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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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
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
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
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
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
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页。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页。
②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部分讨论。
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
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
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
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
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
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
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③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章。
④ 同上书，第169、176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
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
对的蝴蝶和鸳鸯。①这一蔑称在1910至约1930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
2215部小说、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著名的杂志的
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
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
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
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
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
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
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
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②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
所得出的惊人结论，30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
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
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
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
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
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①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
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
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
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
自由。此后20世纪头十年后期与20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
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
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
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
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
②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
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
—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
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
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
① 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
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②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
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年代末期都未曾被超过，以后便逐
渐衰落了。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① 同上书，第330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
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
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
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
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
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
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
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
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
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
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
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
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
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
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
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
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
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
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
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五四时期，1917—1927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
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
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
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120回巨著的一半就于1906
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15部小说）也于1910年死去。刘鹗，也许
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30年代重版之前并不
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
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20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
①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
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
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
社于1903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
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
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
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②回顾起
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
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
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
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
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
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①南社曾经号称拥有1000余名会员，但在最
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
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
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
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
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
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
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
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
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
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
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
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
① 新近对这两位作家的深入研究，见李培德：《曾朴》，和夏志清：《老残游记：对其艺术和意义的研究》，
《清华中国研究学报》，7。2（1969年8月），第40—66页。并参阅哈罗德〓沙迪克带有注释的《老残游
记》的精彩译本。
② 曹聚仁：《文坛三忆》，第150—151页。关于南社的一般情况，参阅柳亚子：《南社纪略》。
① 王平陵：《三十年文坛沧桑录》，第5页。
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
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
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
氛早在1917年2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至1917
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
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
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
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著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
“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
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
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
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
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
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
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
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
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
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
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
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
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