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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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在南京成立一个对立的中央机关和独立
的国民党政府，从而扩大了他们与武汉的裂缝。他们在南京集合，表面上等
待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以便举行一次应由汪精卫安排的全体会议。
当汪精卫等人没有到来时，9名自封的中央政治会议的成员增选了另外9人；
这个集团在4月17日决定第二天在南京成立中央政府。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中，只有5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36人，候补委员
24人。8人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而该委员会有委员12人，候补委员8
人。余下的5人是将军。③如果以在武汉活动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人数来衡
量，武汉集团更有合法性，可是南京集团有几名很有声望的人，著名的有胡
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和邓泽如。在此时由胡汉民主持的
政府的正式成立仪式以后，它发表了一个语气既是革命的又是反共的宣言，
因为现在重要的是使已在进行的“清党运动”合法化。在政治会议讨论了中
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的把共产党党员清除出国民党的4月2日决议以后，新政
府向总司令和其他军官及官员发出了一道相应命令，指名道姓地说鲍罗廷、
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和林祖涵特别坏，又向各地共产党领导人发
出警告，并附了一份准备逮捕的197人的名单。就我们所知，名单中的人并
不全是共产党员；可能中央监察委员在拟定这份名单时主要是出于怀疑。①
以后几个星期主要用于成立中央和各地清党委员会，以监督上海…南京集团影
响所及之处的国民党的清洗。政府本身并没什么基础，它的地点也很不安全。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568—56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29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第601—602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6页。
② 美国国务院893。00/8802，电报，罗赫德，4月17日；罗赫德报道的情报中称“被共产党人肆意杀戮”。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632页；17日会议的记录载《革命文献》，22，第4211—4216页。
① 一份不完整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6，第2826—2827页；更正的名单载《革命文献》，17，第3091—3092
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35—637页。
4月17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消其一切职务。
武汉国民党政府发出一道详列他12大罪状的命令，中国共产党在4月20日
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声明说明了新的反动浪潮的阶级基础，声称无产者现
在不必再受不与封建…资产阶级分子直接斗争的限制。②这类口头攻击几乎不
能触动实际的权力结构。
② 《中华通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华年鉴，1928年》，第1367—1370
页。
武汉政权日益严重的问题
武汉争取生存的斗争
武汉领导集团这时面临重重困难。北面是张作霖的强大军事力量；东面
和南面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像要支持蒋介石；西面是显然与蒋联合的四川将
领。在武汉看来，军事前景中一小块有希望的地方是在西北，冯玉祥在那里
率领重振旗鼓的军队，准备沿陇海铁路而下，进入河南；他的军队正以俄国
武器重新装备，并且有一批有经验的南方政治军官在他的部队中工作。帝国
主义者表现得咄咄逼人。需要国际承认的伦敦阿尔科斯袭击和中国对苏联机
构的突然搜查，引起了种种恐惧，担心会发生反对俄国支持革命运动的联合
行动。存在外国报复的威胁的南京事件仍有待于解决，而上海的外国势力现
在已有实力进行报复了。把武汉三镇分开的长江停满了外国炮舰。由于汉口
日租界4月3日的事件，与日本的关系趋于紧张。
不管对外事件看来有多大威胁，威胁政权生存的却是内部的经济问题。
几条河流和两条铁路线的汇合，使武汉三镇成为广大内地来的农产品和矿产
品的集中地、长江下游和国外来的制成品的分散地。可是到了4月份，由于
湖南和湖北的阶级斗争、主要城市的罢工和工商业倒闭，这种贸易处于停滞
状态。有人甚至担心在革命的首都会闹米荒，因为湖南的革命者正在扣运大
米，他们的理论是，如果不从一个乡镇运出，那里就会保持低价格，穷人就
吃得起。在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有10万多名工人闲着，这对政
府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和沉重的负担。外国工商界的活动大量减少，这部分是
由于外国人离开汉口（4月12日，外国人从平常的4500人减少到1300人），
部分是由于罢工和工厂不准工人进厂。日租界的工厂和码头荒废了。外国银
行中国员工的一次始于3月21日的罢工助长了停滞，因为它们不能发挥贸易
所必需的金融职能。长江中游的航运大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招商局的船只为
了避免征用已经撤走，部分原因是汉口码头上偷窃船货和工作混乱阻碍了外
国的船运。工商业的停滞使政府税收减少，同时它的通货正处于通货膨胀的
压力之下。为了保护日益减少的硬币储备，政府于4月18日禁止几家中国银
行以银元兑换它们的钞票，并且禁止银元出境。正如英国公使馆的汉文参事
台克满在汉口呆了三个月以后所指出的那样，“革命使整个华中的经济失
调”。他怀疑“国民党政府中”像随着革命浪潮“沉浮的泡沫那样的平庸人
物”能否控制他们制造的“风暴和混乱”。①
就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央计划恢复北伐，以便与冯玉祥相连接。鉴于形
势危急，鲍罗廷提议作一次“战术撤退”。4月20日，他向中央政治会议提
出五条相当于激烈地改变路线的改善措施。（1）为了对工人执行“革命纪律”，
政府和工会应成立一个委员会；工会应组成一个法庭，审判和惩处桀骜不驯
的工人。（2）政府应与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达成协议，使它们在武汉管辖的
地区内自由营业；政府和工会应组成一个委员会以执行协议，如果必要，可
以使用纠察队和军队。（3）非经这个委员会同意，外国银行及其他企业的员
工不准罢工。（4）政府应尽全力按铜币规定商品的最高价格。（5）政府应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
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
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设立救济局和食堂以照顾失业者，财政部应拨给总工会3万元的铜币，用以
兑换工人的纸币。鲍罗廷向会议的委员们保证，这些措施将消除外国干涉的
借口，而外国经济活动的恢复将对工人自己有利。只经过短暂的讨论以弄清
所建议的新组织的权力后，政治会议决定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并任命国民党
的工人部部长和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以及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去贯彻这条新路
线。②
武汉领导人于是果断地行动。陈友仁在4月23日会见了外国工商界人
士，答应为他们的企业改善气氛；然后他试图解决他们的具体问题。新政策
连同对工人的新的约束，同一天在《人民论坛》上宣布。汪精卫召开了国民
党和共产党两党领导人的讨论会；4月25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湖北总工
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发表声明，重复了五天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通过的决议中的内容和大部分措词，虽然改变了措施的顺序以强调对失业工
人的救济措施。第五点声称，非经贯彻与外国企业和银行达成的协议的委员
会同意，在外国企业和商号不得进行任何罢工。决议最后说，当前根本的要
求是革命力量的革命纪律、自我牺牲和团结。①4月30日，在孙科主持的一
次所有主要政治和军事人物、军队政工人员和各地方群众组织代表都参加的
会议上，鲍罗廷作了关于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报告一如既往地把英、美、
日三国区别开来，但同时强调当前进行妥协的必要性。财政部长企图向会议
参加者保证，政府的财政状况是健全的；虽然经济环境严峻，但通过与湖南
人民合作，这个城市将从那里得到粮食供应；煤很快就运来；河船现在可以
自由地售盐；政府已购买大量的铜，打算很快铸造铜币；由于存入上海各银
行100多万元存款，与上海的商业汇款将得到方便；由于限制了印发数，并
以白银作担保，政府的钞票将趋于稳定。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②
武汉领导人还禁止省的领导人决定对外政策问题，如湖南没收所有美孚
煤油公司的股票和组成一个销售这些股票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派林祖涵到
长沙和派陈其瑗到南昌去解释新的外交政策，他们回来报告，在他们召集的
领导人会议上得到了一致的支持。由于工商业衰退，这几个省的税收惊人地
减少。但是，不可能使革命的狂热冷下来。这既牵涉到感情，又牵涉到力量。
在湖北的一些地方，湖北布道会的财产、教堂和学校交还给中国看管人，而
在武汉附近，已被中国部队占领的几处外国人所有的财产被归还给所有者。
按照工会和业主双方能够接受的条件解决罢工，证明是困难的，而且拖得很
久（有的谈判拖延到6月），而汉口的外国经营者在5月份向陈友仁抱怨，
工会的纠察队对恢复营业仍然在进行干涉。可是，码头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
航运也在好转。较大的中国企业及其工人在恢复营业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对失业者的救济到5月中才开始实施。武汉各种各样纠偏措施的结果，
是工商业在5月和6月稍有恢复，但是经济的破坏是如此广泛和严重，以致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
案馆的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
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
和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
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② 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真正的恢复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①
试图控制农村革命
武汉政府对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只拥有脆弱的权力；这三省的总人口
约8000万，总面积大于法国。在这块广大地区的一些地方，被农民运动活动
家中的激进分子推动的农村革命（因贫困、不平等和缺地而产生）正在取得
势头，运动中处决土豪和佃农夺取土地的行动都没有得到中央当局批准。这
些地方性的行动破坏了农村经济，还带来了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
领导集团都非常关心。怎样才能恢复这些受影响地区的秩序？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的参加者通过一项决议，并于3月16
日发表告农民宣言，强调了党帮助农民的决心。所有地方武装集团必须由新
的农村自治机构控制。自卫队受权推动反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国民党支持农民拥有土地的斗争，并提议没收反革命分
子的土地；这些土地连同公地和寺庙的土地应交给区和村自治机关管辖的地
方土地委员会，再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大部分建议已经以湖南农民协会12
月大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并且是共产国际的政策。全会还授权设立一个中央
土地委员会，以制订新的、更有战斗性的社会政策的细则。①
根据这一指示，地方的组织者，特别是湖南的组织者，在3月份开始了
一场在农民协会指导下把自治扩大到所有农村的运动。在4月中，湖南省农
民协会根据第三次全会的决议，向所有县农民协会发出成立农民自卫队的指
令；省国民党宣传部发了一份强调反封建斗争必要性的宣传提纲：它说，支
持农民土地要求的时机已经来临。4月底，省农协搞了一个宣传周，为此时
“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提出了成为激进分子标准论点的理论：必须动员
农民支持国民党政府以拯救这个政府，但是为了动员农民，政府必须解决他
们的土地需要。它争辩说，土地问题解决，也就解决了政府的财政问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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