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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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
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④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
容共到清党》，第699和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
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⑤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
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
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
告。
在省内对所有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对党务进行整顿。①湖南的一批共产党领
导人计划在5月31日反击，并开始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农民自卫队。
不论在武汉还是莫斯科，试图引导革命的人都就如何应付危机的问题展
开争论。5月24日，可能对形势的严重性仍不清楚的罗易，就与国民党的关
系为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一份决议，它宣布在革命的现阶段，共产党与国民党
的合作仍是必要的。然后他试图定出这种合作的条件：发展民主力量；坚持
与国民党的反动分子斗争，目的是孤立他们，然后把他们排除出党；与群众
密切联系的左派夺取领导权；捍卫无产者和农民的利益。②这个决议，连同在
合作基础上的温和的许多细则，被搁置了起来。被共产国际的主要政策——
继续参加另一党，并与其合作的政策——所钳制的共产党政治局在5月26
日决定，土地问题必须先经历一个宣传阶段；眼下要对士兵们进行宣传，并
在村和县组织自治团体。①这个顺应形势的决议不过是重申了党的立场。更具
体的是，同一天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农民协会（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名
义发给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各工会的电报通知它们，政府已成立一个委员会，
委员会正在解决长沙事件；它还指示它们要忍耐，避免进一步摩擦。②
在远方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八次全会（5月18—30
日），会上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就斯大林和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对他
们进行猛烈攻击，特别攻击他们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武汉派，他们限制中国农
民，拒绝立刻成立苏维埃。③中国委员会正在辩论中国土地革命的时机是否已
经来临。5月27日，斯大林参加了讨论，出示了鲍罗廷的来电，内容是国民
党决定为反对土地革命而战斗，甚至与共产国际决裂也在所不惜。根据在会
上反对斯大林的艾伯特〓特雷恩特后来的报道，斯大林问，共产党应该战斗，
还是搞策略？斯大林坚决认为，战斗意味着必败；搞策略意味着赢得时间，
变得更强大，到以后在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再进行战斗。他提出向鲍罗廷
发出指示，命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属于国民党党员或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④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最后决议号召建立一支真正革命的军队，“但是中国共产
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与左派国民党联合”。①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已经在长沙附近的几个县动员一支强大的农民
自卫队，准备对长沙及其附近的城镇发起总攻。正好在预定的5月31日之前，
李维汉命令停止，这可能是对汉口的指示的反应。②命令没有下达到已开始向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①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月28日的《人民论坛》。
③ 《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④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年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
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
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的关于中国问
题的争论。
② 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和布兰特、许华
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毛
长沙进军的浏阳分队。他们的进攻在5月31日下午被粉碎，另一支试图夺取
湘潭的分队被全部歼灭。③
在这次灾难后的一天，斯大林指示其部下的著名电报到达这个革命的首
都。④斯大林号召由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也号召与“过头的行为”
斗争，这些行动都不要军队的帮助，而是要通过农会来进行。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中动摇和妥协的领导人应被农民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代替。必须停止依
靠不可靠的将领，应通过动员湖南、湖北两万名共产党员和约5万名革命工
农来建立几支新军。必须组织一个以一名非共产党员的著名国民党领袖为首
的革命法庭，惩办那些与蒋介石保持联系和纵容士兵压迫人民的军官。斯大
林告诫说：“劝说是不够的，应该行动了。流氓必须受到惩办。”
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共产党又处于混乱状态，
这类命令有如陈独秀后来所描述的，是“在厕所中洗澡”。所有中央委员会
委员都知道这类命令不可能执行。据张国焘回忆，见到电报的人“哭笑不得”。
因此，党的政治局复电说原则上接受指示，但明确表示这些指示不能立刻执
行。①（罗易轻率地向汪精卫出示斯大林电报之事在下面讨论。）
显然，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全力做到的就是6月4日和5日在武汉组织群
众示威行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在几个省杀人和惩办许克祥及其同
伙。请求者承认土地运动由于一些幼稚的行动而受到损害，但又争辩说，这
些行动在革命的初期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与许克祥及其同伙勾结蒋介石所犯
下的暴行根本不能相比；他们的行动破坏了北伐的事业，危及整个革命行动。
②一贯喋喋不休的罗易准备了一封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
公开信，信中要求发兵镇压长沙的反革命分子，解散长沙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
命令负责。
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
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的部
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
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月30日电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
“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
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
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④ 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
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
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
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
供了6月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他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
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细叙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当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
示。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请愿书是武汉举行的湖北省
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是共同
起草的。）
由国民政府颁发一项保证湖南工农组织和共产党完全自由的法令。它要求下
令归还从工农队伍没收的武器，要求武装农民，作为防备突然爆发的反革命
行动的保障。罗易还写了向农民呼吁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通过夺
取土地，继续与大地主、绅士和反革命军阀进行斗争。但是小地主和在前线
作战的军官的土地不应侵犯。农民不应把士兵视为敌人，而应与他们建立紧
密的联系，进而把大批士兵吸收进农会。罗易的这些话，力劝湖南农民要求
长沙的反革命集团投降，组织一次武装起义把它打倒，“帮助国民政府恢复
在湖南的权力！支持国民党反对反革命军阀！”①
这个问题不是靠言语而是要靠士兵去解决。许克祥从一开始就与何键将
军和唐生智将军通过电报进行联系，他可能是他们的代理人。在调查委员会
返回后，唐生智指派第36军副军长周斓作为他的特派员前往长沙，国民党中
央委员会委任他为特别代表。周将军受命指挥湖南所有部队和加强纪律。双
方应停止冲突。省党部、省政府和工农组织将按照中央的命令重新组成。周
斓到长沙后，中央收到一封6月7日由张翼鹏、四名教育官员以及41名包括
许克祥在内的将领和政治军官签署的电报，表示感谢周副军长转达的指示，
为他们5月21日的行为辩解，保证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一切命令。②
虽然语气是服从的，但是那份令人生畏的别有用心地签名的名单，只能
意味着表示他们团结一致。周斓在6月9日的一次市民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
会上他被敦促参加清党运动。事实上他发现长沙的反共情绪是如此之强烈，
以致他感到不能贯彻他的不偏不倚的命令。他打电报给中央，说农民协会反
对中央，要求派部队消灭它们。①
湖南农民运动的面铺得太广，共产党领导人又太少和分散，以致不能迅
速控制混乱。几份送到中央的报告详细叙述了归咎于农民运动的冲突，其中
包括夺取萍乡…株州铁路和包围萍乡的煤矿，使煤炭不能外运，粮食不能运给
矿工。②6月13日在政治会议对湖南问题的讨论中，汪精卫报告说，在此以
前的一次军事委员会上，毛泽东曾经承认农民协会破坏了士兵的家，但是他
归罪于湖南强大的秘密会社哥老会的成员，他说这些人已经渗入协会。汪精
卫引了毛泽东的话：“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而是以杀人
放火为业。”关于长沙的马日（5月21日）事变，毛泽东坚持，军队攻打了
协会，协会不过是试图自卫，而不是想夺士兵的步枪。取得毛泽东和吴玉章
的同意后，政治会议于是决定派不久前从河南战场回来的唐生智去恢复湖南
的秩序，但他在执行时不得使用武力。③
在到达他的根据地并对局势进行审度以后，唐生智在6月26日打电报指
出，应把两名已在领导许克祥的清党运动的人开除出国民党，对许克祥本人
应予记过。但是许克祥不准备受唐的侮辱，他率领他的部队到湖南南部，在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月3、4日。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了6月13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的讨论。
② 同上书，第343—344页，引了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会议上报告了。
③ 同上书，第348页，和《从容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