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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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瑞被邀再度出山。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
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段祺瑞
争辩道，又发生了一次革命，所以，他于11月24日就任“临时执政”，在
拟就约法之前暂时集总统和总理职责于一身。新宪法的草拟过程空前复杂：
① 外交部档案371/9812，急件586，1923年10月17日，麻克类致寇松。
① 关于“猪仔议员”及公众的普遍反应，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第218—219页。
② 外交部档案371/10243，F2665/19/10，急件400，1924年6月23日，北京，麻克类致麦克唐纳，机密，
第1页。
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为全国团结作出安排；然
后，在善后会议确定的条例下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开
会，通过宪法。
段祺瑞的计划对厌倦的民众没有什么号召力，但有些政治家愿意参加。
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召开。
在历时3个月的会议上，160多位代表讨论了30多项议案，包括遣散军
队、整顿政治、税制、教育经费、查禁鸦片，还有其他议题。会议通过的议
案中有一项是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1925年8月3日成立，12月完成宪法草
案）的规则和选举国民代表会议（但从未实行选举）的规则。同时，段执政
又召集临时参政院，行使临时立法权。机构安排十分圆满，讨论十分严肃，
国会活动十分认真，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执政府的成员们没有看出在他们周围
爆发的革命。
宪政抑制不了这时日益强大的野蛮势力。在革命的动乱中，北京又发生
了一次政变：1926年4月9日，段祺瑞的贴身保镖被解除武装，段被免除了
执政的官职。
在刚取得统治地位的军阀们争论邀请谁来就职时，北京在几个星期内不
存在真正的政府。随后，建立了一系列摄政内阁，“行使执政权”。最终，
张作霖解散了最后一届摄政内阁，于1927年6月18日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
帅。他任命的内阁大部分成员是他的追随者。最后还要发表任命，分配资金，
应付外交使团。但当国民政府的军队1928年6月8日进入北京时，中国的议
会民主试验结束了。
变革的浪潮将富人和幸运的人冲到条约口岸外国租界的岸边。一位天津
居民回忆道：“在社交上，生活……十分有趣、迷人”。以前的满族皇帝安
逸地住在日租界一座大宅子中，前总统徐世昌在英租界的一所房子里欣赏文
学和从事园艺。曹锟偏好独居，但在生日时也接待一些朋友。“段执政（祺
瑞）相对较穷——事实上，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他忠诚的追随者之一提
供的一所住宅里。他用一部分时间研究佛教，也喜欢打轻松的麻将……有时
被问及中国内部纷争的原因，他总是给予佛教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国家
正被派到地球上来的恶魔的古怪行为折磨，动乱将持续下去，直到恶魔被斩
尽杀绝。”①
宪法未能像广大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控制冲突，导致团结，对此，后来的
分析家同段祺瑞一样迷惑不解。为什么会这样，至今仍有争议。有些人的解
释是，管理政府的都是些自私、虚伪的政客，他们破坏了法律。另一种看法
是，北京政府不过是地方黩武主义制度的一件外衣罢了。本章论述的是，宪
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
① 颜惠庆：《1877—1944年的东…西万花筒：自传》，第174—175页。
第6章 军阀时代：北京政府之下的政治斗争和黩武主义
1916和1928年之间的时期通常叫做“军阀时期”，其政治可以从两种
观点予以分析。从各省的观点需要对区域性的黩武主义进行研究，而从中央
的观点则要求对北京的法制和军事斗争进行考察。这两种观点将有助于我们
评价军阀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
从各省的观点看军阀和军阀主义
最简单地说，“军阀”是这样的人，他掌握一支私人军队，控制或谋求
控制一个地区，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行事。在中文中军阀是可耻的，意指没
有多少社会意识或民族精神的自私自利的指挥官；有些人认为，由于在当时
的军事首脑中所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品，“地方黩武者”是更不带褒贬意义
的用语。别的一些人认为，军阀这一用语就其对文官当局的强暴和侵夺方面
的涵义来说是更恰当的。不管怎样，是“军阀所行使的那种权力而不是他的
目标形成了他的特点”。①由于许多主要的军阀拥有一省军事统治者的地位，
“督军”一词大体上便被用做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同义语。
军阀是形形色色的一批人，对于他们的品格和政策的最一般的概括也难
以避免许许多多的例外。在袁死后的头两三年，那些最突出的人物都曾是清
代军事机构中的高级官员，他们的道德价值观还固着于儒家的模型。例如段
祺瑞（1865—1936年），如前一章所述曾是一个分布广泛的军人派系的首领。
他在袁的政府中任陆军总长，袁死时是国务总理。①
冯国璋（1859—1919年）的经历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段。冯也毕业于北洋
武备学堂，并成为袁世凯建立一支新军的助手之一。在辛亥革命期间，冯在
袁迫使宣统让位并成为总统的政治花招中，用他的军队帮助了袁。从1913
年起他是江苏的都督。1916年他当选副总统，但仍留在他南京的总部。尽管
冯缺乏段那种聚集追随者和激励忠诚的才能，但他有广泛的联系，并从1917
年起越来越显露出是一个政治上的对手。②
一个更明显的传统拥护者是张勋（1854—1923年），他忠心耿耿地为满
族人服务，从皇帝那里接受过殊荣。他命令部队保留他们的辫子，作为对朝
廷忠诚的标志，并干预已经垮台的皇室的命运。外国人把他叫做“辫子将军”。
1917年他曾使满族皇帝短暂地复辟。③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第二代军阀开始出现，很多出身非常低下。
例如冯玉祥（1882—1948年），他在19世纪90年代投军时是一个没有受过
教育的农家孩子。由于非常勤奋和幸运地与一个北洋军官的侄女结婚，还由
于练兵的才能，冯在军事等级制度中稳步上升。他以中国传统的和近代西方
的混合的学识教育自己。他于1914年接受了基督教，部分地是因为基督教和
他在一定程度上的清教徒似的倾向一致，部分地是因为他懂得信奉基督教可
能导致外国援助；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以基督徒将军而闻名遐迩，他的
部队因激昂地演唱基督教赞美诗以代替进行曲而出名。冯很相信儒家关于政
治领导中道德力量的作用和政府对民众的责任的看法。他给他所统治的地区
① 史扶林：《中国的军人与政治：军阀模式是否贴切？》，《亚洲季刊：一种欧洲杂志》，3（1975年），
第195页。
① 严格地说，段祺瑞不是一个军阀，因为他在1916年以前曾经为了有利于在北京的高级职务而放弃对军队
的直接控制。但是，很多军队指挥官把他看做导师和领导人，使他成了一个主要军阀派系的公认首领。参
见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330—335页。
② 同上书，2，第24—28页。
③ 同上书，1，第68—72页。雷金纳德〓约翰斯顿：《紫禁城内的微明》，第146—156页载有张勋1921
年写的一篇简短自传的译文。
带来和平和秩序，并尽力以他的品德示范。①
张宗昌（1881—1932年）也出身微贱，但成为军队指挥官以前，野心曾
导致他犯过轻罪和抢劫。他的种种政策和改良主义者是对立的，他在20年代
中期成为山东督军时，把该省他能到手的所有财富都搜刮走了。他的军队以
擅长“开瓜”，也就是劈开那些莽撞地向这位“狗肉将军”挑战的人的头颅
而闻名。②
西式教育对陈炯明（1878—1933年）有较大影响。尽管在1898年前后
的科举考试中得中最低等级的秀才，他却越来越转向西学，编辑一种维新报
纸，并且在广东省的咨议局中很活跃。辛亥革命期间，陈组织一支军队，并
且攻占惠州，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后来，当他统治广东时，他试图着手民
主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和他赞同孙逸仙的事业相比，他更专注于广东的
独立和他自己统治广东；1922年，他和革命家们分裂，最后被孙的伙伴们赶
出了广东。①实用主义似乎曾是李宗仁（1891—1969年）的突出特点，他是
广西的领袖之一。他出身于一个一度富有的家庭，进入广西陆军学堂，于1916
年参加广西的军队。在20年代初期，广西因一打以上各自控制几县的独立军
队之间连续不断的冲突而处于混乱之中。李和两个可靠的伙伴带领一支小部
队参加了这场竞争；到1926年年底他们控制了全省。他们于1926年加入国
民党，以一种开明而有实效的方式治理广西，在全国赢得了声誉。②
“学者军阀”吴佩孚（1874—1939年），是一个变成了军阀的儒家学者。
他受传统教育，1896年成为秀才，一直到死始终是说得头头是道的儒家制度
和社会准则的倡导者。吴于1903年毕业于袁世凯的保定军官学校，两年以后
被派到北洋军第三镇。第三镇从1906年起由曹锟统率，曹锟是袁世凯最初网
罗来训练北洋军的那批军官之一。在袁任总统期间，曹——而吴是曹的忠诚
的追随者——利用第三师（第三镇）以推行袁的政治目标。1916年曹成为一
个大省直隶（河北）的督军，这是一个很有权势的职位。吴分享了这种权势，
不仅因为他是曹的忠诚副手，而且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很有才能而又有主见的
军事指挥官。虽然他从没有否定曹的领导，但吴是实际的军事领袖则是得到
广泛承认的。③
在几百个军阀当中，只有少数被研究过。在我们能够有把握地对他们的
价值观、策略或品格进行概括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们全都掌握私
人的军队，并且控制或试图控制势力范围。
军阀部队
“私人的军队”是不确切的，因为军阀部队有一个有组织的自治团体，
① 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
② 对张宗昌没有全面的研究。《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在其书目中列出了一些不可靠的资料。“狗肉将军”
这一称呼不是由他的食品，而是由他嗜赌牌九而来，牌九是种高赌注游戏，华北俚语叫“吃狗肉”。（比
较西方赌博游戏中的“rollthosebones（掷骰子）”、“snake…eyes（掷骰子游戏中掷出两幺点）”、“deadman'shand
（扑克牌戏的两对，A和8，或J和8”。）参见李川：《军阀轶闻》，第123页。
① 谢文荪：《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关于中国的论文》，16（1962年12
月），第198—252页。
② 黛安娜〓拉里：《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唐德刚和李宗仁：《李宗仁回
忆录》。
③ 吴应銧：《近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使它们有可能为其他的指挥官完整无损地继承；它们并不因“私人的忠诚”
而不可解脱地对单一的个人承担义务。实际上，当受到个人的政治利益驱使
时，一个指挥官的最亲密的支持者们可能抛弃他。尽管如此，“私人军队”
这一用语由于两个紧密相关的理由仍然是十分合适的。第一，是指挥官本人
而不是他的上级的决断决定他的军队如何使用。忠于职守地将其部队带往上
司命令去的地方的大部队指挥官，通常不是一个军阀；个人决定他的部队去
和不去哪里的大部队指挥官则是一个军阀。界线不总是明显的，但区别还是
实际存在的。因此，由其指挥官独立使用，由他个人随意支配，甚至用于反
对他的上级的军队，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成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第二，一个指挥官当他和他的一些主要军官之间的感情、忠诚或义务的
私人关系与他们的组织关系部分地一致时，他更可能具有那种独立的权力。
权力和服从、纪律和忠顺的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中国军队中都存在，就军事组
织来说被认为是正常的。实际上，在中华民国早期，军队可能是分裂最少的
组织。但是，面临和其他军阀冲突的普遍威胁，在脆弱的政权机构和他们自
身行动的可疑合法性的情况下，军阀们都谋求依靠中国传统长期推崇的这类
私人关系以增强他们对他们的军队的权力。这类私人关系包括师生间终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