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扫黑记实-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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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获制贩假币案件5000余起，缴获假人民币1。1亿元，假国库券460Q万元，假美元271万元及其它外币一大宗；抓获制贩假币犯罪分子5700余人，其中，境外黑社会分子达23％；同期，全国金融系统收缴的假人民币高达2。01亿元，创共和国成立以来之最！1996年春节，全国公安系统在“春节治安攻势”中再杀“回马枪”，又查获制贩假币犯罪分子370余名，缴获假人民币1700余万元，假美元580万，假港币120万，假德国马克100余万及其它外币一大宗，制贩假币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从近年查破的大量制贩假币案件看，此类犯罪已明显呈三大趋势，一是制造伪钞源头在境外，仿真度越宋越高。据落网的境外黑社会分子交待，各伪钞集团，尤其是港、澳、台、泰等地黑社会集团，正广泛收罗高科技工程师，不断开设地下工厂，利用电子分色制版、照相制版、机器雕刻制版等先进技术，大量机制假人民币、美元、马克、法郎、港市、日元等币种，仿真度之高，非银行专业人员和仪器难以鉴别。他们通过走私渠道疯狂向大陆投放，目的是占领“中国市潮掠夺大陆财富，给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和人民的经济生活构成威胁和破坏。二是境内外相勾结，贩卖数量急剧上升。境外黑社会伪钞集团依仗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通讯、交通工具，通过地下渠道与大陆不法分子相勾结，结成了一张张规模庞大、盘根错节、高效灵敏的分销网络，暴利引诱，层层”批发“，形成了走私入境、分发投放、流通入市”一条龙“，而且贩运炒卖数量越来越大。前些年，查获一个假币团伙，几万元、十几万元是大案；现在查获一个假币团伙，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1996年4月，澳门”14K“骨干吴某某与内地不法分子相勾结，组成一个15人贩卖假币团伙，流窜到山东枣庄时被警方抓获，缴获假美元3万元，假巴西币9。9万元，假马克60余万元！三是大陆假币制造技术不断翻新，制贩活动日益猖獗。在境外高技术机制假币诱导下，大陆不法分子千方百计探寻高科技设备和手段伪造假市，花样不断翻新。尤其是彩色复英四色胶英照相制版、机器雕刻对英套印等先进手段，正被许多新生的假币贩子所掌握运用。前两年，成都发现了”感光假币“，假币贩子利用化学感光剂将100元的图文复制在10元真币上，变成逼真的100元伪钞，一般用光照验钞机和手摸难以识别。由于感光复制受时间限制，一定时间后感光剂自动消失，但假币复原成10元真币时，犯罪分子已得手逃之夭夭！此后，这类犯罪手段就在许多省市蔓延开来。1996年2月，山东广饶县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制贩假美元案，抓获李宝安等4名案犯，缴获假美元210余万元。经查，李宝安专门到南方找境外制币黑社会分子学习技术后，投资购买了彩色复印机及专用油墨、纸张、裁刀等工具，精心制出第一批，出售获赃款30余万元；第二批正要大量出手之际，不料”东窗事发“落入法网。
制贩假币，内外勾结，一旦形成气候，后果不堪设想！
经济诈骗，投机倒把
1992年2月，港商池某某和刘某某来到深圳一家效益不佳的工厂，以香港某大公司外贸部经理、副经理的名义与该厂签订合同，租赁厂房，迅速开展起购买电力纺丝绸业务。仅2个月，就有广州、上海、无锡、杭州等14家颇有实力的厂长、经理应邀洽谈，与池、刘签订了购销合同。各厂家法人代表携带部分定金和合同满意而归，陆续将电力纺丝绸按合同时间发往深圳。孰料，到了合同交割最后期限，各厂家既不见港方划拨的贷款，也未见业务人员给予说明，于是，纷纷找到深圳来，一看，人去楼空，杏无音信，遂向警方报了案。深圳警方立即组成专案组赴香港追查，某大公司既没有派人在深圳搞这项业务，公司也从未有池某某和刘某某这两个人，所用该公司的购销合同和公章，全是伪造的。经进一步侦查，据悉池、刘两人系“新义安”黑帮的两个小头目，早已将货物销赃携款外逃。这两个黑帮分子仅此一举，就诈骗14个厂家690多万美元货款，其中有6家蒙受巨大损失，差点倒闭。
这，仅仅是境外黑社会组织到大陆进行经济诈骗的一个镜头。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类似事件，几乎在所有省份都发生过。深圳警方1993年查处此类经济诈骗案61起，涉及香港黑社会组织作案的就有22起。
当前，国际上许许多多的诈骗集团，从事形形色色的诈骗活动，大都与黑社会组织有关。境外各黑社会诈骗集团趁我国改革开放、扩大进出口贸易，吸引外资且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之机，大肆入境诈骗，投机倒把，诈骗行业无所不包，诈骗手段五花人门——A、打着外商旗号，假用投资名义，向银行骗取巨额贷款，再套汇出境；B利用大陆急需进口紧缺原料之机，用假证件签订假合同，伪造运货单，境内外配合，骗取巨额现款后立即出逃；C、以国际期货买卖为名，伪造空头期货买卖单据诈骗；D、以经办的商业、工厂合法单位掩护，利用挂靠或租用办公点，伪造公章进行诈骗。如港商黄某某，本是台湾“竹联帮”潦倒分子，投奔泰国“三合会”后，持假护照入境，谎称拥有10亿美元资产，先后欺骗12个省市签订80多亿元合同和意向书，诈骗得逞130多万元；E、以购买货物或有外汇兑换为名，用假的本票、假信用证进行诈骗；F、伪造假汇票、假房产证等，进行调包诈骗；G、利用自设电脑线路，以外汇空买空卖进行诈骗；H、利用大陆银行通信落后和时间差，用伪造或窃取的外国信用卡购买黄金珠宝或大量恶意透支。J、海事诈骗。港、澳、台、泰一些诈骗集团，在外地设海运公司，到另一地去拦货运输，途中调包换向，修改航海日志，驶往大陆兜售货物，诈骗得手即逃。如香港“伟泰轮”号从泰国装运价值300多万美元货物至新加坡，途中改漆船体、船名，伪造航海日志，驶往上海，并提前派员到上海联络，船一靠岸即兜售货物，获巨款后逃之夭夭。破案后查询，发现有关外贸公司和有关国家港口，均被其骗过巨额货款。
境外黑社会诈骗集团之所以到大陆行骗屡屡得手，一是钻大陆有关业务部门人员缺乏外贸活动业务知识技能的空子；二是被一些外商、贵宾、爱国华侨之类桂冠迷惑，过分信赖入境人员；三是有大陆不法分子作内应，里外配合，狼狈为奸。
1993年8月2日，上海浦东警方接到天鑫实业公司报案：1992年12月28日，该公司与香港怡东实业公司李总经理签订了出口塑料编织袋合同，对方提供了香港某银行开立的信用证（L，C）作保，结果被诈骗54万元人民币。浦东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侦查，结果发现，所谓香港倘东实业公司的总经理李某，原是长宁区一刑释分子。此人释放后即偷渡到香港投奔了黑社会堂口张某拜师。张某对其进行了“诈骗术”训练，为他提供了回乡证和伪造的香港怡东实业公司印章、名片、图纸、资料、发票及某银行开出的假信用证。昔日阶下囚摇身一变成了港商总经理，携带女秘书和一批随从，坐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宾馆饭店，到处招摇撞骗。短短 5个月，这位假港商总经理就与有关单位签订了价值3600多万元的合同，以“议付”形式将款骗到手后，迅速套汇成港币汇入香港黑社会头子张某的帐户上，使上海有关银行和业务单位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境外黑社会组织进行经济诈骗，专钻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空子，尤其钻期货交易的空档，打着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或联营国际期货或代理业务等名堂诈骗，将大批似懂非懂的期货交易人员玩弄于股掌之中。期货交易是依据国家有关法律、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用以集中竞价进行商品交换的贸易活动，是非实物性的期货作交易和巨额金融交易，应有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信息传播体系、交易监理体系和结算动作体系，其运营应在一套健全的规划制度制约下有序地进行。由于我国刚开展期货交易业务不久，有关监督、制约制度不完善，广大业务人员对期货交易尤其是跨国交易操作过程不熟悉，境外黑社会骗子便制造各种期货真交易业务的假象，以有暴利可图为诱饵，布设陷阱，有计划、有组织、贪婪地大肆诈骗。
1992年，香港“三合会”头目黄某打着“菲律宾马尼拉期货交易市场香港经纪公司首席代表”的名义来到上海，以每年上交25万元港币和每成交一口付100元人民币为佣金作条件，与上海某公司签订了联营国际期货贸易代理业务。该公司对其深信不疑，为其提供了经营场地和银行帐户，委托他全权操作国际期货交易业务。黄某迅速从香港和新加坡调来5名助手，实际上全是本帮分子，装模作样地公开招聘200余名业务人员，购置了电脑、传真机等办公设施，匆匆培训一周业务人员后，便开张了上海某国际期货经纪公司，有板有眼地操作起了国际期货业务。黄某以“公司总部设在香港，租用‘美联社’通讯卫星线路，与菲律宾马尼拉期货交易市场联网，只要上海客户下单电传至香港总部，再电告马尼拉成交，上海公司很快便从电传中获悉并通知客户”，云云。如此一套运营程序，把一批不明就里的商家客户吹得云里雾里，迷一般涌上门来。
刚开始，确有一批客户没费吹灰之力发了财，于是，人们添枝加叶，口碑相传，诱引的一批批急于发财的人纷至沓来。不到半年时间，先后有93个单位和“大款”与之签订了国际期货代管业务合同，并交纳保证金等款项5000多万元人民币，美元120万，日元108万。殊不知，这批巨款被黄某拿出3000万去炒股票入了腰包，花掉近千万元吃喝嫖赌玩乐，其余套汇成港币，转移到香港“组织”内瓜分掉了。人去楼空，鸡飞蛋打，许多蒙受巨大损失的单位和个人，至今叫苦不迭，追悔莫及！
伪造证伴，组织偷渡
1992年5月，北京市警方成功地破获了一起特大偷引渡案件，再次将境外黑社会组织大肆伪造证件进行偷引渡犯罪活动告白于天下——来自意大利的华侨王某和其外甥张某某，分别于1979年和1986年获准出境，定居意大利。爷儿俩虽然穿上了洋装，拿到了外国绿卡，但永远改变不了的黄皮肤，却阻碍他们难以进入“白领阶层”。为了改变窘境出人头地，爷儿俩便投靠华裔黑帮“天地会”，当了马前卒。他们利用为黑帮堂口跑腿打下手之机，与港、澳、台同宗黑帮挂上了钩，并结交了上些兄弟，羽毛渐丰，便钻中国人“出国热”的空子当“蛇头”，干起了偷引渡勾当。爷儿俩回国探亲时，利用亲友关系，秘密联络了14名意欲私自出国的浙江人，一口应承为其提供全部证件帮他们引渡出国门定居。他俩以每人先交3至4万元不等价格，收取14名浙江人45万元“保证金”，从中拿出14。5万元委托澳门“三合会”的张某和石某，为这14人办理有关出国的假证件。同时，委托澳门“三合会”的高某办理假护照，并达成协议：高某每办成一套假护照，王某和张某某支付人民币2万元。其实，高某也是个“二道贩子”，他又找本帮专做假证件生意的梁某某，以办成一套假护照付1。5万元的价格倒了过去。梁某某立即找帮会头目叶××，以某旅游公司的名义，分三次为这14名浙江人办理了港澳回乡证、澳门身份证和葡萄牙假护照。王某和张某某拿到这批假证件后，立即带领14名浙江人从北京外事部门办理了过境签证，并购买了出境飞机票。按说，“生意”做到这个程度应是万无一失了，孰料，王、张两人的不法行踪早已纳入警方视线，正当他们一伙洋洋得意登上飞机欲飘洋过海之际，警方侦查分队突然采取闪电行动，将这伙眼看要跨出国门的偷渡分子一网打荆八十年代后，随着我国扩大开放，国门大开，国际交往增多，境外灯红酒绿高物质生活方式的引诱，以及不时见诸新闻媒体“出国者”的炫耀，推动的出国风潮狂澜迭起，一浪高过一浪。一道国境线虽然隔开了不同的空间，但物质和精神贫富悬殊的落差，仍成为不择手段出国者前赴后继的原动力。据有关部门公布：自90年代以来，全国每年因私出国出境人员均在200万人次以上，有时高达300至400万。官方公派出国、公费留学、研修等正宗门路，一般人望尘莫及，多数人挖空心思不惜代价，寻觅通往“天堂”之路，但求能出国，堂堂正正还是鬼鬼祟祟皆无妨，当个“三等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