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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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
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
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
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
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
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
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
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
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
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
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
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
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
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
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
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
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
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
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
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
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
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
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
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
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
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
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
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
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
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
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①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
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
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
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
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
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
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
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
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
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
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
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
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
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
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
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
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
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
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
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
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
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
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
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
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
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
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
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
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
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
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
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
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
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
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
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
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
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
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
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
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
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
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
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
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
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
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
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
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
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
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
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
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
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
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
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
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
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
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
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
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
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
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
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
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
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
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
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
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
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
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
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
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
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
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