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旧唐书上-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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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所发明者，比之常据，不可同涂。又丘明修《春秋》，悉以君子定褒贬，至陈泄以忠获罪，晋文以臣召君，于此数条，不复称君子，将评得失，特以宣尼断之。《传》曰：“危疑之理，须圣言以明也。”或以东都不同他都，地有坛社宫阙，欲议权葺，似是无妨。此则酌于意怀，非曰经据也。但以遍讨今古，无有坛社立庙之证，用以为说，实所未安。谨按上自殷、周，傍稽故实，除因迁都之外，无别立庙之文。　　
　　制曰：“自古议礼，皆酌人情。必稷嗣知几，贾生达识，方可发挥大政，润色皇猷，其他管窥，盖不足数。公卿之议，实可施行，德章所陈，最为浅近，岂得苟申独见，妄有异同？事贵酌中，理宜从众。宜令有司择日修崇太庙，以留守李石充使勾当。”六年三月，择日既定，礼官既行，旋以武宗登遐，其事遂寝。宣宗即位，竟迎太微宫神主祔东都太庙，禘祫之礼，尽出神主合食于太祖之前。　　
　　《贞观礼》，祫享，功臣配享于庙庭，禘享则不配。当时令文，祫禘之日，功臣并得配享。贞观十六年，将行禘祭，有司请集礼官学士等议，太常卿韦挺等一十八人议曰：“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庙者，患其礼过也。故曰：‘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至于臣有大功享禄，其后孝子率礼，洁粢丰盛，礼、祀、烝、尝，四时不辍，国家大祫，又得配焉。所以昭明其勋，尊显其德，以劝嗣臣也。其禘及时享，功臣皆不应预。故周礼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取大烝为祫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郑学，未有将为时享。又汉、魏祫祀，皆在十月，晋朝礼官，欲用孟秋殷祭，左仆射孔安国启弹，坐免者不一。梁初误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驳议，武帝允而依行。降洎周、齐，俱遵此礼。窃以五年再殷，合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论，小则人臣不预，大则兼及功臣。今礼禘无功臣，诚谓礼不可易。”乃诏改令从礼。至开元中改修礼，复令禘祫俱以功臣配飨焉。　　
　　高宗上元三年十月，将祫享于太庙。时议者以《礼纬》“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传》云“五年而再殷祭”，议交互莫能断决。太学博士史璨等议曰：“按《礼记正义》引郑玄《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于太庙。《公羊传》云：大享者何？祫也。’是三年丧毕，新君二年当祫，明年当禘于群庙。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则后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则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尔已后，五年而再殷祭，则六年当祫，八年当禘。又昭公十年，齐归薨，至十三年丧毕当祫，为平丘之会，冬，公如晋。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传》云‘有事于武宫’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宫’是也。如上所云，则禘已后隔三年祫，已后隔二年禘。此则有合礼经，不违《传》义。”自此依璨等议为定。　　
　　开元六年秋，睿宗丧毕，祫享于太庙。自后又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计年，不相通数。至二十七年，凡经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讫，冬又当祫。太常议曰：　　
　　禘祫二礼，俱为殷祭，祫为合食祖庙，禘谓谛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群嗣奉亲之孝，事异常享，有时行之。然而祭不欲数，数则黩；亦不欲疏，疏则怠。故王者法诸天道，制祀典焉。烝尝象时，禘祫如闰。五岁再闰，天道大成，宗庙法之，再为殷祭者也。谨按《礼记·王制》、《周官·宗伯》，郑玄注解，高堂所议，并云“国君嗣位，三年丧毕，祫于太祖。明年禘于群庙。自尔已后，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汉、魏故事，贞观实录，并用此礼。又按《礼纬》及《鲁礼禘祫注》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所谓五年而再殷祭也。又按《白虎通》及《五经通义》、许慎《异义》、何休《春秋》、贺循《祭议》，并云三年一禘。何也？以为三年一闰，天道小备，五年再闰，天道大备故也。此则五年再殷，通计其数，一祫一禘，迭相乘矣。今太庙禘祫，各自数年，两岐俱下，不相通计。或比年频合，或同岁再序，或一禘之后，并为再祫，或五年之内，骤有三殷。法天象闰之期，既违其度；五岁再殷之制，数又不同。求之礼文，颇为乖失。　　
　　说者或云：“禘祫二礼，大小不侔，祭名有殊，年数相舛。祫以三纪，抵小而合；禘以五断，至十而周。有兹参差，难以通计。”窃以三祫五禘之说，本出《礼纬》，五岁再殷之数，同在其篇，会通二文，非相诡也。盖以禘后置祫，二周有半，举以全数，谓之三年，譬如三年一闰，只用三十二月也。其禘祫异称，各随四时，秋冬为祫，春夏为禘。祭名虽异，为殷则同，譬如礿、祠、烝、尝，其体一也。郑玄谓祫大禘小，传或谓祫小禘大，肆陈之间，或有增减，通计之义，初无异同。盖象闰之法，相传久矣。惟晋代陈舒有三年一殷之议，自五年、八年又十一、十四，寻其议文所引，亦以象闰为言。且六岁再殷，何名象闰？五年一禘，又奚所施？矛盾之说，固难凭也。　　
　　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归，稽古之理，若兹昭著。禘祫二祭，通计明矣。今请以开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五年再殷，周而复始。又禘祫之说，非唯一家，五岁再殷之文，既相师矣，法天象闰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后置祫，或近或远，盈缩之度，有二法焉：郑玄宗高堂，则先三而后二；徐邈之议，则先二而后三。谨按郑氏所注，先三之法，约三祫五禘之文，存三岁五年之位。以为甲年既禘，丁年当祫，己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复始，以此相承。祫后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后去祫，三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于算矣。假如攻乎异端，置祫于秋，则三十九月为前，二十一月为后，虽小有愈，其间尚偏。窃据本文，皆云象闰，二闰相去，则平分矣。两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三年之言，本举全数，二周有半，实准三年，于此置祫，不违文矣，何必拘滞隔三正乎？盖千虑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议，有异于是，研核周审，最为可凭。以为二禘相去，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夏禘，丙年冬祫，有象闰法，毫厘不偏。三年一祫之文，既无乖越；五岁再殷之制，疏数有均。校之诸儒，义实长久。今请依据以定二殷，预推祭月，周而复始。　　
　　礼部员外郎崔宗之驳下太常，令更详议，令集贤学士陆善经等更加详核，善经亦以其议为允。于是太常卿韦縚奏曰：“礼有禘祫，俱称殷祭，二法更用，鳞次相承。或云五岁再殷，一禘一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法天象闰，大趣皆同。皆以太庙禘祫，计年有差，考于经传，微有所乖。顷在四月，已行禘享，今指孟冬，又申祫仪，合食礼频，恐违先典。伏以陛下能事毕举，旧物咸甄，宗祏祗慎之时，经训申明之日。臣等忝在持礼，职司讨论，辄据旧文，定其伦序。请以今年夏禘，便为殷祭之源，自此之后，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复始。其今年冬祫，准礼合停，望令所司但行时享，即严禋不黩，庶合旧仪。”制从之。　　
　　旧仪，天宝八年闰六月六日敕文：“禘祫之礼，以存序位，质文之变，盖取随时。国家系本仙宗，业承圣祖，重熙累盛，既锡无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易之典。自今已后，每禘祫并于太清宫圣祖前设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礼，钦若玄象，下以尽虔祭之诚，无违至道。比来每缘禘祫，时享则停，事虽适于从宜，礼或亏于必备。已后每缘禘祫，其常享以素馔，三焚香以代三献。”　　
　　建中二年九月四日，太常博士陈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庙，并合飨迁庙献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义，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之位，在西而东向，其下子孙，昭穆相对，南北为别，初无毁庙迁主不享之文。征是礼也，自于周室，而国朝祀典，当与周异。且周以后稷配天，为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庙。庙毁主迁，皆在太祖之后。禘祫之时，无先于太庙太祖者。正太祖东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飨太庙，伏请据魏、晋旧制为比，则构筑别庙。东晋以征西等四府君为别庙，至禘祫之时，则于太庙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别庙祭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叙其亲。伏以国家若用此义，则宜别为献祖、懿祖立庙，禘祫祭之，以重其亲；则太祖于太庙遂居东向，以全其尊。伏以德明、兴圣二皇帝，曩立庙，至禘祫之时，常用飨礼，今则别庙之制，使就兴圣庙藏祔为宜。”敕下尚书省百僚集议。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议曰：“议者或云献祖、懿祖亲远庙迁，不当祫享，宜永閟西夹室。又议者云二祖宜同祫享，于太祖并昭穆，而空太祖东向之位。又议者云，二祖若同袷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迁二祖神主祔藏于德明皇帝庙。臣伏以三议俱未为允。且礼经残缺，既无明据，儒者能方义类，斟酌其中，则可举而行之，盖协于正也。伏惟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处百代不迁之庙，配天崇享，是极尊严。且至禘祫之时，暂居昭穆之位，屈己申孝，敬奉祖宗，缘齿族之礼，广尊先之道，此实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请依晋蔡谟等议，至十月祫享之日奉献祖神主居东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彰国家重本尚顺之明义，足为万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议者请奉二祖神主于德明皇帝庙，行祫祭之礼。夫祫，合也。故《公羊传》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陈于太庙而享于德明庙，是乃分食也，岂谓合食乎？名实相乖，深失礼意，固不可行也。”　　
　　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礼，殷、周以迁庙皆出太祖之后，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汉高受命，无始封祖，以高皇帝为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立庙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为尊于太祖故也。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为太祖。其高皇、太皇、处士君等，并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晋宣创业，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为太祖。其征西、颍川等四府君，亦为属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国家诞受天命，累圣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实为太祖。中间世数既近，于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庙，惟有六室。其弘农府君、宣、光二祖，尊于太祖，亲尽则迁，不在昭穆之数。著在礼志，可举而行。开元中，加置九庙，献、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东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则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迁，而居昭穆，献、懿二祖，亲尽庙迁，而居东向，征诸故实，实所未安。请下百僚佥议。”敕旨依。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议曰：　　
　　《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太祖，后稷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晋朝博士孙钦议云：“王者受命太祖及诸侯始封之君，其已前神主，据已上数过五代即毁其庙，禘祫不复及也。禘祫所及者，谓受命太祖之后，迭毁主升藏于二祧者也。虽百代，禘祫及之。”伏以献、懿二祖，太祖以前亲尽之主也。拟三代以降之制，则禘祫不及矣。代祖神主，则太祖已下毁庙之主，则《公羊传》所谓“已毁庙之主，陈于太祖”者是也。谨按汉永光四年诏，议罢郡国庙及亲尽之祖，丞相韦玄成议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于园，孝惠主迁于太祖庙。奏可。太上，同太祖已前之主，瘗于园，禘祫不及故也，则今献、懿二祖之比也。孝惠迁于太祖庙，明太祖已下子孙，同禘祫所及，则今代祖元皇帝神主之比也。自魏、晋及宋、齐、陈、隋相承，始受命之君皆立庙，虚太祖之位。自太祖之后至七代君，则太祖东向位，乃成七庙。太祖以前之主，魏明帝则迁处士主置于园邑，岁时使令丞奉荐，世数犹近故也。至东晋明帝崩，以征西等三祖迁入西除，名之曰祧，以准远庙。至康帝崩，穆帝立，于是京兆迁入西除，同谓之祧，如前之礼，并禘祫所不及。　　
　　国朝始飨四庙，宣、光并太祖、世祖神主祔于庙。贞观九年，将祔高祖于太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