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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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
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
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① 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不过，回顾起来，列宁主义作为政治策略的甚至更为重要的一点似乎是
这种军事比喻的另一个方面——它强调动员群众是政治力量的源泉。共产党
的组织原则别的党也可以模仿（如国民党在1923年以后那样）。可是，本质
在于先锋党的概念和对动员群众的关注这两者的结合。列宁无疑真诚地相信
布尔什维克党体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总意志，这种信念使他积极地（但不总
是成功地）把自己与党的“阶级基础”的组织工作联系在一起。但是除此以
外，他还深刻了解权力来自与群众急切需要的联系，如在1917年他采用了“和
平与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参加运动的个人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不为
同情和愤怒这些直觉的感情所打动。这正意味着领导终究是“总参谋部”，
其策略和看法在理论上就不会混同于群众“有局限的”、眼前的看法。领导
自信是根据长远的历史观点而采取行动。上述军事比喻还再次意味着一种决
心，自己不但要关注动员群众，而且要关注对周围政治势力的实力和性质继
续不断地作出现实的客观的估计。由于经常把这些政治势力看作马克思主义
“阶级关系”的反映，人们就能保持其信心，即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
实际联系起来了。
我们要赶紧补充，这些主张中无论哪一种都不能保证共产主义在中国的
最后胜利。空洞的公式并不能解答如何获得群众基础这一问题。没有伟大的
领袖能否建立有效力的政党，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强调“现实主义”
的政治策略并不能保证中国或莫斯科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而且谁也不能不
考虑未可逆料的意外事件的决定性作用，如几十年后日本的入侵。
还要说明，1919年以前对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这种政治潜力，相对来说
还不够注意。中国在过去的起义中无疑知道动员群众的威力。不过，尽管早
就有“老百姓”是进步的受益者这种广泛流传的假定，但是在1911年以前，
即使是革命者基本上也没有想到群众组织是政治力量的一个来源①（多少有些
可疑的他们与秘密会社的合作除外②）。我们可以设想，就某种意义说，文人
新的西方的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他们那种平
民百姓是沉沦于无知和消极状态的无能群氓的观念。
尽管1911年以前的革命者着迷于俄国的“革命英雄主义”，但“走向民
众”的观念在五四时期之前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就晏
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的工作看，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直接接触的观点
应有可观的前景，但这并没有涉及动员群众是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源泉这种观
念。用不着多说，1919年以前那个时期的“新文化”看法几乎还不是以群众
的政治动员为方向，尽管真诚地承担教育群众的根本义务。
① 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论及孙逸仙的一些追随者如朱执信1911年以后组织“群
众”的活动。
② 关于这种合作的讨论，见玛丽〓巴克斯〓兰金：《早期的中国革命者：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1902—1911年》。
问题与“主义”
五四时期学说的种种趋向有多次冲突，比较重要的冲突之一是胡适、李
大钊等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在那些往往是在马克思主义启示下所
写的五四以后中国思想史教科书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一系列的争论，每一次
都导致一方的明显胜利，并以一种渐进上升的方式逐渐导致马克思主义的胜
利，然后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导致“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对这些争论
不那么看重胜利的一种看法，则没有那种指出明显胜利者和明显失败者的自
信。
载于《每周评论》1919年7月和8月号的胡适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
反映了他对他的朋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入共产主义阵营的烦恼。如他后
来说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
隶”。①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在杜威对待社会的科学方法和总括的“主义”之
间作了鲜明的对比，前者专注于具体的情况和问题，加以分析，从而为具体
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办法；后者却声称要为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提供总的“终
极解决方案”。如我们所能预料的，他的对手回答说，一个社会中分开的种
种问题都和总的结构或制度有关，只有当作为整体的“制度”改变了时，才
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还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阵营的陈独秀仍然倾向于支
持胡适的观点；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而李大钊和许多学生则渴望在无政
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为他们的热切希望找到根据，对使中国困窘的种种问
题，他们热切希望真的能有一种“终极解决方案”，而且历史将导致这种终
极的解决。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胡适当然会被明确地当作这场争论的失败
者。
任何社会，无论其社会…政治结构如何，势必面临各别的种种问题，这些
问题不管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种种问题纠缠在一起，也必须分开来
加以考虑；这样断言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杜威“科学方法论”的信徒。虽然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的确可能已经解决了某些根本问题（包括建立一种看来
能维护其全面合法性的政治秩序），但即使按照其领导的看法，它也继续面
临一些严重的——甚至是根本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也有一些是新问
题，其中许多决不是容易解决的。
胡适的致命弱点和他对手的主要有力之处，在于胡适这样的看法，即可
以不正视悲剧性的政治势力问题而着手解决社会…教育问题。按照他的看法，
在当时的中国环境中使自己卷入创建自己政治势力基础的尝试，也就是卷入
非理性的情欲和自私自利的阴谋以及军阀政治的暴力。这一切与解决这些问
题所需的“科学的”合理态度毫不相干。和他的科学家朋友丁文江一样，他
自己和政治的联系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希望影响当权者，希望他们接受
他的劝告。
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掌握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人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被说
服实行改革的抽象问题。丁文江不像胡适那样对军阀抱道学家的羞怯态度，
他能够暂时影响江苏军阀孙传芳在上海地区实行某些审慎的城市改革。①可
是，在中国这个时期那种野蛮而极不安全的政治环境中，很难使那些持有权
①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引自《我的歧路》，《胡适文存》，3，第99—102页。
① 见本书费侠莉所写第7章。
力和特权的人从他们对政治生存的狭隘迷恋中转变过来。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不只李大钊）准备致力于创建政治（终极是）
军事力量的问题，并根据当前难以改变的力量的实际情况行动，不管这些实
际情况是否基本上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阶级范畴。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或
任何其他自许的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已经接近中国当时全部问题的某种“终
极解决方案”，甚至也不意味着“革命”这一口号对中国政治有任何直接结
果。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一直被看作社会性的而不只是政治性的，是因为其核
心在于摧毁已建立起来的旧制度。在1919年分裂的中国，摧毁北京政府不会
有多大影响，因而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认为，他们以后几年的任务是
处理如何在中国建立新政治权威的基础这一“问题”，而不是摧毁旧制度的
问题。社会任务不能脱离政治任务，而政治任务是建立新的政治秩序，而不
是摧毁已牢固建立的旧政治秩序。
大众文化的主题
五四事件没有导致直接的政治结果，知识分子阶层中有许多人，包括鲁
迅在内，对它的重大意义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如胡适、顾颉刚、
傅斯年等，仍然相信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因而他们应当“整理国
故”。
这项事业的一个新趋势是出现了研究大众文化的积极态度。胡适极力主
张，过去的白话文学作品比雅文化枯燥无味的“古典”作品更生动活泼；连
他在这一方面也在他的看法中采用了一种民粹派的主旨。他似乎愿意把“白
话文学”归入应予保存的“正宗”。这不包括对群众宗教文化任何方面的一
点兴趣。不过，大众文化有活力的主旨导致他鼓励顾颉刚等人努力研究民间
习俗和地方习俗，搜集民间故事和民歌。1919年以后学生中出现了“走向民
众”的新运动，顾颉刚很受感动，他还能把这一运动和他自己的论点联系起
来，他认为，过去的知识分子和旧贵族统治集团联结在一起，他们现在则应
当利用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新近所获得的自主权利，把自己和普通百姓联系起
来。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群众的精神生
活——民间传说、习俗和民歌。①
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存在这样的想法，利用通俗形式来表达启蒙的新
信息，如撰写具有新教育内容的通俗歌谣。不过就顾颉刚来说，他对民歌、
庙宇、节日的兴趣逐渐表现出了更为积极的方面。他逐渐发现了大众文化的
形式中所体现的审美价值。顾颉刚抨击国民党政府1929年反迷信的政策（从
整体来看，这种政策基本上反对大众文化），他抱怨说：“先人的艺术遗产
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①顾颉刚对生动
而有创造性的大众文化的积极方面的评价与他越来越辛辣的对雅文化正统性
的“科学”攻击，是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他这时再次提出了先驱思想家揭露
本来面目的论题，即从秦代到清代，正统文化一直被用来压制民众的创造精
神。在他在《歌谣周刊》、《民俗周刊》这样一些刊物的多年学术活动期间，
他和其他大众文化学者如郑振铎、钟敬文，出版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研究著作。
对大众文化新颖、纯朴方面感兴趣的不限于上述学者。鲁迅对中国大众
文化的书画刻印艺术和民间戏剧等多方面的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仍然使他的
所有小说作品生辉增色；在湘西边区度过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则详细地描述
了汉、苗人民一起生活的这一地区的生活和习俗，他同样在大众文化中找到
了一种粗悍活力的源泉。
我们几乎没有发现知识分子表现出这样的倾向，即以任何同感看待当时
非西化居民中盛行的一些活动，如佛教或信仰驳杂教派的活动或秘密结社。
不可能在这些人当中进行政治启蒙。
就共产主义者瞿秋白来说，这种看法尤其明显，他严厉批评他的同行马
克思主义作家崇尚“西方古典主义”。他的论点很简单。要是在中国应当写
唤起群众（这里他主要指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品，那就应当以群众
所熟悉的语言，用群众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来写。不过，这些通俗的形式应当
基本上用来为新的内容服务，利用它们不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价
① 见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第4章。
① 同上书，第152页。
值。瞿秋白的注意力集中于城市劳动人民，他深信他论述的基本上就是“现
代的”普通人。他对“大众文化”学者的工作的批评，从整体来看是严厉的。
胡适赞扬的白话文学作品大体上是文人的作品，群众的文化包含大量使人民
继续受奴役的迷信。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期提出完全为现代政治目的而利用
大众文化（指农民群众的文化）形式的论题。然而毛泽东强调民族主义，这
导致他对过去大众文化的价值作出略为有利的评价，导致他对其内容有更广
泛的理解。他像胡适那样承认中国白话小说属于民众文化的范围，不管其作
者的“民间”身份怎样可疑。
“新传统主义”——从传统中找真理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
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
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年的挫折已
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