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小说:人格裂变的姑娘-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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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洛·科纳斯位于威斯康星州西南靠近明尼苏达州边界的平原上。四周一望无际。天色湛蓝得刺目，看去似乎很低，好象伸手便能触及。当地的口音带着一种鼻音。在西碧尔童年时代，男女老少驾着无篷马车从老远的乡下来到城镇。这种景色是城镇依赖农田的明证。
镇里长着一些高大的械树和榆树，但没有柳树，与城镇的名称不符①。这里的房子大多是威拉德·多塞特手下的人建造的，基本上是白色框架构成的寓所。未铺砌的街道在平时尘土飞杨，一到雨天就变成无数泥沼。
从外表来看，威洛·科纳斯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它兴建于1869年。它不是小镇，而是一个微型的镇。住在二十平方英里面积内的一千居民，若有什么单调的新闻，都登载在一份名叫《科纳斯信使报》的小镇周报上。报纸的典型标题是：小坏蛋破坏琼斯的外屋；母亲俱乐部于星期三在高级中学野餐。
威洛·科纳斯原先是一个边境城镇，后来随着铁路和火车的来到而发展起来。在西碧尔青少年时代，这个城镇主要是一个小麦集散地。大街是城镇的中心，设有普通商店、五金店、小旅店、理发店、药铺、银行和邮局。比较特别的是一家枪铺，可追溯到边境城镇的年代。还有两个能吊卸和储存的谷物仓库，这是城镇经济生活的中心。商店营业时间是每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到那时，父母和孩子们就象过节一般，一起前来买东西。这里也是闲聊和交换新闻的场所。
镇上有两个警察，分别在自天和夜里上班工作。还有一位律师，一位牙科医生和一位大夫。一辆救护车随时准备把患者送往8英里外的梅奥诊所。这家诊所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市，当时已博得了世界的声誉。
作为美国中部的一小部分，这座城镇在国内政治方面是共和党，在国际上是孤立主义者，在阶级结构上是分层次的——一头是有钱的名流，一头是劳动阶级。镇民们误把金钱当作美德，崇拜富人，不管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聚敛的，也不管他们的行为是否端正，辜负了那把文化带到城镇的威洛·科纳斯读书会、音乐俱乐部和唱诗班中的优秀妇女的杰出努力。
在西碧尔降生以前，甚至她六岁之时，镇上的首富当推她父亲。到了大萧条时期，状况完全改变了。从西碧尔六岁的1929年，到她十八岁离家上大学的1941年，最富有的镇民是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当地银行的老板和一位粗鲁庸俗的女人名叫维尔夫人。她先后嫁了五个丈夫，得到了镇上的地产和科罗拉多州的一座银矿。
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能猜想得到，威洛·科纳斯有很多教派的教堂，原教旨主义②教派，由七日浸礼会（建造了本镇第一座教堂），至七日耶稣复临派。还有卫理公会、公理会和信义会，它们互相蔑视，但又一同视罗马天主教为邪恶的化身。
这个城镇，尽管表面上伪善，在行为上却十分残忍。有人嘲弄那缺心眼的售冰人，也有人窃笑那患有神经性痉挛的电话接线员，这里对犹太人（当地只有少数几个）和对黑人（当地一个也没有）的种族偏见非常猖獗。
偏执和残忍得到宽容。镇上却洋溢着毫无道理的乐观情绪，这种乐观情绪在下面这句陈词滥调“失败是成功之母”和习字帖上的格言“今日的希望之叶乃明日鲜艳之花”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后面那句格言还缕刻在小学中学使用的礼堂兼体育馆的碑文上。其实，在这个镇上，明日之花将在今日心地狭隘之叶上枯萎。不过，威洛·科纳斯的正直公民，连什么“明日之花”都未见到过，更谈不上花朵的枯萎了。
多塞特的家，坐落在葡萄树街上，在学校斜对面。这个家在心理分析中早已出现过：有黑色百叶窗的白色房子。有人把白和黑看作生命的两个极端，或看作生和死。但这所房屋的建造者威拉德·多塞特却从不考虑这些象征。他心里只考虑实用：宽敞的草坪、高出地面的底层、车库和一座小小的、与主房相连的房子当作他的木器店和办公室。粗壮的械树遮蔽着房前。房后有一条水泥大道通向一条小巷，而小巷连着大街店铺的后门。多塞特家的厨房台阶，与那水泥小道相连。
多塞特家的隔壁邻居是一个隐士。街对面的那个女人是一个侏儒。这个街上还有个男人，强奸了他十三岁的女儿后竟若无其事地仍同她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正是这种古怪的畸形和淫猥，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私生子，象地下的潜流涌过本镇，而在流出地面时却那么普通，那么正常，那么清教徒式地拘谨。
多塞特一家有其自己的特点，也许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西餐尔的钢琴教师穆尔夫人，在被问及多塞特一家时，认为西碧尔喜怒无常，而且母女二人都有情绪异常。威拉德·多塞特的一个远房堂兄，认为父女二人“沉默寡言”，而母亲“活泼、机智、有劲头”，然而有些“神经质”。他还说母女二人总是在一起，过分亲近。一个教员回想道：“西碧尔的母亲总是勉强她干这事那事。”
杰西·弗勒德曾在多塞特家当了六年留家住宿的女佣。她只说：“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多塞特夫人对我和对我家都很好，她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送给我们，比多塞特一家更好的人是无法找到的啦。”
杰西的父亲詹姆斯，曾在木器行中帮助多塞特工作。他说：“多塞特是世上最好的老板。”
威拉德·多塞特，于1883年生于威洛·科纳斯。与多数镇民一样，是最早的一批开拓者的后裔。1910年，他把原名为亨里埃塔·安德森的姑娘带回家来作妻子。
多塞特一家和安德森一家的门第与传统都很相似。以父系来说，海蒂的曾祖父是一位英国牧师。名叫查尔斯。他是同他那以小学校长为职业的兄弟卡尔从英国的德雯移居弗吉尼亚州的。以母系来说，海蒂的血统更近英国。她母亲艾琳原籍英国。祖父母从老家南安普敦迁到宾夕法尼亚的。威拉德的父亲奥布里是一位由康沃尔迁至宾夕法尼亚的英国人的孙子。威拉德的母亲玛丽·多塞特诞生于加拿大，是英国人的后裔。
威拉德和海蒂是由第三者安排而互相见面的。当时他正在伊利诺斯州埃尔德维里。而海蒂的父亲温斯顿·安德森是该城的奠基人和首任市长。他在南北战争时的北军骑兵中服役后来到埃尔德维勒。住在该市的后几年中，他开了一家乐器店，担任卫理公会教堂唱诗班的指挥，后来又再次荣任市长。
艳丽而快活的海蒂，在他们首次相会时就使威拉待·多塞特发窘。他俩在埃尔德维里市的大街上溜达时，海蒂忽然一言不发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为她那正在竞选市长的父亲即兴地作了一篇演说。威拉德沮丧地站在人行道上。
有一些男人原先为海蒂的美貌、才智和活力所着迷，后来又因她的尖刻和怪僻而与她分手。但威拉德却不。他甘心情愿地“容忍她”（这是他的原话），因为他认为她聪明，文雅，是一个有才华的钢琴家。他自己在教堂唱诗班里唱男高音，便幻想海蒂会成为他的伴奏者。他认为海蒂在行为方面固然比较怪僻，但在年岁大一些以后总会转变的。他俩结婚时她已27岁，所以他讲的“年岁大一些会转变”未免有些暧昧。不管如何，他爱上了海蒂·安德森。于是，经过许多次周末约会以后，他向她求婚。
海蒂并不爱威拉德，而且直言不讳，她同他首次约会，是为了向她的未婚夫（一个珠宝商）挑衅，因为后者本来答应戒酒而最终食言。海蒂宣称男人全都一个样，全都不可信（正如佩吉·卢在威尔伯医生诊室时所讲），“他们心里只有一件事。”
尽管如此，迁到威斯康星州去生活的想法，对海蒂仍有吸引力，她还从来没有离开老家伊利诺斯州一步哩，搬到另一州去住，是她离家的理由。1910年，她住到威洛·科纳斯，成为威拉德·多塞特夫人。
海蒂终于在心里有了威拉德，甚至很关心他。他对她很好，而她试图报答。她做他爱吃的食物，寻找配方来做美味的糕点，而且准时为他开饭——十二点整午餐，下午六点整晚餐。她不太喜欢家务，使她变成一个狂热而又忙乱的管家婆。婚后不久，海蒂和威拉德常常在音乐声中欢度夜晚。她正象他所预想的，成为他的伴奏者。
婚后十三年中，海蒂流产四次，没有生孩子。夫妻俩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有孩子了。但夫妻俩谁也不曾想一想这些流产有没有心理方面的原因。不过，从海蒂对怀孕一事又喜又怒、又爱又恨来看，心理因素很可能是有的。她喜欢照顾别人的婴儿，而且不止一次同产妇讲到“偷一个婴儿”。但是海蒂刚刚表示自己亟想要个孩子，她往往马上就接下去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情绪。有了孩子就不得不照顾孩子，这个现实问题常常与她的母性激烈对抗。
威尔伯医生后来推测：矛盾心情的激烈汹诵，扰乱了海蒂的内分泌系统，成为流产的原因。在海蒂怀着西碧尔的时候，威拉德生怕这个婴儿也不能活命。因比，他生平第一次作了海蒂的主，不许她在怀孕期间出现在公共场所。这样，西碧尔在没有出世以前，就被隐瞒和保密的气氛所包围了。
初生时西碧尔只有五磅零一又四分之一盎司③重，威拉德在生育通知单上把这一又四分之一盎司的零头也写了进去，生怕别人说这孩子大小。威拉德决定自己为孩子取名。海蒂不喜欢西碧尔·伊莎贝尔这个名字，下定决心只是在绝对迫不得已时才使用这个名字。在平时，海蒂把女儿称作佩吉·卢易夕安娜，后来常筒称为佩吉·卢、佩吉·安，或干脆称作佩吉。
可是，在婴儿出生头几个月中使海蒂的心情难以平静的不仅是西碧尔的名字而已。成为母亲后，前述的矛盾心理未曾稍减。海蒂在初次见到亲生的女儿时阴郁地说过：“她那么脆弱，我真怕她哪儿会折断哩。”
事实上，“折断”的是海蒂自己。分娩以后，她就有了严重的抑郁，延续了四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海蒂同婴儿的唯一接触是喂奶。照顾初生婴儿的重任，由威拉德和一位护士担当，而主要地却落在多塞特祖母肩上。
等到海蒂情况好转后，她又因家中有外人时能否给孩子喂奶这件事而同威拉德大闹一场。甚至在海蒂愿带孩子去卧室喂奶，并关上房门时，威拉德仍发出苛刻的禁令：“不行。人人会知道你在干什么。”
海蒂指出：其他妇女，比如坐在教堂后座的妇女、坐着马车进城并常与多塞特一家共进午餐的农妇，不但在周围有外人时，而且在眼前有外人时也照样给孩子喂奶。不过，海蒂声明自己并不打算当着外人的面喂奶。但威拉德顽固不化，着重指出：“海蒂不是‘农妇’”。
海蒂默认了，但对自己的默认感到忿恨。西碧尔吃不到母奶便小声啼哭，海蒂又责骂婴儿啼哭，因为啼声使她神经过敏。她本来就因觉得缺奶会对孩子不利而心里难受，本来就因自己受威拉德的压制而怨气冲天，如今便尖声大叫：“我要冲破天花板！”
在西碧尔出生后所带来的抑郁，使海蒂·多塞特所特有的焦虑和喜怒无常更为加重了。时间愈久，海蒂就愈不考虑如何取悦威拉德。“我不管，这里是一个自由国家。”她在他抱怨时就大声嚷嚷。她再也没有耐心坐在钢琴旁边为他伴奏。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坐不到几分钟使要站起身来把窗帘拉直或把家具上的一些灰尘掸掉。她甚至在别人家里也这样。她会缝纫，但她的手哆嗦得不能穿针引线。西碧尔的小衣服都是威拉德缝的。狂乱不安的海蒂在玩字弄句方面的本事不在她玩弄窗帘和灰尘的本事之下。要说些合辙押韵的话，她简直是出口成章。她还养成一种重复别人话尾的习惯。若有人说：“我得了这么一种头痛，”海蒂就要重复：“这么一种头痛。”
将近八岁的时候，西碧尔常常坐在后廊台阶上、顶楼的大衣箱上或前厅的箱子上，双肘支膝，两手托着脑袋在思索：到底为什么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描述“缺少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住在威洛·科纳斯最好的房子里，穿得比别人漂亮，玩具比任何一家孩子都多，但还缺少什么东西呢？她特别喜欢自己的玩偶、彩笔和颜料，还有那个小熨斗和烫衣板。
她愈是急于弄清自己到底缺少什么东西，它却愈使人捉摸不清。她只知道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缺少”，使她经受她母亲常说的“悲伤、沮丧和情绪低落”。西碧尔心里最乱的是她觉得自己毫无理由闷闷不乐，如果真要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