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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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把中国人的公众意识提高到欧洲革命先驱的水平。中国可以以这种办法
为世界范围的“革命时代”做好准备，他们预期革命时代将在下一世代某个
时候在欧洲开始。
旧政府一被推翻，就有两个团体在宣传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第一个是刘
师复的心社，第二个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①刘师复因一次无政府主义
者的暗杀尝试而在广东监狱服刑时，于1907年由于阅读《新世纪》而在政治
上有了觉悟；这次严峻的考验导致他宣称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他献身
于无政府主义事业的宣传，1912年2月，和几个亲密的追随者在杭州附近的
隐藏地白云寺集会，于是诞生了心社。江亢虎于1907年，再次于1909年到
日本和欧洲旅行，这使他与东京的激进主义者和巴黎的《新世纪》小组都有
了接触，因而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返回中国后，他作为几所
教育妇女的学校的领导人，在1911年夏天开始发表演说，鼓吹在中国实行社
会主义，并且随即利用革命的优势，为传播他的思想而组织了一个教育俱乐
部的网状组织。
这两个运动都认为它们主要纲领的基础是废除家庭和创建代替家庭的普
遍的公共机构，是普及平等教育。与此同时还指望结束所有的阶级区分和地
位等级制度，创造一个社会地位相同的个人的社会。然而，江亢虎和刘师复
不久就变成了敌手，这预先反映了它们分别与欧洲社会主义者的第二国际和
国际无政府主义协会的共同点。
在他们之间跟着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正确含义的争论中，刘师复既
反对江亢虎所承认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的作用，也反对他在社会主义
① 关于刘师复，除阿格尼丝〓陈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参见爱德华〓克雷布斯：《刘师复和中国
的无政府主义，1905—1915年》，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关于江亢虎和他的党的讨论见马丁〓伯
纳尔：《1913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索》，第89—95
页；以及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点》，第207—210页。
经济中容忍一定程度的私人企业。刘师复以一种没有受到任何功利主义考虑
牵连的纯粹的幻想，想象出一种和谐而非现世的绝对共产主义，在那里消费
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公有的，货币将被取消，工作也由于科学进步而变得轻
松愉快。而且他坚持，建立在人性固有的互助本性基础之上的无政府…共产主
义，和对无政府主义的任何个人主义的解释没有共同之处。①
另一方面，江亢虎仍然是民族主义者和斯宾塞式的达尔文派，相信经济
发展有赖于在生产活动中利用人类固有的竞争本能。作为实现人类平等的手
段，他提倡废除家庭，认为这是一项主要取决于妇女完全解放的改革；他还
提倡废除财产继承，这将促进健康的经济竞争和劳动的专业化，同时保证公
共机构所培养的个人在死时将回报这些机构。②在西方社会思想家中，江尤其
感兴趣的是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所表达的思想和苏格兰长老会的进
化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柯卡普——江把他的《社会主义史》译成了中文。
组织上和学说上的分歧分开了这两个团体。江亢虎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倡
导者，把他的社会主义俱乐部组织网络看作组织政党的准备。他宣称中国社
会党到1913年已有400000成员和400个支部，虽然这无疑是夸大，但也反
映了他希望取得群众基础。这也说明了北京政府查禁的原因，查禁导致江于
1913年末退居美国，而这一运动此后立即衰落。①另一方面，刘师复的《心
社》却是在联系紧密而有组织的原则上建立的，它的个人至上论和亲密关系
使禁止它要困难一些。辛亥革命以后，当这一事件所具有的复兴的象征性意
味着在社会实践中推动大同理想的现实改革时，一些类似的无政府主义者鼓
动起来的团体就建立起来了，心社是其中最热衷的。刘师复、张继及其他人
所怀有的建立一个试验性的乡村共同体的梦想，从未被这些团体中的任何一
个实践过。不过，心社仿效了巴黎《新世纪》小组所提倡的集体自助模式：
成员们靠部分地由捐助和团体所有的生产企业如餐馆和印刷厂所筹集的共有
基金养活自己，还居住在共有的住宅里。
比这些试验性的公社生活试验更重要的是，乌托邦和道德上完善的自我
理想的结合结出了禁欲主义和自我克制的个人行为规范之果。发誓赞同这种
规范，实际上成了确定一个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中的成员身份的标准
仪式。心社的规范在其限制酒、烟和肉食方面表现出一种与传统宗教的联系，
把罪恶和腐化联系起来；反对订立婚约、反对参加宗教，或者反对担任任何
性质的政治职务的规定，明确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而自主和平等的
解放了的人格理想则必然要求禁止雇佣奴仆或者乘坐黄包车或轿子。其他无
政府主义团体的准则比心社要宽松些。由原来《新世纪》的领导人于1912
年建立的规模最大的进德会，甚至按照个人承诺的程度考虑会员身份的等
级。对人类弱点和对现存社会体制需要的这种让步，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心社1915年后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的事件：刘师复在那一年
因肺结核而过早地死去，这是在这个团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已经受到
动摇之后不久，世界大战使克鲁泡特金领导的欧洲母体组织的国际主义原则
受到严重的考验。不过，在1912到1915年之间，心社出版了4本从《新世
① 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公布〔师复〕：《无政府共产党之目的与手段》，《民声》，19（1914年7
月18日）（香港龙门书店重印，1967年），第222—225页。
② 江亢虎：《洪水集：江亢虎三十岁以前作》。
① 马丁〓伯纳尔：《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第91页。
纪》中选编的选集、许多小册子和大张印刷品，以及《民声》杂志，以中文
和世界语刊行；①它还在几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晚至1919年，据说心社
的松散的后继者还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和陕西省活动，用的是群社、
无政府主义同志社、实社、平社之类的名称。②原来的《新世纪》小组在1915
年后也在继续活动。虽然它的领导人李石曾和吴稚晖仍然以欧洲为基地，但
它通过在法国发起一系列创新的工…读计划对中国的学生运动有重大的影
响；在法国，战时动员已导致劳力短缺。在1912至1920年之间，几百名中
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用这种方法集中他们的收入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
同伴。
1912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
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
体比较，1911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
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
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
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
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1917年以后，
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
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
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
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
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
因此，在1919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
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
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
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1917年以前曾被改良
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
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
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
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
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
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
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
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
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
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
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
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
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
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
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
① 《民声》，1—33（1913年8月20日—1921年6月15日）。
② 杨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社会改造思想》，《东方杂志》，21。17（1924年9月10日），第53页。
① 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1915—1924年》，第97—98、224—225页。
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1915年9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
志《新青年》创刊。①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
19世纪90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
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1895至1905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
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
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
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
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
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1915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
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
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
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
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
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
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
的口号之下。到了1919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
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
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
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
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
相应的情况。到1920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
成新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
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打下基
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
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
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
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