被刮掉，备忘录作者的名字也是如此。”
“这份备忘录收件人是谁？”
“收件人是山道尔·S·费拉里，当时是亚拉亨尼种植公司的董事长。而亚拉亨尼则是现在的康派克公司的前身。”
“一家烟草公司？”
“是的，基本上是它自称是一家消费产品公司，但生产的主要是烟卷。”
“他何时担任董事长？”
“1931至1932年。”
“我们能否假定这份备忘录是在1942年之前写给他的？”
“可以。费拉里先生死于1942年。”
“你是在何处看到这份备忘录的呢？”
“在里士满市派恩克斯公司的一个部门里。当初派恩克斯的名字仍是联合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里士满。 1979年改名后才迁到了新泽西。但里士满的房屋目前仍在使用，我离开公司前一直在那儿工作。公司的旧档案大多也存放在那儿，我的一个熟人给我看了这份备忘录。”
“此人是谁？”
“一个朋友，已经过世了。我向他保证过，决不透露他的身份。”
“你确实掌握了这个备忘录吗？”
“是。实际上，我还复印了一份。”
“你复印的那份现在何处？”
“它在我手上为时很短。我把它锁在抽屉里的第二天，就奉命出了差。有人乘我不在的当儿，把我的办公桌翻了个底朝天，拿走了许多文件，其中就有我复印的这份备忘录。”
“你还记得其内容吗？”
“我记得十分清楚。你别忘了，我一直在搜集可以证明我的猜测的材料，而且搜集了很久呢。看到这份备忘录的那一时刻，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那么它说的是什么呢？”
“共有3段，可能是4段。咱们长话短说，开门见山吧。该作者说，他刚刚读过亚拉亨尼种植公司研究部负责人秘密送来的尼古丁研究报告，该负责人的姓名在备忘录中只字未提。在他看来，该报告确凿无疑地证明尼古丁是能使人上瘾的。据我记忆所及，这是前两段的精髓。”
“那么第3段？”
“备忘录作者向费拉里建议，公司对在卷烟中增加尼古丁含量的问题，作一认真研究。尼古丁含量越高，烟民越多而烟民越多，则销售量越大，利润也越高。”
克里格勒陈述时，抑扬顿挫运用得恰到好处，庭上的人无不竖着耳朵。多少天来，陪审员们如今第一次如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证人的一举一动。
“利润”这个词像一团肮脏的烟雾，久久地在法庭之上盘旋。
约翰·赖利·密尔顿等了一会儿说：“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一点明确一下，这份备忘录是由另一家公司的某一个人写好后，致送亚拉亨尼公司董事长的。是这样吗？”
“正是。”
“这个亚拉亨尼公司当时和现在都是派恩克斯公司的竞争对手？”
“是。”
“那么，这份备忘录是如何在1973年落到派恩克斯手上的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但是，派恩克斯肯定知道这一研究结果。事实上，在70年代初，整个行业都已知道。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这你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在这一行业干了30年呢，这一点你要记住。而我这一辈子就是在烟草生产中度过的。我和许多人交谈，尤其是别的公司里的同行。这些烟草公司有时候是不分彼此的，这样说并不为过。”
“你有没有试过，想从你朋友那里再搞一份这个备忘录的复印件？”
“我试过，但没有成功。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除了按照惯例在10点30分休息一刻钟喝杯咖啡，在上午开庭的3个半小时中，克里格勒一直在马不停蹄地作证，而在人们的印象里，这段时间却过得恃快，仿佛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这是本案审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以前的雇员揭开了公司肮脏的秘密，这出戏演得完美无缺。陪审员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切地盼着午餐，观察陪审员身体语言的律师从来没有像今夭这样聚精会神，连法官本人也一直埋头写个不停，似乎想记下证人吐出的每一个词汇。
记者们异常地虔敬，陪审员咨询专家们异常地专心，华尔街派来的那群看家狗，一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计算时间，休息时间一到，立刻冲出法庭，上气不接下气地给纽约挂电话通消息。那些在法庭四处转悠、百无聊赖的本地律师，今后将成年累月不停地唠叨这个上午作证的情景。连坐在前排的那位露·戴尔，也停止了手上的编织，凝神倾听。
费奇坐在办公室隔壁的监视室里边看边听。克里格勒本来预定在下周初作证，那样也许就有机会让他根本无法走上证人席。在亲眼见过那份备忘录的人当中，如今只有少数几个还活在人世，而费奇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克里格勒记忆力好得令人吃惊，他描述得那么准确，在场的每一个人，甚至费奇，都很清楚他讲的句句都是实情。
9年以前，费奇第一次应聘为烟草业四巨头服务时，接受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寻找那个备忘录的每一个复本，并将它销毁。时至今日，他仍在执行这一任务。
无论是凯布尔，还是费奇聘用的任何一名律师，都没有见过这个备忘录。
法院是否同意将该备忘录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现，曾经引起过一场小小的战争。根据规则，一般不准对已经遗失的文件作口头描述，并以此充作证据。其道理十分明显。最好的证据是文件本身。但是，如同法律的所有其他领域一样，这一方面也有例外，而例外之中又会有更多的例外。罗尔他们干得非常漂亮，最后终于说服了哈金法官陪审团应该听取克里格勒对备忘录的口头描述，尽管该备忘录是一份已经失踪的文件。
当天下午凯布尔对克里格勒进行盘诘时，自然会使出浑身解数，决然不会留情，但损害已经产生，恶劣影响难以全部消除。费奇又急又恨，他再无心思去吃中饭，把门一锁，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内。
在陪审员休息室里，这天午饭时的气氛与往常大为不同。那些有关橄榄球和烹饪法的无聊闲扯，这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沉默。陪审团这个拥有审议权的集体，在过去两周中，遭到一些捞取了高额报酬来到比洛克西演讲的大专家的蒙蔽，他们用枯燥无味的科学数据和图表，使陪审员们陷入了昏昏沉沉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今天，克里格勒那耸人听闻的公司内部丑闻，如同一声霹雳又将他们震醒。
他们吃得很少，瞪着眼睛发呆的却很多。他们大多想走到另一个房间，和要好的朋友呆在一起，把刚才听到的重温一遍。他们听得准确吗，大家都听懂了刚才证人所说的意思吗？烟草公司故意使香烟中的尼古丁保持很高的含量，以便让人上钩。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在原来的4个烟民中，斯泰拉已经脱离陪审团，目前仅剩3人。但伊斯特尔喜欢和杰里、鬈毛狗以及安琪魏斯相伴，因而也可以算上半杆烟枪。他们迅速吃了几口，便离开休息室，来到吸烟间坐在折叠椅上，望着开着的窗外喷云吐雾。
由于卷烟中尼古丁的含量过高，夹在手上的香烟也比平时略显沉重。但尼可拉斯如此挑明时，却没有谁能笑出声。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与烟民们同时离开了休息室。她们在洗手间的马桶上坐了很久。接着又花了一刻钟，对着镜子洗手聊天。聊到一半，洛伦·杜克也走进洗手间。她向放置纸巾的容器上一靠，立刻连珠炮一般地吐出她对烟草公司的惊诧和厌恶。
桌子收拾干净后，隆尼·谢弗立刻接通他那台手提计算机和他相隔两个座位的霍尔曼，这时也已接好插头，正在摆弄他的盲人机。上校对霍尔曼说：“我猜你无需翻译，已经听明白上午的证词了吧？”
霍尔曼咕哦了一下，然后说道：“我得说，真难以想象。”如果说霍尔曼对案件作过任何评论，那也是仅止于此。
隆尼·谢弗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诧。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留下一点印象。
菲利浦·萨维尔曾经礼貌周全地向哈金法官提出过一个要求，允许他在午饭时抽出一点时间在法院后面的一棵老橡树下练瑜伽。法官欣然批准。他在一名法警监护下走到树旁，脱去衬衫、短袜和皮鞋，在柔嫩的草地上坐下，身体缩成一团，活像一张椒盐卷饼。在他开始念念有词的当儿，法警溜到附近一张水泥长凳上，低下了头，这样就谁也认不出他。
凯布尔像老朋友一样对克里格勒亲切地说了一声“哈啰”。
克里格勒满面春风。充满信心地回礼道：“下午好，凯布尔先生。”
距今7个月前，在罗尔的办公室里，凯布尔和他那一伙人曾经对克里格勒作了一次长达3天之久的录像取证。看过和研究过那盘录像的人当中，至少有两打律师，外加几名陪审员咨询顾问，甚至还有两名精神病专家。他们的一致结论是，克里格勒说的是实情。但事到如今，即使是实情，也得把它搞得模模糊糊。现在是对证人进行反诘，而且是关键性的反诘，因而只好让事实见他妈的鬼去，在证人的头上必须浇上一桶粪。
经过成百小时的密谋策划，他们终于制定了一条战略。凯布尔用一个问题开始了盘诘：“克里格勒先生对原来的雇主是否仍是气愤难平？”
“是。”他答道
“你恨那家公司吗”
“公司是个实际存在的事物。人又怎么能恨物呢？”
“你恨战争吗？”
“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
“你恨虐待儿童吗？”
“我想这非常令人恶心，但幸运的是，本人与此从无关系。”
“你恨暴力吗？”
“我确信暴力很可怕，但在这一方面，本人同样是十分幸运。”
“如此说来，你是什么都不恨的了？”
“我恨花椰菜。”
场内响起了一片轻微的笑声，凯布尔明白，他已挨了一记闷棍。
“你不恨派恩克斯？”
“不。”
“你恨不恨在那里工作的人？”
“不。有几位我不喜欢。”
“你恨不恨当时和你一起工作的哪一位同事？”
“不。我当时是有几位敌手，可是我不记得当初恨过什么人。”
“你告过的那几位你也不恨？”
“不恨。我再说一遍，他们是我的敌手，但他们干的也只是他们分内的事。”
“这么说你爱你的敌手喽？”
“那也说不上。我知道我应该努力去爱敌人，但这实在困难。我不记得曾经说过我爱敌手这样的话。”
凯布尔本指望通过暗示克里格勒作证可能是存心报复，以此来赢得一分，只要反反复复使用“恨”这个词，就有可能在一些陪审员心目中留下深深印象，令他们牢记不忘。但他的这一希望最终还是落了空。
“你到此作证是出于何种动机？”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是为钱吗？”
“不。”
“你到此作证，是由罗尔先生或者为原告效力的别的什么人付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