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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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仅仅两三天，友人便开始拒服分给他的镇静剂了，那是应该在早饭时服用的。白天和晚上的份儿也都让他倒进了冲水厕所。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真的生气了，就伏击了粗暴的看护，结果，他自己伤得不轻，看护也给他弄了个半死。友人虽然因此而赢得了那些温和微笑着的病友们深深的尊敬，但是和院长谈过话以后，他却不得不走人了。离开微笑训练中心的时候，那些一如既往傻笑友善的精神病患者们前来相送，友人向他们挥手告别，心中生起有生以来头一次的深切的悲哀。
“亨利·米勒这么说过，我体会了和他的悲哀同样的悲哀。其实，在那以前我还怀疑过米勒这句话的真实性呢。——我也想一起笑笑，却笑不出来。我很悲哀，我一生中从没这么悲哀过——，这可不是单纯的语言表达的问题。对了，还有一句，也是米勒的话，打那以后一直抓住我不放——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
在微笑训练中心呆过一段时间之后，米勒的话就一直缠着友人，直到他染红脑袋赤裸着缢死。——什么都一样，还不是想让自己快活起来！——友人绝对快活地、也过早地渡过了他短暂的晚年。他陷入性的偏激，甚至钻进那种不正常的兴奋中难以自拔，在火葬了友人之后，我疲劳困顿地回到家里，和妻子谈起来，才使这段往事重被我想起。妻子一边等我回来，一边拿着威士忌自斟自饮。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妻子醉酒。
我一回到家，就直奔妻子和儿子的房间。当时儿子还住在家里。时近黄昏，孩子躺在床上，用空洞无神的茶色眼睛镇定自若地（如果植物有眼睛，那便是植物回视偷看它的东西时那种镇定自若）仰视着我。妻子不在孩子身旁。我是由书库的一个暗角里发现她的。她静坐在那儿，一声不响，烂醉如泥。妻子坐在放置于书架间的梯凳上找着平衡的样子很滑稽，仿佛小鸟落在摇曳的枝头。找到她的时候，困惑之余，我更感到了自己的羞耻。她是拿出我藏在脚凳侧面空档里的威士忌酒瓶后，就那么坐在上面，对着瓶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慢慢醉起来的。妻子鼻子、上唇油津津的，微微有些出汗，机械娃娃一般仰着脸朝向我，却站不起身来。眼睛李子似地又红又热，可透过衣服可以看见她颈上肩上都起了鸡皮疙瘩。她整个身体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条肠胃异常的狗，乱吃一通青草，又开始反胃呕吐。
“你该不是病了罢。”我戏谑道。
“我可没病。”妻子敏感地觉察到我的困惑，答话的语气中明显带有讥讽的味道。
——“那就是你真的喝醉了。”
我向妻子俯下身子，她正疑惑地看着我，我看见粘在她唇边的汗珠随着上唇的起伏滚落到旁边。迎面扑来她那因酒精而变得潮湿肮脏的叹息。一种我从死去的友人身旁带回来的生者的疲惫重新染黑了我身体的各个角落，弄得我只是想哭。
“你彻底醉了。”
“没醉那么厉害。出汗了，那是吓的。”
“怕什么呀？你是担心孩子的将来？”
“我怕有人染红了脑袋光着身子自杀。”我只向妻子说了这些，黄瓜的事儿让我删了。
“恐怕这还不是你最怕的吧。”
“没准儿你也会染红了脑袋一丝不挂地自杀的，所以我才怕嘛。”妻子说着，垂下头，赤棵裸地显露出怯意。
刹时间，我颤抖着从妻子焦茶色的发间，看见死去了的自己的模型。甚至可以看见死去的根所蜜三郎那朱红色的头，没溶好的水彩颜料粉粒粘在耳垂后，形同血滴。我的尸体也和友人的一样，来不及涂完双耳，这表明，在想出这种怪异的方式自杀之后，缺乏足够的实施时间。
“我可不会自杀。我没有理由自杀。”
“那人是色情受虐狂？”
“是他死后第二天就跟我打听！打听这干吗！是好奇？”
“要是，”妻子从我嘶哑的声音里听出了只是我本人并不十分明了的愤怒的征兆，显得有些悲痛欲绝。“要是那人真是性变态，我不就不用担心你了么。”
妻子像是要求谅解一般，再次仰起身子，盯视着我。那血红的眼睛里流露出直截了当、充满绝望的疲惫，吓了我一跳。可是妻子立刻闭上眼睛，抄起威士忌酒瓶，又灌了一口。她圆鼓鼓的上眼皮有些发黑，像是弄脏了的手指肚。妻子一声接一声地咳，流出了泪，混和着唾液的威士忌也从唇边溢了出来。我本该操心一下滴在妻子那件刚买来的灰白色的柞丝衣服上的污痕，可我却从妻子瘦如猿爪、青筋暴露的手里夺过酒瓶，无聊之至地自己也灌了一口。
友人确实曾经在性的偏激中途、也就是说在偏激的斜坡的某一处，半快乐半忧郁地讲过，他有色情受虐的体验。这种偏激，既非谁都有可能偶然体验到的那种浅度偏激，亦非绝不可与人明言的那种深度偏激，而是虽尚属暧昧但当事人却很明了的一种偏激。友人去过那些凶暴疯狂、能满足色情受虐狂们的女人的秘密居所。头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可三周以后当他第二次去那儿的时候，一个肥硕的蠢女人记住了友人的嗜好，教训道：没我你是不行的。还把一捆儿麻绳扑地一下扔到了裸身俯卧的友人耳旁。这时他才明白过来，那蠢钝肥胖的女人真正作为一个确切的存在，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我体会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自己的肉体四分五裂，每个角落都绵软无力，就像一小截儿毫无知觉的腊肠。而我的精神却完全脱离了肉体，浮游在辽远的高处。”
友人这么说着，还莫名其妙地浮起病弱般无力的笑容，盯着我。我又喝了口威士忌，和妻子一样咳个不止，让微温的威士忌透过衬衣传到胸部腹部的皮肤上去。我心里涌起一股向妻子撒撒野的冲动。这时她正闭着眼睛，把那发黑的像蛾子翅膀的伪装似的上眼皮伸给另一双眼睛看。
“即便他是色情受虐狂，也不见得你就可以不用怕了呀。就凭那点儿理由，就把他和我严格分开，断言我决不会染红脑袋赤身裸体地自杀，这还不够充分。因为性的偏激终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正可怕怪异的东西盘踞在人心深处，而性的偏激，不过是它所带来的一种不良后果而已。一种巨大而难以抵御的疯狂的原动力横躺在灵魂深处，不时地诱发一种叫做色情虐待的怪癖。这种怪癖的深化，并没有使友人产生自杀的疯狂，而是恰恰相反。再说，我身上也有这种难以治愈的疯狂的种子……”
然而这些话我一概没有跟妻子说起，这想法本身也没有在我大脑那疲劳迟钝的沟回里扎下它细若水草的根须。它宛如杯中的气泡，是转瞬即逝的幻想。这种幻想一闪而过，不会给人以半点经验。特别是在他沉默的时候，就更是这样。我们只消等待着那并不可人的幻想不伤大脑的沟回、一掠而过便是了。如若成功，至少作为经验来接受，就能在大举反攻之前免遭毒害。于是我管住舌头，从背后抱住妻子两肋，站起身来。我的手抱过死去的友人的尸体，我觉得用这样一双污手，去支撑活着的妻子的、即在危急紧张之中出生的人的、那神秘而脆弱的身体，这是一种褒渎，然而，自己腕上同等沉重的这两个肉体中，死去的友人的肉体却更令我觉得亲近。我们向婴儿的卧室缓慢行进，妻子却在洗手间门口抛了锚似地不肯往前走了，她划水一般拨开夏日黄昏室内那微暗微温的空气，进了厕所。妻子在那里呆了很久。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才仿佛逆着更浓更暗的水把妻子带回到卧室，放弃了让她脱掉衣服的念头，让她就那么和衣躺在床上。妻子长出了一口气，仿佛把魂儿都吐出了一般，就睡去了。唇边粘着呕出来的黄色纤维质，像花瓣的细毛，纤细而显眼地闪着光。
婴儿一如既往地大睁着眼睛仰视着我，可我却不知道他是渴了还是饿了，或者感到了其他的不快。他仿佛是灰暗水中的水栽植物，睁着毫无表情的眼睛，躺着，只是静静地存在着。他一无所求，而且绝无感情需要表达，甚至从来不哭。我有时候都要怀疑他是不是还活着。如果妻子在我早晨早早出门之后，今天白天一直醉着，置婴儿于不顾的话，这可如何是好！妻子现在只是一个熟睡的醉女人。灾难的预感笼罩着我。然而，我缩回了手，因为伸出我那污手去触摸婴儿，我同样感到亵渎。而且同样，比起婴儿来，我觉得死去的友人跟自己更亲近。只要我俯视婴儿，他就永远用木然的眼睛盯着我。不多久，那茶色的眼睛里就有一股睡意袭来，宛若海啸引力一般难以抗拒。我甚至没有为他拿来一瓶牛奶，想就此蜷身躺下，昏睡过去。就在我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却有一种清晰的认识悄然而至：唯一的一个朋友把头涂得通红自缢而死，妻子又出人意料地突然醉倒，儿子则是个白痴！然而我，却不闭门户、不解领带，欲将触过尸体的不祥之躯躺进妻儿床间的窄空中昏然睡去。停止对所有事物的判断，在这一瞬间，我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我感到自己正被确实危险却又来路不明的东西侵蚀着。我战栗着睡去。而且翌日清晨，我已经无法将前一天夜里刚刚切实感受过的东西充分复原了，也就是说，那已构不成经验了。
去年夏季里的一天，我的友人在纽约的一家药店里遇见了我的弟弟。关于在美国的弟弟的生活，友人为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弟弟鹰四，是作为学生剧团的成员之一赴美的。这个剧团隶属革新政党右翼妇女议员领导，是由参加了１９６０年６月政治行动的学生们自己组成的“转向剧”的剧团之一，他们演完一出名为《我们自身的耻辱》的忏悔剧之后，以悔过学运领袖的名义，为妨碍总统访日一事向美国市民谢罪。鹰四在告诉我他要加入剧团奔赴美国的时候，就说他打算一到美国，就只身一人立即逃离剧团，自由地旅行。然而，通过日本报界驻美特派员半是嘲讽半是羞辱地送来的有关《我们自身的耻辱》的报道，我注意到鹰四并未逃离剧团，而且接连参加了演出，《我们自身的耻辱》一剧，以华盛顿为起点，在波士顿、纽约等各大城市均有上演。我曾试图做一下推理，分析一下弟弟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扮演一个悔过学运领袖的角色，但这却是远非我的想象力所能及的。于是我写信请求我那在纽约一所大学里携妻一同留学的友人去弟弟他们剧团看看。然而友人无法与剧团取得联系，所以他此番能遇见弟弟实属偶然。友人一进到百老汇的一家药店，就看见身材矮小的鹰四正倚着高高的柜台，聚精会神地喝着柠檬汁。友人从背后悄不做声地凑过去、冷丁抓住弟弟的肩膀的时候，弟弟猛一回身，就像弹起的弹簧，反倒把友人吓了一跳。鹰四一身污汗，脸色苍白，神情紧张，仿佛刚刚策划单枪匹马抢劫银行，正想腻了的时候遭到突然袭击了一样。
“呀！阿鹰！”友人认出他来。“我是从阿蜜的信里，知道你来美国了的。阿蜜好像一结婚就让新娘怀了孕了。”
“我也没结婚，也没让谁怀孕。”听鹰四的声音，好像他还没从惊惧中回过神来。
“哈哈！”友人大笑，仿佛听了绝妙的笑话。“下个礼拜我就回日本了，不给阿蜜捎个话儿？”
“你不是应该和夫人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呆上几年吗？”
“事情有变哪！这回不是外伤了，是脑子里面出了问题了。虽说到不了住精神病院的地步，可也得进一般的疗养院住段时间。”
友人说完，看到鹰四脸上正有一种极大的耻辱感如墨水点一般蔓延开来，便感到似乎理解了鹰四刚才受到偷袭时突然痉挛的意味。心地善良的他不能不内心懊悔了。他刺痛了悔过的学运领袖的最柔弱的伤口。友人和鹰四陷入沉默，望着柜台对面货架上一排排摆得满满当当的广口瓶，那些广口瓶里装着内脏般甜腻鲜活的桃红色液体。他们两个人的影像映到瓶子歪扭的玻璃上，只要人身子一动，那桃红色的妖怪就夸张地摇摇摆摆，仿佛要唱出“美国！美国！”来。
那年６月，鹰四作为尚未悔过的学运领袖，参加过国会议事堂前的集会。那天夜半时分，友人也来到了这里。这与其说是出于他自身的政治意识，还不如说他是为了跟随他新婚妻子参加其所属的小型新剧团的示威而来。发生混乱时，友人因为要从武装警察的袭击下保护妻子而被警棍击中了头部。单就外科含义来讲，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裂伤，然而自从受了那晚的一击之后，友人的脑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