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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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由陈和李执笔的（原文署名“一湖”——译者），他们的
民主观念确实在变化，但相继演进的过程是从人民民主经人民革命到人民专
政。到那年年底，陈针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种制度的道德败坏，发动
了猛烈的攻击——“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
惨不安的事，哪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6个月以后，陈
以一种肯定的口气写道，西方人所追求的利润是由工人创造但被资本家从他
们那里盗走的剩余价值。①
从受压迫的青年和受压迫的妇女——激进分子们在他们的刊物上予以全
面详尽论述的话题——到受压迫的劳工大众，激进分子们注意焦点的这一转
变结果形成了他们与劳工大众的一种新的认同。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他们
的同情现在推及所有的穷苦人。对外，他们不再是沙文主义的，他们跟随《每
周评论》的榜样，《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个月，刊载了一系列关于
爱尔兰、菲律宾和朝鲜争取独立斗争的文章；对内，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涉
及上海、汉口和唐山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和山东、江苏和福建农民悲惨境
遇的一系列论题的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上大量涌
现。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前，就已经有为了劳动者或者关于劳动者的专门杂
志，它们提供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信息，扶植对劳动的新态度，并且引起人们
对于一些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注意。不久，年轻的激进分子们就被劝告要
到劳动人民当中去工作，而且他们之中有些人这样做了——彭湃在海丰的农
民中间，张国焘和邓中夏在北方的铁路工人中间，毛泽东在长沙的工人中间，
还有恽代英在武汉的工人中间。
人们一定要问：不依靠一场暴力革命，中国的民族愿望能否得以满足，
社会公平能否得以实现呢？当权人物会让这些目标通过和平的转变过程而得
以完成吗？到了五四运动时，那些被觉察了的国家的敌人——帝国主义者、
军阀和腐败的官僚，已经被确认了，但是，如李大钊所说，仅仅“开几个公
民大会”是无法将他们从掌权的位置上赶走的。②在这一点上，1911年（中
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经验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在陈的头脑中，
欧洲的繁荣是其历次革命的结果；在李的头脑中，只有在最大痛苦和牺牲之
后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①如同《每周评论》著名的社论《新纪元》（载于
1919年1月，第3号和第5号）解释的那样，进化的基础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由于驱使人去剥削人的少数人的贪婪造成了一种竞争的而非合作的状态，其
后果便是社会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通过革命以外的其他手段是无法消除
的。对于李、陈两人，革命不是简单的暴力行动，因为它包括旧事物的毁灭
和新事物的诞生两个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革命胜利以后才
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因此，当讨论妇女解放问题时，李大钊将其与有产者
阶级专政下的社会制度的毁灭联系起来，而陈独秀则简洁地说：“解决……
所说（妇女、青年和工人）的三个问题，非用阶级战争的手段……不可。”②
① 同上书，2（1919年12月1日），第72页。也同上书，4，第216—217页。
② 《每周评论》，22（1919年5月18日），第22页，见其《选集》，第214页。
① 《思想史资料》，第1906页和1201页。
② 同上书。第1207页（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6（1919年2月15日），第2页；陈：《文
存》，4（1920年9月1日），第224页。
其他激进分子如《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的一些撰稿人，也得出了类似的
结论。而且，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③在法国，中国留
学生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并把精力投入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讨
论会。④正是通过这些留学生之一蔡和森的影响，毛泽东才将其早些时候对克
鲁泡特金的钦佩转换为对马克思的钦佩。⑤感情上的反抗在所有这些个人转变
的例子中都是明显的。没有它，他们将不会成为狂热的革命者，如同他们即
将成为的那样。
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呢？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激进分子们对
于它知道些什么呢？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可以找到《共产党宣言》的几
种译本；《新青年》和《晨报》的附刊上还有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河
上肇著）。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两种译本，一种为国民
党的理论家戴季陶所译，但是《资本论》本身却只有经过大量删节的中文本。
译成中文的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
《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手
稿》，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中收集
有数量相当可观的英文、德文、法文及日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李大钊在和他
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的讨论中，利用了这些文献。除此之外，十月革命自然
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列宁的《国家
与革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以及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
义与世界和平》都译成了中文。列宁于1919年12月在联共八大上所作关于
苏联共产党章程的报告的中文本，在《新青年》（第8卷，第3和第4号）
上分为两部分连载——《民族自决》和《过渡时代的经济》。介绍马列主义
的工作随着《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刊而蓬勃展开，俄国政
党、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连同俄国新的艺术和文学，在几份激进刊
物上得到了报道。①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
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
改造中国的真理”。②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在
中国内地，恽代英于武昌创办的利群书社以及毛泽东于长沙创办、在湖南数
县设有分店的文化书社这类书店，还有萧楚女于重庆编辑的《新蜀报》，将
这些出版物散布开去。①
有了这些出版物，马列主义的主要分析工具——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
③ 《五四期刊》，1，第193—194、198页。
④ 何长工：《勤工俭学生活回忆》，第61页，和《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载《五四期刊》，1，第154
页。⑤ 竹内本，1，第58页，《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页，引用于《湖南历史资料》，4（1959年），
第80页。
① 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资料来源有《五四期刊》，1和3；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68
和75页；《新青年》，9（1921年9月1日）第5页的一则广告；以及《近代史资料》，2（1955年），
第161—173页。
② 《五四期刊》，1，第135—136页。
① 《社会新闻》，1。8（1932年10月25日），第176—178页；洛甫（张闻天）：《青年学习问题》，第
95—107页；以及竹内本，1，第71—73页。
争、剩余价值，等等——便在这些早期皈依者们的掌握之中了。他们的国家
的丑恶方面、劳动人民的苦难，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
以及他们垄断国家政权的结果。按照这个观点，中国社会被看作是由压迫者
和被压迫阶级组成的，其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与仅仅几个世纪以前的
骄傲的帝国相去甚远。应当承认，它的转变需要一场革命，但当它既没有一
个发展了的资产阶级也没有一个壮大的无产阶级时，为什么是一场由马列主
义指引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呢？李大钊在1919年5月4日《每周评论》的一
篇社论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简单的——既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不充
分，中国的革命就可能比俄国、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更为容易。在中共
创建的前夕，他论证说，在一个劳工运动日益高涨的世界里，要中国发展自
己的资本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
家已经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
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
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②陈独秀也根据事实赞同
这种蛙跳理论，虽然他没有像托洛茨基那样发展一套不断革命的战略。按照
他的观点，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国的发展程度，并不亚于
1848年的德国或1917年的俄国。既然俄国成功地完成了跳跃，中国为什么
不行？①这种蛙跳理论严格说来也许是不辩证的；对陈、李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如周佛海、瞿秋白与蔡和森来说，社会主义代表一切美好的东西。它是一个
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了尽其所能发展自我的机会。②如瞿秋白
在其莫斯科之行前所说，他和与他共同主办《新社会》杂志的同事们，希望
促成的是一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没有战争危险的民主的新社会。③
一个漫长而阴暗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前景，他们想起来是太令人厌恶了。
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这个阶段，列宁在1920年7月于共产国际的第
二次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所提出的关于土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点，很
可能仍然不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所知晓。对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他们
同共产国际的代表，主要是斯内夫利特（马林）和沃伊京斯基④的谈话。
② 《守常文集》，上海，1952年（1921年3月20日），第189页。
① 《新青年》，8（1920年11月1日），第3页。
② 见周的文章，出处同上，8（1921年1月1日），第5页，和蔡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通信，
引用于《五四期刊》，1，第158—159页。另见陈的文章，载《新青年》，1920年9月1日。
③ 《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
④ 即吴廷康；卫金、魏琴、魏金斯基、沃伊琴斯基也是此人——译者。
党的建立
与中国对俄国的迷恋相应的，是布尔什维克们对中国的兴趣——由于漫
长的共同边界、俄国的华人社区（更不用说华人曾在俄国内战中为革命而
战）、俄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促进世界革命的任务。以建立俄
国共产党政权的相同原则建立一个中国政权，这对于国家和革命的目标都将
是有所裨益的。
义和拳起义和俄国在其中的作用，曾吸引了列宁对中国的注意，但正是
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才使他认识到亚洲国家的新的觉醒，①并且在他登
载于1913年5月18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中，谴责欧洲人在亚洲的野蛮行径。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也是
最后发展阶段的理论，直至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才有力地提出来，
纳入全球性的革命战略之中。②这样，西方的阶级斗争与东方的民族斗争之间
的链条便铸成了。一个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两阶段革
命战略的基础奠定了。这就需要刚刚出现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联合，并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适当的时机成立
农民苏维埃的可能性。列宁认为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的群众的任务属于西方
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个论点赋予共产国际以教导和指引没有经验的东方革命
运动的权力。
这些便是派遣沃伊京斯基和马林来中国的背景。在他在中国逗留的六、
七个月里，沃伊京斯基帮助中国的激进分子们——由信仰不同派别的社会主
义学说的人们组成的一个混杂的群体——认识到沿着《怎么办？》中所阐明
的列宁主义组织路线成立政党的必要性。分散的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心与陈独
秀于1920年8月创立的结构松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被组织起来以奠定中国
共产党的基础，该党在1920年底形成，并于1921年7月初在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正式组成。这是一次大约12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在法
国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暑期无人）开始，成员们担心巡捕的监视，乘火车
转移到湖上的一艘游艇中继续讨论。具体的细节模糊不清，而且不同的见证
人所说不一。
据“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