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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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滇军的老战士，是1913年夏孙逸仙反袁的同志。云南的军事首脑唐继
尧，同这个政治观点上根本不同的集团有共同的学历和晚清时在滇军的共同
经历。他参加了起义。
这些事情，梁启超的著作和若干年后纪念蔡锷的、近似崇拜的文字介绍，
已为世人所熟知。当时这两个人的重要性是不可争辩的，但是把1915年秋梁
氏的天津寓所描绘为云南运动的唯一发源地却是失真的。云南的军官自9月
以来就在当地秘密讨论抵制帝制的问题。蔡锷12月返回云南所起的激励作
用，是由该省一部分军事领导人的革命倾向性决定的。他的威仪有助于说服
动摇分子，加速作出向袁的部队发起攻击的决定。①即使蔡不返回，某种形式
的运动也会在云南爆发。
运动以该省省会里的一座寺庙命名，军队也因而称为护国军。他们于
1915年12月24日给袁发出最后通牒，袁未予理睬。次日正式发起讨袁运动。
制订计划的人指望得到贵州、广西两邻省的及早支持。还组织了进入四川、
湖南、广东的几路征讨。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入四川的一路，由蔡锷亲自指挥。
他手下的军官中，有后来同毛泽东一起组建红军的朱德。这支被称为护国运
动第一路军的队伍最初大约有3000人，面对着川军各师和已经出现在四川的
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后来被称为军阀的冯玉祥就是其司令官之一）。当袁看
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时，他命令从华中调遣大批增援部队沿长江而
上。形势对蔡锷的征讨十分不利，即使它得到自己部队的增援也是如此。
然而征讨却继续坚持下去，向全国显示了袁的脆弱性。蔡的军队具有晚
清滇军锻炼出来的集体精神。指挥十分协调、熟练。根据日本的军事情报，
蔡的战术特点是：夜间发起攻击，善于利用地形，对川军进行有效的政治工
作。川军有一个整师叛变到蔡锷这边来，北洋军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重大伤
① 苏顿：《省黩武主义》，第184—191页精选了有关1915年12月发动云南起义的证据。关于对梁启超的
叙述提出的较早异议，见金冲及：《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收入周康燮等编：《近廿年中
国史学论文汇编初编：辛亥革命研究论集第一集（1895—1929年）》，第261—286页。寺广映雄：《云
南护国军起义的主体及运动的性质》，《东洋史研究》，17。3（1958年12月），第27页。
亡。②此外，在省内各地动员“盗匪”部队，受到护国军内的四川代表的鼓励，
也受到向北京争取四川自治的、政治上互无联系的其他四川领袖的鼓励。“盗
匪”护国军发展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反对北洋占领的游击运动。它的发展很
有助于说明蔡锷的成功。
再者，甚至袁世凯自己在四川的某些代表——占领军军官——也不能断
定他们抵抗云南的运动能取得多大成功。不久蔡锷同袁在四川的将领陈宦，
同有才华的北洋将领冯玉祥，都取得了联系。1916年3月双方达成和解。尽
管出现过紧张的时刻，但护国军还是战胜了袁在四川的势力。
3月以后，在国内外的联合压力下，袁的势力迅速瓦解。从外部条件说，
日本政府在起初两个月对帝制运动采取明显的容忍态度之后，对袁的称帝意
图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敌视。正在形成的公开反对的政策，其依据与其说是认
识到帝制可能被用来阻挠日本的野心，还不如说是看出了帝制在中国上层社
会中十分不得人心。1915年10月，日本说服了英国和其他外国列强，就称
帝的危险性向袁提出警告。12月爆发的云南起义，证明这些警告和随后的警
告是有道理的，这更加强了日本的反对态度。接着，1916年3月初，日本内
阁正式通过了一项谋求彻底撤换袁的政策。此项决定的后果之一是大量日本
资金流向袁的反对者。①
广西军事首脑陆荣廷，人们曾经指望他在更早些时候依附革命，终于在
1916年3月中旬采取了行动。前一年夏天表示不同意复辟帝制的冯国璋，在
南京同其他省的军事首脑一起要求袁放弃称帝。3月22日袁宣告他重新回到
总统地位。但在4月更多的省政府宣布同北京决裂，5月其他省政府也跟着
这样做。6月初，当对袁来说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去职的方式问题的时候，
他因尿毒症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当时，国家已经陷入极为惊人的混乱状态之中。当袁的势力显然正在衰
亡之际，反对派既无共同的组织，对袁去世后的制度又无共同的观点。可以
看出有几股势力存在。未被北洋军占领的南方四省——云南、贵州、广西、
广东——暂时形成了一个协调一致的集团，由于军事战役的结果，这个集团
还扩展到四川、湖南。在把滇军的凝聚力转化为共同政治路线方面，取得了
有限的成功，至少在坚持要彻底推翻袁以及恢复1912年约法这点上是成功
的。1912年约法，被袁在1914年用一个批准其独裁统治的文件所取代（见
本书有关章节）。第二股势力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冯国璋为中心，他在1916
年春召集一些省的首脑讨论战略问题。他为自己创造了中间人的地位，一般
地反对袁和独裁统治的中央集权政策，但又拒绝同南方革命党的势力结合在
一起。
在北京，段琪瑞于4月份重新出来任职，担任内阁总理，有效地取代了
袁，成为北洋领袖和独裁时期统一愿望的继承人。但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
的。他实际上只代表第三股势力的核心。当他在1917年试图把湖南置于北京
管理之下时，这一点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发现，他受到的阻挠不仅来自
湖南的领袖们，而且还来自南方各省不容置疑的联盟以及冯国璋在长江沿岸
② 参谋本部：《中国事变的参考资料，第8号》（1916年3月），《袁世凯称帝计划事件〓补充材料：反
袁动乱和国内情况》，第6卷，1。6。1。75，日本外务省，档案，外交资料馆，东京。
① 艾伯特〓A。阿尔特曼和史扶林：《孙逸仙和日本人：1914—1916年》，《现代亚洲研究》，6。4（1972
年10月），第385—400页。
的同盟者。
在袁去世时，另一股在此后具有重要性的势力开始在张作霖统率下，在
东北的满洲各省形成。但张作霖尚未把这一广大地区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上
述几股势力中，没有一股是真正团结一致的。一股股势力都是军事司令官和
地方官员的一个个有如星座的集团，他们在极度混乱的环境里，首先追求的
是自己的生存，这个舞台是为不安定的内战而设置的。军阀时期开始了。
正当袁的好运过去的时候，另一种政治趋势出现了。这种趋势就是复活
民国自由主义阶段的体制。即使在袁坚持执政的时候，在他权力达不到的地
方，省的和地方的议会又重新聚集起来。他死后，1912年的约法和1913年
的议会又复活了。在20世纪10年代末期和20年代初期，这种趋势的重要性
也许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省自治和自治机构的联动作用继续存在，并对早
期的军阀政治有影响，至少是略有影响。但代议制政治在辛亥革命后初年具
有的活力却永远没有恢复。
回顾起来，民国早期两种失败了的政治实验——自由主义政治和独裁统
治——似乎彼此促成了各自的灭亡。袁世凯感到，议会和省自治削弱了民族
国家，他相信，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强大的。他一
有机会就废除这两者及其辅助制度，诸如相互竞争的政党和不受检查的新闻
等等。但是他自己的统治体制并未能激发普遍的热情，虽然开始时得到一些
重要的无党派人士，如梁启超等的支持。甚至其早期的支持者，对北京的独
裁作风也感到失望。袁称帝这一着走错了的棋，为把这种幻灭心理都调动起
来提供了时机。独裁统治跟着帝制一起垮台了。但是在自由主义的舆论重新
出现并取得制度上的优势之前，分散的军事霸权主义插进来了。民国早期的
两种实验形式，终于主要作为政治上的反面教材而为人们追忆。
第5章 立宪共和国：北京政府1916——1928年
1916年6月袁世凯之死预告了军阀时代的到来，然而在随后黩武主义的
整整十几年中，北京政府仍然是全国统治权力和希望统一的象征，在既无王
朝又无支配人物或执政党的情况下，北京政府仍代表国家的概念。尤其是，
广泛传播的宪政信念在支撑着它，这一信念已在世纪更迭之时，随民族主义
的兴起而在中国爱国者中滋长。①
当中国新训练和装备的海军，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覆
灭时，许多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认识到，主要是技术和军事性质的“自强”
还不足以救中国。他们还被这样的巧合所打动：世界上所有最强大的国家，
包括日本，大都在近代通过了宪法。此外，国外新的政治科学的专家断言，
起草得当的宪法无论在何处都是稳定、有效的政府的关键。似乎已经很清楚，
只有宪法才能使中国强大。
尽管对中国宪法应采取的形式莫衷一是，但大多数中国政治思想家在两
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第一，虽然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的利益基本一致，但中
国仍是软弱的。这是由于人民的被动性；这一点，通过诸如学会、选举及立
法机关一类的参与制度允许人民直接关心政治，能够予以克服。正如改革者
康有为1898年所写：“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人
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①
第二，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动乱根源，在于权力关系的定义含糊不清，
导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大臣之间的冲突和地方长官专横的行为，这一切只
能由人民起义来制止。但在立宪制度下，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在1900年指
出的：“君位之承袭，主权之所属，皆有一定……大臣之进退，一由议院赞
助之多寡，君主察民心之所向，然后授之……民间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诉于
议院……故立宪政体者，永绝乱萌之政体也。”②
包括康、梁在内的保皇党人相信，在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之前，应有一
个训导阶段。按照这一受中国政治思想的治国传统影响的概念，政治家在逐
步引入大众参与制度时，应教育与制裁并用，以维护公共秩序。另一方面，
由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争辩说：中国的未来如同修建铁路，“中国而修铁路
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机车〔君主立宪〕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机车〔共和
国〕乎？”③清廷曾为康、梁的头颅而悬赏，但后来又接受了他们的论点，于
1906年下令准备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宪法颁布之前，共和派就通过革命获得
了胜利。
在某些方面，1906年的诏书比辛亥革命更明确。共和国的概念在1911
年后受到了至少三次君主主义者的挑战：袁世凯称帝的冒险活动，1917年张
勋帮助宣统皇帝复辟，以及30年代在满洲国复活的“王道”。但自1906年
以来，甚至在1949年之后，对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宪法的必要性，从未产生过
任何重大的疑问。的确，自晚清以来，人们认为宪法不仅对国家是必要的，
① 本章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的内容。
①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重印，载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2，第236页。
② 梁启超：《立宪法议》，载《饮冰室文集》，第5卷，第2册，第3—4页。
③ 迈克尔〓加斯特：《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诞生》所引，第138页。
而且对每个政党、商会和利益集团的联盟也是必要的。
一些省一级的政府也通过了宪法，这一趋向最重要的例子，是20年代初
的所谓“联省自治运动”。湖南、四川、广东及其他一些南方省份的这一运
动的领导人争辩说，如果各省能使自己摆脱军阀混战以寻求稳定和自身的发
展，整个国家就将更强大。但在涉及以什么方式达到这一目的时，“关于中
央政府及各省当局各自的权限及各省政权的结构的讨论就没完没了，纷纷引
证1815年的日耳曼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评
论中国这时颁布或起草的各省的各种宪法，但都是出于技术和法律的观点，
而不是基于中国的现实”。①有几个省草拟了宪法，其中之一（湖南）还在短
期内实行过。但联省运动未将中国从军阀主义中挽救出来。相反，一些军阀
为实行其否定中央政权的策略，兴高采烈地颁布了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