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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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小孩子呢！”我一面恨恨地嚼着干硬零碎的鲑鱼，一面说道：“我都要吐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对超级市场的愤恨情绪现在还挺高涨的！好几个女人被怀疑是小偷，叫人搜过身。她们哭着讲她们的遭遇呢，阿蜜！”
“好一帮笨蛋！”我感到很难把自己舌头上的那块抢来的鲑鱼肉咽下去。
“阿蜜，最好你也到山脚去，瞧瞧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妻子漫不经心地说着，走下楼去了。我立刻把沾满唾沫的鲑鱼肉和米粒一古脑儿吐到手上。
诵经舞的音乐还是响个不停，搅得我心烦意乱，困乏无力。我的耳朵不得不去注意正在出现的重大变故。耳鼓深处仿佛听得到暴乱的声音。诵经舞乐带给我的厌恶，恰似病入膏盲的肝脏，不停地遭受着无法治愈的污染。那污染的根源，便是好奇心理的毒素。然而，在找到一个与鹰四他们策划的大变故没有直接关系的理由之前，我控制自己不走出仓房；而且在此之前，既不准自己下山去山脚，也不准派侦察兵去。那单调乏味的音乐，全然表现出感情的缺乏。也许正是鹰四为了向我炫耀他的行动仍在继续才把这音乐奏个没完吧。如果我对于现在山脚下发生的事情有所反应，那也只是我对鹰四拙劣的心理攻势的更为拙劣的屈服。我要忍耐。过了一会儿，山脚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大概是鹰四已经把轮胎上缠着铁链的雪铁龙开到山脚下，正带着孩子们疯呢。如果说山脚的人们早已一律变成了暴徒，那么他们的领袖鹰四则正开着雪铁龙，对暴徒们进行着大阅兵。
我注意到炉子的火势有些弱。是油罐里的煤油快用完了，备用的油也消耗殆尽。得找个人去超级市场买些回来，否则只有亲自动身往山脚那边去一趟了。我终于在充满烦扰的忍耐中从苦役里解放了出来。从早上起来，那诵经舞乐就一直嘲弄着我折磨着我，已经有四个多小时了。
桃子倒是在上房，可她歇斯底里发作之后，还在卧床不起，妻子在照顾她，显然她俩指望不上。冻伤的年轻人已被送往医院；足球队全体成员现在都和鹰四、星男一起，在山脚那边主持那一派喧腾吵闹的局面，能够派得出去的人，只有阿仁的几个儿子了。我站到紧闭的房门前叫了一声，但并不指望他们即便叫那音乐搞得入了迷，还能同体胖心悲的母亲一起关在冷森林的家里。我只是希望周围的一切能够为我不得不自己下山提供更充足的条件。不见孩子们的回答。我满意地打算从紧闭的房门前抽身离开，可就在这时，没想到阿仁却用一种兴高采烈、颇有张力的声音叫起我来。我打开门往屋里看，如同不习惯黑暗的鸟儿一样，目光惊慌彷徨，一边寻找阿仁——倒不如说寻找她的丈夫，一边忙不迭地解释：
“啊，阿仁，要是你儿子在家，我想叫他们到山脚去一趟。炉子没油了！”
“我儿子呀，他们一大早就到山脚去了。蜜三郎先生！”阿仁像一艘从海雾里冒出来的巨轮，那硕大的身躯慢慢分明了起来。她的话显得出奇和气。圆鼓鼓的脸上两颗滚烫发亮磁石般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我这边。正如她的声音所显示的那样，阿仁在那张将马鞍倒置而成的坐椅上面振作起来。“鹰四手下的那帮孩子来叫的，连我家金木也到山脚去了！”
“阿鹰他们来叫了？金木先生是老实人，怎么连他也卷进去了？”我带着几分保留，愤愤地表示对阿仁丈夫的同情，我的保留也真是得其所哉。而阿仁却并不希望我对她的丈夫表示什么同情。
“那群孩子把村里每家每户都叫遍了！蜜三郎先生！尤其是那些没从超级市场拿回东西的人家，他们肯定要叫到，都倾巢出动了！”阿仁说。她那双让肥肉挤得更细的小眼睛咄咄逼人，铺满肥厚脂肪的皮肤上慢慢荡起涟漪，努力想挤出一丝微笑来。阿仁从平日里痛苦的喘息中游离出来，重又变成了昔日那个充满好奇的闲话大王。“我们家呀，孩子早早儿就都到山脚去了，可我丈夫还没呢，有两个小伙子就到门口来喊‘都去超级市场啰！’听我儿子中间回来讲，要有不上超级市场去拿东西的人家，他们可有的喊呢！管你是有钱还是有势呢，这群孩子两个人一组，来回地喊：‘都去超级市场啰！’你瞧，听说村长的儿媳妇，邮政局长的老婆，也全给哄到超级市场拿了东西呢。校长的闺女哭啊哭的，生生把一大箱没用的洗衣皂搬到家去了！”阿仁说完突然像含了一口水似的，把嘴紧闭起来，从鼻孔里发出一阵乎乎的声音。接着，她那满月一般的胖脸上泛起了红晕，我知道她这是在笑了，“这真叫平等啊，蜜三郎先生！村里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做可羞可耻的事，这有多好！”
“没有人同情超级市场的天皇吗？阿仁？”我问道。从这个病态肥胖的妇人用“可羞可耻”一词布下的陷阱中，我感到一种不甚分明的危险。可是我姑且避开这个话题，向她询问与这带有硝烟气味的闲话不甚相干的事情。
“同情那个朝鲜人！？”阿仁立刻愤愤地把我顶了回去。直到昨天以前，她还同山脚下多数人一样，一边痛斥超级市场给山脚带来的惨状，一边缄口不提那显赫的超级市场东家竟是一个朝鲜人。可现在，她竟冲口强调地道出“朝鲜人”这个词儿来。抢劫超级市场仿佛给山脚居民与超级市场的天皇之间的势力关系一下来了个颠倒，如今阿仁也可以毫不犹豫地宣布，那个用经济手段征服了山脚的男人不过是个朝鲜人。
“自打朝鲜人到这洼地来，山脚的人就没有过好日子！仗一打完，朝鲜人就从这山脚占地捞钱，一个个全抖起来了！我们不过是把他们抢定的东西拿回来一点儿，他有什么可同情的？”
“阿仁，朝鲜人当初也不是自己愿意来山脚的呀。他们是被他们的国家强行带来的奴隶劳工。据我所知，山脚的人可没受过他们主动的坑害。战争结束以后，即便是在朝鲜人集结地的土地问题上，不也没给山脚哪个人造成直接损害吗？干嘛要歪曲自己记忆呢？”
“S兄叫朝鲜人杀了！”阿仁立刻对我充满了戒心，惊诧地说。
“那也是因为在那之前，S兄的同伙杀了朝鲜人，人家报仇嘛，阿仁。这你不是知道吗？”
“反正朝鲜人一进洼地，就没干过好事！大家都这么说！把那帮朝鲜人全杀尽才好呢！”阿仁蛮横无理地竭力争辩道。一时间她眼里充满怨恨，暗淡无光。
“阿仁，朝鲜人可是从来没有单方面地加害洼地的人们啊。战后的这些纷争，双方都有责任。这些你也是知道的，可怎么还这么说呢？”听了我的责问，阿仁黯然地将自己的大脑袋低垂下来，如同放下了什么沉重的负担，对我的话不再理睬。我只看得见她海象般的脖颈随着剧烈的喘息一起一伏。我带着无法排遣的愤懑长叹一声，“闹起这样愚蠢的骚乱，最后遭到恶报的还不是山脚的人么，阿仁。超级市场的天皇根本不会因为他的一家连锁店被抢受到什么打击，山脚的大多数人却要因为抢来了战利品痛苦地内疚下去。连知道好多的大人们都叫阿鹰这个外来户煽动起来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村里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做可羞可耻的事，这有多好！”阿仁顽固地低着头，重复说。我终于弄清了她所谓“可羞可耻”一词的独特含义。
我的眼睛总算适应过来，看得见屋里微暗的角落了。只见阿仁坐在座椅上，在她手能够得着的地方，堆满了各种廉价罐头瓶。它们侍立在她身旁，犹如阿仁与无法克服的饥饿作战时足以信赖的援兵。这些正是阿仁的“羞耻”，这些端庄肃穆、令人咋舌地现出本相的小“羞耻”团伙。见我不言声地打量那一排罐头瓶，阿仁索性恬然不惊地从高耸的双膝中间取出一听罐头，那罐头的瓶盖启了一半，活像只赫然高扬的半圆形耳朵。于是，阿仁便咕容咕容地嚼起罐头里那不知为何物的东西给我看。我想到了动物蛋白对她的肝脏有不良影响这件事，可是话到嘴边，我却改了口。“阿仁，我给你打点水来吧？”
“吃着可不像你看着那样干巴巴的！”阿仁回了我一句。然而她却满怀率直——这只是在我和阿仁少年时代支撑着根所家时才能见到——的情感，继续说道：“蜜三郎先生，多亏了鹰四先生的暴动，我才有这么多吃也吃不完的食物了！这些罐头不值几个钱，可真是多得吃不完呢！把这些全吃光了，我就再什么都不吃了，让自己像从前那么瘦，然后衰弱而死！”
“哪儿会呢，阿仁。”我以回到山脚以来第一次与阿仁和解的心情安慰她说。
“不会？我这样的可怜虫，直觉还挺准的！在红十字医院里，人家对我说，我想多吃东西不是身体的要求，是我心理的要求！只要是心里不再想吃的话，我马上就能够瘦下去，然后一死了事！”
我不由得感觉到一种孩童般无常的悲哀。母亲死后，我全仗阿仁的帮助，才克服了无数困难，在山脚度过了少年时代。我默然摇着头，踏着积雪走出房来，关上门，将这个被埋在也许会致其肝脏于死地的大食物堆里体味着幸福与“羞耻”的“日本第一肥婆”，关在了微暗的安宁之中。
石板路上的积雪被人踩得结结实实的，成了浅黑色，路面也滑溜溜的。我小心翼翼地往下挪动。关于那场对超级市场的抢劫，是对也好，是错也好，我丝毫无心干预，只是，我已下了决心，绝不卷进鹰四他们的行动。要是超级市场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怕是无法靠正常的手续买到煤油吧。我只是盘算着，如果有几罐煤油免遭劫难，那我就给阿鹰或是他同伙相应数量的纸币，把煤油罐提回来。我实在无心参加阿仁所谓山脚所有人都平等的“羞耻”活动。而且煽动这场小型暴动的那些人就没到我的门口强制性地喊什么“都去超级市场啰”，这样一来，我就变成了一个局外人，没人要求我与他们分享“羞耻”。
我走到村公所前面的广场时，阿仁的长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站到我面前来一齐走，就像一条同主人一起散步的家犬。他敏锐地打量着我的脸色，立刻领悟到不便上来搭讪，便只管往上一窜一窜地走路，抒发一下内心的兴奋。石板路两旁的住家往常都是房门紧闭，今天却一律大敞四开，人们在房檐下踏雪闲站，高声寒暄。山脚的居民竟全都变得兴高采烈。还有一群人从“乡下”过来，他们几家凑一堆儿，三三两两地聚在石板路上聊个不停，缓缓前行。他们都抱着从超级市场抢来的物品，却没有马上就回“乡下”去的样子，倒像是想在山脚再呆上一会儿。有时“乡下”的母亲要借用厕所让孩子大小便，山脚的主妇就很开通地请她们光顾。即便是祭日里，我也从没见过山脚和“乡下”如此自由宽宏地交往的情景。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山脚便早不见了这种热烈火爆的景象了。孩子们在石板路踩实的雪上打着出溜儿，模仿着没完没了还在继续的诵经舞乐。阿仁的儿子刚跑去加入孩子们的游戏，就马上又跑回到我的身边。站着聊天的大人们也都朝我温和地微笑，跟我亲切地寒暄。他们如此开放地对我，这在我返回山脚后还是头一遭。对这种不期而至的友好表示，我实在不能够很快适应下来。于是，我含糊地点着头，急步走过去，而山脚的这些俨然彻底解放了的人们却自管酣笑畅谈，毫不在意。我心中的惊诧渐渐生根发芽并枝繁叶茂、遮天蔽日起来。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正对着围在他身旁的人群举起一本打开的帐簿解释着什么。这男人在战时教师不足的时候，作为代课教师教过日本历史，战后当过农协文书。因为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些一声不响的足球队的少年，所以我想他可能是被新暴动首领们任命为专门委员，正在揭发超级市场的经营状况吧。一看到我，他脸上立即露出愤慨与得意并存的、扭曲了的微笑（只是这愤慨像装模作样的表演，而这得意才是自然的真情流露），停止了对小听众们讲话，大声叫道：
“蜜三郎先生！我们揭发了市场的双重帐簿，把它送到税务署，天皇立刻就得下台，太可悲了吧！”
这突然的中断，令听众们非但很不满意，还跟着那男人们回头瞧着我，将他们嘲笑超级市场偷税行为的抗议姿态做给我看。他们当中，竟然还夹杂着不少老人。一旦重新意识到这一点，我便发现我走在山脚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