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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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931年后面临日本即将入侵，蒋介石军队需要现代化。
1931和1932年令人忧虑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严重地影响了上海的债券市
场。例如，财政部发行的以关税作担保的债券下跌，从1931年1月的62。90
元跌到12月的26。60元。预定在1932年1月偿还的内债约2亿元，是1931
—1932财政年度预期收入的1/3，而大多数内债应在五年内偿还。由于不可
能再借钱和面临拖欠的前景，银行和债券持有者被迫同意对内债实行整理，
所有债券一概改为年息六厘计算，延长还本年限约为以前的一倍。从1933
年开始，由于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赤字的压力又出现了。如表20所示，由于
军费增加，从1933财政年到1935财政年，借款总数每年上升。1936年2月，
进行第二次内债大整理，发行统一公债14。6亿元。以之取代33种期限和利
息不同的旧债，有五期用关税担保，年息6％，到期年限为12、15、18、21
和24年。此外又发行新债3。4亿元，到1936年底，内债发行总数接近20
亿元。
发行如此大量的内债及其处理方法，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和上海银行界之
间有趣的共生关系，其中包括四大官方银行（农民银行设立于1933年）。很
大一部分债券被银行吸收。例如，1936年2月，它们拥有未付债券总额的2/3。
除了少数例外，至少在1932年以前南京政府的做法是，把债券寄存在银行作
为担保，预支相当于票面价值50—60％的现金。当债券公开发行并已有确定
的市价后，银行用原来预付款项和市价之间的差额向政府购买这些债券。虽
则大多数债券的发行价可能是98，市场上的最高牌价却从未超过80，有时跌
到30或40。一种有根据的估计是，在1927至1934年间，发行债券12亿元，
交给南京政府的现金大概相当于票面价值的60—75％。①因此，名义上的利
息是8。4—9。6％，财政部的实际负担则是12—16％，如果利息和本金如期偿
付，债券持有者一年可能赚到20—30％的利息。在1932年的整理后，内债
的负担有所改进。到1932年底，内债的平均收益率是15—24％，1933年跌
到16。8％，1936年跌到11。6％。②债券也被银行买去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这在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发展很快。公众对上海市场上政府债券的需求，
主要是为了投机而不是为了投资。由于公债的还本付息费用不断增长迫使政
府在1932年和1936年实行内债整理，通过降低利息和延长清偿期而对市场
有所震动。直到战时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抵销了国内公债——民国时期唯一真
正的“累进税”——向政府提供的这种信贷，一直对贷方大为有利。
求助于这种代价高昂的信贷，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主要的债权人，
控制现代银行系统的四家政府银行，是在政府个别要人的影响之下，他们既
利用这些机构搞政治阴谋，又利用它们在经济的私营部分谋取个人利益。在
30年代，人们广泛相信，中央银行是孔祥熙的，交通银行是CC系的，中国
银行是宋子文的，农民银行是中国军队的最高领导的。不过，个人的贪污是
不容易证明的。无论如何，比起把可以用于工业或商业投资的珍贵的资金用
①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509—510页。1927—1947年期间财政部的财政顾问扬格，强烈反
对50—60％的较低估计，后者出现在伦纳德〓G。廷的《中国的现代银行与政府财政和工业》中，《南开社
会与经济季刊》，8。3（1935年10月），第591页，以及别的地方，源自朱偰：《中国财政问题》，第231—232
页。② 扬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98—99页。
于现政府的军费开支或公债市场的投机来，贪污在经济后果上也许不那么重
要。
20世纪的中国银行系统可悲地未能起到为整个经济的发展建立信用的
作用。第一，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不发达。虽然从1928至1937年有128家新
银行开业，在1937年中国有164家现代银行和1597家支行，但它们大都集
中在沿海各省的主要城市（在1936年，仅上海就有58家总行和130家支行）。
在内地的农业地区，现代银行业机构极少，并从来不曾去适应农民经济的信
贷需要。在20年代和30年代发展起来的合作社，本来可以作为银行系统和
农民之间的中介人，但它们在数量上无足轻重，并倾向于把它们的大部分信
贷给予那些较富裕的农民，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别的地方以相当低的
利息借到钱。幸存下来并在30年代兴旺过一阵的钱庄，倾向于只向当地商业
提供资金。至于条约口岸的外国银行，它们有充足的资金供应，包括富有的
中国人的大笔存款，它们主要的业务是为外贸提供短期资金和外汇投机。
但除了这些考虑之外，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中确曾有过发展的中国现代
银行系统，被歪曲成为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主要的现代
银行的资本和储备，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加到1935年的4。47亿元。同
一时期的存款从11。23亿元增加到37。79亿元。增额中有许多是来自“四大”
政府银行的增长。1928年，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有资
本和储备6400万元，或总数的34％；到1935年，数字是1。83亿元，或总
数的41％。四家银行的存款总额5。54亿元，或占1928年存款总额的49％；
到1935年它们是21。06亿元，或总额的56％。到1935年底，政府掌握1。46
亿元，或10家银行（包括四家政府银行）资本的4/5。这是总资本的49％和
全部现代银行总资产的61％。其他最主要的私人银行都在“四大”银行的控
制或影响之下，许多互相关连的董事会把主要的地区银行集团、政府银行、
钱庄组织，以及它们所投资的保险业、商业、和工业企业拴在一起。省银行
中最大的广东省银行，拥有全省和地方银行总资产的40％，与中国银行有密
切的关系。政府与私人银行之间的合作，便于满足财政部借钱的需要，但也
把资金从私营生产和商业转移走了。此外，建于1928年的中央银行在货币供
应和信贷方面也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它基本上是一种为政府的债
务提供短期资金的工具。①
总之，这是由四家政府银行统治的一个集中化的银行结构，它所代表的
银行资产的集中同以“经济控制”为特点的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思想的总目标
相一致。不过，这种控制所指向的目标，主要地不是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
30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
这是头等大事。尽管许多中央和省级政府机关忙于制定计划，但没有剩下多
少发展经费。
即使根据公开出版的1928—1937年的资料（它不可能泄露政府军事费用
①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121—196页；宫下忠雄：《论中国银行系统》，
第103—221页；德永清行：《论中国的中央银行》，第235—350页；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
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131—185页。到1934年底只有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是政府完全控制的。
南京拥有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份的20％，在任命关键人员时具有某种影响；但这两家银行表现出相当
大的独立性，有时侯还反对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1935年3月，在一次由财政部长孔祥熙执行的经周密
计划的突然行动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被“收归国有”。
的总数），年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军事拨款、公债和赔款的还
本付息加起来——大多数借款出于军队的需要——占每年总支出的67—85
％。“政府”开支中一个过大的部分，是征税的费用——例如，1930—1931
年占1。2亿元中的6000万元，1931—1932年占1。22亿元中的6600万元。
公共工程的拨款很少，福利开支几乎不存在。
虽然政府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但上述的收支模式倾
向于对经济发展和国民党政府的稳定都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在30年代，军费
开支可能从未超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当然是真的——1933年是国
内生产总值的1。2％。逼近的日本威胁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此外，军事支出
可能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经济副产品：道路修建起来，农民士兵学会开动与维
修简单的机器，某些工业得到发展（例如化学与军需工业），等等。因此，
“过于庞大的军队”这个用语也许部分地反映了新闻界对国民政府从其他方
面来看完全应得的恶评。但是从实际效用而不是从潜在财政资源来看，这样
说也是对的，即本可用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
政府抽出来作为军费花掉了，而结果既未平息国内的混乱也未挡住日本人的
侵略。由于普遍实行递减的间接税，内债的还本付息有将真正的购买力从低
收入阶层转移到少数富有的投机者之势。由于内债收入主要用于军事目的和
旧债的还本付息，而债券持有者阶级喜欢的是投机而不是生产投资，内债并
不导致目的在于增加商品产量的公家与私人的支出，以补偿递减的国税结构
加给中国全体居民的负担。此外，对私营工业的企业家来说，信贷总是短缺
的。30年代的情况是，银行付定期存款8—9％的利息，用这些定期存款购买
政府债券，致使银行贷款的利息必然高到不可能向私营工商业和农业提供大
量资金。
在战前的最后两年，已经出现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势头，部份
表21 纸币发行与物价指数1937—1948年
已公开发行的纸币＋物价指数≠
年份*（百万元）（1937年1—6月=100）
19372060100
19382740176
19394770323
19408440724
1941158101980
1942351006620
19437540022800
194418950075500
19451031900249100
19463726100627210
19473318850010340000
1948374762200287700000
*在每个日历年的年底，除去1948年，该年的数据分别为6月和7月的。
＋1937—1944年：杨格：《中国与援助之手，1937—1945年》，第435
—436页。1946—1948年：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
1950年》，第374页。
≠在每年年底，除去1937年（1月—6月的平均数）和1948年（7月）。
1937—1945年：中国未被占领地区主要城市平均零售价格指数（扬格：《中
国与援助之手》，第435—436页）；1946—1947年：全中国；1948年：上
海（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72—373页。）
地归因于1935年的币制改革之后，货币供应能够容易地增加。不过，与始于
1937年战争爆发终于1948—1949年国民党政府货币体系彻底崩溃的通货膨
胀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中国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无限地发
行钞票来弥补继续不断的财政赤字。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日本人在战争的第
一年中占领了中国最富饶的省份，也不能否认发行钞票支持了八年抗战和三
年内战。但同样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面对危险而没有做出对制止通货膨胀
有意义的事，在1937—1949年令人惊奇地继续执行一种经济政策，它在1937
年以前就已经是有缺陷的了。①表21列出1937至1948年纸币发行的增长和
飞涨的物价指数。直到1940年为止，通货膨胀仍然是缓和的，并且大都限于
较为敏感的城市经济部分。但该年的欠收、1941年全年粮食生产的继续下降
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1940至1946年，中国
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物价在短时间内
猛跌，但从1945年11月到12月，物价指数开始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在1948
年8月当新的金圆券发行时，有一个暂时的停顿，然后趋于暴涨。
在战争时期，政府的实际收入和支出都猛烈下降，不过，收入比支出的
下降要大得多。战前最大的税收来源关税，在日本人迅速占领中国沿海省份
后便失去了。随着国民党控制的领土的收缩，货物税和其他税收的收入自然
也跟着下降。在支出方面，偿付内债本息的实际费用由于通货膨胀而急剧减
少，而由关税和盐税担保的外债到1939年初暂停支付。军事开支跟1937年
以前一样，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从1940年起，蒋介石一方面准备长期
抗日，一方面准备战后跟共产党算总帐而大规模扩军。战争结束时国民党军
队有500万人，消耗掉政府战时支出的70—80％，装备和管理都不好，由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