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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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乡绍兴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洋溢着一种主观的抒情韵调，这表现出他对
自我与社会问题的复杂而迷惘的反应。虽然鲁迅的这些小说被看作反传统的
文学而受欢迎，但对以两个主要文学团体为代表的那种早期创作成果来说，
却是不很典型的。
鲁迅本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有两种重要的激情促使他从事小说创
作。他声称其目的是启发人民和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
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①但是他也承认他的
①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57—58页。
① 转引自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第89页。
② 关于这篇小说的重要性的分析，可参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的《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
驱》，《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6（1969年），第169—176页。
① 鲁迅：《鲁迅全集》，3，第203页。参看威廉〓莱尔：《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
小说是他个人回忆的产物：他写作是因为他无法从记忆中抹掉那些一直烦扰
着他的某些往事。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极力将对个人往事的回忆和对民众进
行思想启发二者，艺术地结合起来。他试图重新整理自己对个人经历的追忆，
使之溶入更加广泛的中国国家历史的图景中，以使创作不像大多数早期的五
四文学那样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对读者更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巧妙
地将这两种激情熔铸成了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这种民众与个人两方之间的
创造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其结果并不总是和谐的。
当钱玄同第一次要求鲁迅给《新青年》投稿的时候，鲁迅用一个含义深
刻的暗喻来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
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
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②
在一个充满漫无节制热情的和乐观的时代鲁迅竟有如此阴暗的想象，足
以证明他与众不同的心态。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可透进一点光亮——的确是
一幅黑暗封闭的图象——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恰当的象征。
这一明确的信息当然是在号召思想启蒙。但是这一似非而是的比喻还暗示一
场不祥的悲剧：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当他们被惊起的时候，也会和那些“熟
睡的人们”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而鲁迅并不曾指出捣毁这铁屋子的任何
途径。随着他的故事情节的开展，“铁屋子”这一主题也在少数清醒者或半
清醒者与熟睡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对抗中，得到发挥。这些熟
睡者的不觉悟，往往由于他们愚昧的残忍行为而变得更为恶劣。孤独者这一
中心形象和群众的对立，揭示出鲁迅对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无法解决的“个
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情：换句话说，
就是在对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感和无法克服的个人悲观主义之间深感不安。
鲁迅在他的几篇小说中描写过“群众”：《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顾
客，《狂人日记》和《明天》里的邻居，《祝福》和《风波》里的村民，尤
其生动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示众》中的看客。在谴责群众中某些老一代
人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讽刺艺术的顶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
《离婚》。通过对这些个人或集体的速写，鲁迅拼集成一套自己同胞的画像
——一个居住在“懒散、迷信、残忍和虚伪”社会里的民族。①他揭露了一个
阴暗的、“病态”的急需救治的社会。这种“病态”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看
来，并不是体质上的或环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1906年他决定放弃医
学转而从事文学之时起，就一直不倦地通过文学以探求群众的“精神”内容
和深入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努力左右着他对群众的看法。鲁迅探求
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可以找到，却最完整地表现在他最长的一篇
故事《阿Q正传》中。
鲁迅在他这篇最著名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示出一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而
是创造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Q，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
人，群众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阿Q的传记可以了解为中国群众概括的
写照。阿Q的许多缺点也为作为一国之民的中国人所共有，可以归纳为两种
压倒一切的反面品质：他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欺骗的将失败转变为
② 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10页；英译文载杨宪益、戴乃迭译：《鲁迅小说选》，第24页。
① 夏志清：《小说史》，第32页。夏志清在第42—46页中还对《肥皂》和《离婚》作了深入的分析。
似乎是胜利的思想方法；和他甘愿作压迫的牺牲品的“奴隶性”。这两种品
质必然也就是中国的病根，是过去历史的遗产。鲁迅的意思是，历史上屡受
屈辱的经历，尤其是近时强大野蛮民族的侵略，在中国人的心理中灌注了一
种被动的、不假思索的听天安命的态度。因此说来可笑，阿Q精神竟是完全
没有精神。
虽然阿Q是群众的一幅镜子中的影像，他却为群众所疏远，由劳动者变
成了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在故事的最后三章里，阿Q光成了“革命者”，然
后是一名“强盗”，而最后则是个被定罪的死囚。在“大团圆中”，他在群
众面前游街并被处决。他一生的最后经历就这样给辛亥革命的失败作出了可
悲的评语。①虽然为时已晚，阿Q在临死时确实获得了某种觉悟，不过不是对
他自己的性格或者对革命的意义的觉悟，而是认识到了中国民众的真实性
格，正是那些看客们一直在迫害他，他们似乎是急于要吞食他的血肉，并且
已经在“咬他的灵魂”。他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和祭神的
羔羊。
作为一个“熟睡的人”，阿Q并不曾经历死亡的痛苦，尽管在临死时他
有了一点醒悟。但是当写到“较为清醒的人”——那些多半是知识分子的不
幸者，他们和阿Q不同，他们身处熟睡的人群之中而又和他们很疏远，他们
奔走呼号——时，鲁迅对民众的教导经常渗透着同情和绝望的个人感情。这
些人物好像是从记忆的恶梦中浮现出来的，是鲁迅痛苦地“追忆逝去的时光”
的结果；他们体现了鲁迅自己和他内心的斗争。最重要的是，他们象征着鲁
迅赋予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尤其是他自己的那种占据中心地位的哲理性
的两难处境：这些不幸的少数人由于有天赋的敏感和理解能力而惊醒过来的
时候，他们能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找到什么意义呢？
《狂人日记》（中国第一篇现代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是鲁迅的觉醒了的
知识分子中最早，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他可以被看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时
期最崇拜的“摩罗诗人”的“患精神病”的后代——一个叛逆者和新思想的
开创人，一切政治、宗教和道德的改革都是从这些新思想开始的。但是这种
英雄的姿态却因完全脱离群众而受到极大的限制，使得他对社会的影响几乎
等于零。他的过分敏感和探求精神成了疯癫的证据，并因此而受到迫害。正
因为这一点，他是孤立的，被周围“熟睡的”群众所排斥，成了他们的牺牲
品。
虽然鲁迅创造的这位知识分子英雄关于中国社会吃人的性质所提出的警
告，被当作疯子的呓语，他在日记的末尾却发出了清醒的呼吁：“救救孩子。”
但是在此后鲁迅的某些为现代知识分子所绘的肖像中，这样的训诲逐渐让位
于一种更加忧郁的倾向；愤怒的叛逆者被沉思的孤独者、痛苦的伤感主义者
和自杀的厌世者所取代。在三篇典型的带自传性的短篇小说中，鲁迅所描写
的“较为清醒的人”也逐步变得悲观，甚至几乎完全绝望了。
《故乡》里的那位说故事的知识分子，即鲁迅小说中的“我”，遇见了
他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他已经从一个农村少年变成了饱经风霜、苦于多子
的中年人了。讲故事的人立即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感，这不单是由于他和闰土
① 林毓生在深刻地分析这篇小说的时候指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创造出任何正面的成果，反而使中国社会
里受到传统约束的邪恶势力泛滥起来。阿Q这个浑浑噩噩的“革命者”的死指出了一条不可避免的教训：
思想革命是中国改革的先决条件；见其《中国的意识危机》中关于鲁迅的一章。
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也是由于时间的嘲弄将他以往的欢乐变成了今日的悲
伤。他清醒地看到自己已经不再能进入囚禁闰土的那个世界，也无力将过去
的朋友从中解放出来。因此他的孤寂是认同感被绝望所窒息的结果。仍然是
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使得过去与现在的矛盾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在酒楼上》的那位故事的讲述者，也同样在一家酒楼里和过去的朋友
不期而遇。两位朋友过去都有激进的理想，而现在又同样地意志消沉。因此，
当故事的讲述者听到他的朋友说起此次给他的弟弟迁葬和拜访老邻居的情景
时，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故事的讲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实
际上可以看作鲁迅本人的两个艺术的再现。通过巧妙地安排两个人物之间的
交谈，鲁迅在小说里巧妙地进行了自己内心的对话。
鲁迅内心的矛盾在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得到正面的解决。正如帕特里克〓哈
南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酒楼上》和《故乡》的中心思想，都是“不能实
现鲁迅那一代人为之献身的为社会服务的理想和道德的理想”；这牵涉到“个
人的良心甚至罪责的问题”。①《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最伤感的一篇，其中
罪恶感和幻灭感进一步蜕变成自我厌恶和自我失败主义。小说的主人公魏连
殳经过了一连串的挫折之后，又参加了他祖母的葬礼，失去了生活中最后一
点亲属之情，他面临使一切厌世者苦恼的中心问题：生活中还有什么东西值
得为之活着？魏连殳在他的最后告别信中所作的回答很有启发性：
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
败者了。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
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
……
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你以为我发了疯么？你以为我成了英雄或伟人了么？不，不的。这事情很简单；我
近来已经做了杜师长的顾问……”①
这最后的讽刺语调使鲁迅的觉醒了的孤独者形象面对痛苦的结局。他已
经失去了天才的狂态，失去了孤独的英雄主义的气派，甚至失去了怪癖和玩
世不恭的傲慢。他自暴自弃，与世疏远，不受赏识，这种生活将他引向绝望
的尽头：通过自杀性的妥协行为——“无可挽救的死”——他加入了庸俗的
大众。
《孤独者》作于1925年10月，正是鲁迅的消沉达到最低点的时候。但
是他没有跟随他的主人公，而是在此后的几年里逐渐从中解脱了出来，从政
治上走上献身“左翼”文学的道路。他生活中的这一阶段被称为上海时期（1928
—1936年）。他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了他在五四运动中最初的“呐喊”
和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彷徨”。为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鲁迅与他较年
青的同时代人根本不同的心态，提供了极其深刻的佐证。作为一个阅历丰富
的中年人，鲁迅具有更成熟的洞察力，能够透过五四反对传统的浪漫主义的
光辉找出隐藏在后面的问题和冲突。对这些问题他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实
际上他出于训诫的目的而暴露病态，并未导致任何明确的医治方案。什么地
方也没有看到“铁屋子”的破坏。但是鲁迅却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成功地、
① 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4（1975年），第92—93页。
① 鲁迅：《彷徨》，第134页。
尖刻地嘲讽了一些“铁屋子”中的“熟睡者”。他并且成功地以极大悲痛与
激情，揭示了剧烈转变时期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即此两点，鲁
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肯定了的。
外国文学的影响
除了作为最杰出的短篇小说作者，鲁迅还是最坚持不懈的外国文学翻译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