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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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一个边缘地区。西南中国曾经是灌溉的稻米文化让位于亚热带山地部
落刀耕火种农业的边缘地区。还可以确定其他这样的地区，例如，东北通古
斯诸部中的渔猎和农业的半游牧混合经济的边境。但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中，
西北的草原边境曾经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因为畜牧生活产生了能入侵和统治
中国北部的骑兵。对比之下，西南沿海出现了中国人迁向海外的情况，但在
19世纪30年代之前没有外国入侵。
面海的中国是沿东南沿海的边缘区域。山东北部黄河多沼泽的港湾和南
面黄河或淮河的这种港湾，阻碍了沿海定居和海上航行。中国北部总的来说，
缺乏可以形成浙江…福建沿海港口的那种沿海的山脉和河流。它还缺乏诸如
茶、丝和陶器那样的出口品。到了19世纪，上海…宁波和南满之间有了广泛
的沿海贸易。但是山东和辽东在国际贸易中并不显得重要。根据这个标准，
我们在这里关心的主要区域是从长江三角洲延伸到海南岛的这部分。但是它
包括了近海的澎湖列岛和台湾岛，以及外缘的琉球群岛和吕宋岛。①
在某些风格和传统问题方面，这些边缘区或边境区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
官僚政治的腹地形成了对比。腹地集体凝集力的鲜明而持久不衰的特性必须
加以认识，然后我们才能继续进行对次要传统的探讨。这一多数人的秩序是
早期中国人天才的伟大成就，它比东亚的任何其他生活方式都建立得更加严
密。它的特征是，帝国的君主政体是它“构成秩序的道德中心”，②儒家的三
纲（忠君、孝父、敬夫）是它关于社会秩序的教导。这个社会的基石是它的
扩大了的家族制度。豪门大族的寡头政治权力，在晚唐和宋初才被统治阶级
通过考试制度选拔人才的政府权力所代替。③从此以后，受过经典著作教导的
官员是皇帝的地方代理人，而有地和有功名的绅士家庭则是地方精英的支
柱。
近代的研究工作当然戳穿了以德治天下和合乎规范的和谐这种儒家表
象。这些研究揭露了这样一个旧秩序：大批平民在其中常常被自然灾害和地
方混乱——周期性的饥荒、盗匪抢劫、村与村的不和、农村的长期苦难、家
① 在施坚雅的《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中，九个大区“在基本上是农业区域体系中”（第253页）专
门从事“定居的农业”（第212页）。海外贸易迄今在他的城市研究中处于非主要的位置。见施坚雅编：
《晚期中华帝国的城市》。
① 由小约翰〓E。威尔斯划定，见他的《从王直到施琅的面海的中国：边缘史的几个主题》，第203—238页，
载史敬思、小J。E。威尔斯合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割据和延续》。见第206页。
② 所引的短语出自张灏之文，载《亚洲研究杂志》，39。2（1980年2月），第260页。
③ 戴维〓G。约翰逊：《中世纪的中国寡头政治》，第149—152页。柯睿格估计1046年的文职人员为12700
人，见他的《宋初的文职官员，960—1067年》，第55页。
庭中的专横、地主贪得无厌的剥削、官员的贪污——所摧残。①但是，这些现
实的悲惨情景，反而突出了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宣传的持久性，
如果不是突出它的成绩的话。
由于古老中国规范的理想对现有论述中国的中外著作起了极其重大的作
用（例如见第10卷，即《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章），让我们在这里只
去注意这些理想在支撑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传统及其统治阶级方面
的相对效能。
中国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从远古时代沿袭下来的。武士…统治者和
在行政中协助他们的记事的书吏（文人）的作用，在商代中国社会开始时已
明显地表现出来。②上层阶级的优秀人物和老百姓中的普通人出现在周代的典
籍中。天子君临天下的权力和他的官僚的施政，在汉代已经牢固地确立了。③
统治阶级的大厦逐步被建立起来，这个大厦是以儒家准则的哲学前提为基
础，并被科举制度规定的许多做法所支撑。明清两代有功名的绅士阶级终于
出现，这是中国社会史上最为人所知的事，这个阶级被灌输了忠君思想，并
且受到了支撑社会…政治秩序的训练。④大部分的记载（几乎全部用统治阶级
观点写成），说明了不到总人口5％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全面地统治中国
社会中军事、商业和其他所有集团的。
每个思想正常的中国人都力图维护的这种秩序包括妇女听从男人，年轻
的听从年长的，个人听从家庭，农民和士兵听从有功名的学者，整个社会听
从帝国的官僚集团。这种统治因为有很大的灵活性而更加持久，灵活性表现
在允许农民买地，让所有男人竞相参加考试，承认母亲和岳母不能撇开不管，
容许商人捐纳而进入有功名者的阶级。总之，统治阶级懂得如何通过吸收中
国社会的有才之士而使自己永久存在下去。地主、商人、工匠、僧侣几乎没
有独立于官吏阶级的力量，这部分地当然是因为地主、商人和官吏的作用一
般都体现在主要世家子弟身上。家庭主义事实上在农村一级和在统治阶级内
部把社会结合在一起，同时它又提供了两者之间流动的渠道。①旧中国不但是
农业…官僚政治的，而且是家庭主义和扎根于土地的。它与亚洲内陆和靠航海
为生的边境地带那种人烟稀少和物资流动性较大的情况形成对比。
像这样一些一成不变的现象，反映了帝国儒家在奠定社会秩序的准则以
使人民社会化并用它来灌输人民这两方面的长期实践。中国人生活的多样化
程度现在看来远比编年史撰写者所说明的程度要大。地理环境、地方习俗、
建筑风格、方言、货币制度、作物收成、工艺、交通和技术的巨大差异刚刚
开始在探索。可是，普遍接受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门第结构、单薄的统治
① 例如见史敬思在他的《王氏之死》第39—48页叙述的残忍的细节。
② 到公元前2000年，城市已在中国的几个区域（特别是河南、山东、江苏和湖北）中发展起来，它们是与
“由高度阶层化社会造成的社会生活、冶金术、文字和优美的艺术风格”一起出现的。张光直：《古代中
国考古学》，第217页。
③ “脑力劳动成了高于他人的地位的象征……孟子认为那些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是君子，以区别于小人。这个
观念……许多世纪以来已在中国社会被广泛地接受了。”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第64页。
④ 关于清代科举考试的生动的叙述，见宫崎市定的《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华帝国的文官考试》（康拉德〓希
洛考尔英译）；又何炳棣：《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
① 见莫里斯〓弗里曼：《莫里斯〓弗里曼中国社会研究论文集》，例如，“门第越富有越强大，越可能分
化为富和贫、强和弱”，第339页。
阶层、经典文献、官话，以及包括至高无上的皇帝在内的关于社会地位的儒
家等级制度，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长期团结。显然，我们在
这里见到的是，教导和行政战胜了地方在政治上的独立，也许我们应该称这
种现象为普遍和局部的共生，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共生。总之，在正统著
作和皇帝言论中奉为神明的这一中央大传统，已经懂得如何与分散在村落和
边境的诸小传统共处，并高踞于它们之上。
现在让我们试着确定面海的中国的特性并探究其成长。首先，它因有海
洋独有的特征而与所有其他地区不同。例如海面下鱼的收获和海面上的航
道，在古代不像陆地上的收成和道路那样有严格的地点限制和那样易于控
制。同时，在克服摩擦力和移动运载工具时，在水面上利用风力比在陆地上
利用人力或畜力所用的能量要少得多。因此，按磅来计算，一条船比起一辆
大车，使用起来更加便宜，而且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可以运输在陆地
需要一个大商队才能运输的货物。对贸易的事业来说，海洋提供的经济收益
高于陆上贸易。这个原理在中国人大力发展横越陆地的河道和运河运输时，
当然被认识到了。
但同时，海洋的天气比陆地的天气更加危险；在陆地上，公路或驿道的
设施、客栈或商队客店要可靠得多，并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最主要的是，陆
路（及陆上的河道）可以由派驻军队和税吏的庞大行政机关控制，而海路在
近期以前，只能根据海洋沿岸地形容许的程度进行控制。总而言之，海洋甚
至能使小规模的企业和进取的行动有收益，而大陆则方便官僚的政府。官僚
政府只能靠发展海军力量，才能在控制陆地之外再去控制海洋，而海军要有
战斗力，就需要在设备和技术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投资。
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邻近没有敌对的海军强国，促使早期的中国忽视
海洋而让私人团体去利用它。中国沿海和通向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在私人手中
发展起来。不像亚洲内陆大草原（那里强大的蒙古人招致了中国人的几次讨
伐），中国的海岸很少需要那种国力的延伸。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是中国北部的一个被陆地封闭的
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学革命已引人注
目地被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质工具的新石器诸文化的发
掘表明，它们不但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存在于东南中国沿海，是“平行的
地区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坌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
前3000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①这表明新石器时
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由于所有实用的目的，面海的
中国与大陆的中国一样古老。②
毫无疑问，广州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出现了那种口岸之间的行
业，布劳德尔将其特点描述为沿着地中海海岸“飘泊”。③但是在地中海，以
及波罗的海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浅海海域，敌对的城市和国家能够“通过
贸易、海盗行为、抢劫、为了强行取得较好的贸易条件而进行的袭击，以及
① 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83页；又见第85—91页，《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② 晚至1980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面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
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11卷的前言）。
③ 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104页。
殖民等活动，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获益”，④而在中国，记载最详细的可以相
比的情况，是元末时期长江下游敌对王国之间的水军关系——这很难算得上
是一种真正的类似情况。⑤
同时，与其他贸易中心的距离首先限制了面海中国的长距离航海。中国
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跨海到九州或吕宋大致有500英里危险的路程，到暹罗
的距离还要长一倍多，与越南的联系陆路优于海路。在商、周历史的最初两
千年，甚至到公元前221年秦大一统以后和前汉帝国建立这段时期，在可以
到达的距离范围内没有较大的社会，由于这个事实，航海更失去了任何战略
的紧迫性。它依然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个次要部分。汉武帝的军队主要关心
亚洲内陆的匈奴。汉代的海上远航队被派至越南北部、南中国沿海和北朝鲜，
但是这支发展不充分的水上力量与陆上派往长城外的汉代远征军相比，仍是
一个次要部分。①
中国早期对南亚的贸易，是由阿拉伯人经手发展起来的。7至9世纪从
西亚来到中国的商人和水手，以波斯语作为交往和交易时的混合语；四个世
纪以后的马可波罗时期，情况依然如此，波斯湾的设拉夫是主要的西方商业
中心，即后来的霍尔木兹。巨大的“波斯船”给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
当时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船。最大的船来自锡兰。船长200英尺，能载600
或700人。②
中国后来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一件长期存在的怪事
（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15世纪初已具有向海外扩张的能力，而它又
没有这样去扩张。③
这件怪事注意的人甚多，而研究的人则很少，它始于中国人的航海技术
优于中世纪欧洲人的技术之时，中国的船只很早起就是平底，没有龙骨，有
容易形成密封舱的横断的舱壁（像剖开的竹子的断面）。早在汉代，它们还
发展了一种平衡的船尾柱方向舵，而西方在中国使用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