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细说三国-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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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替蒋琬解释，说“朕为诸君破家保之”。　　　　　　　　　　　　
二十八　费袆　　　　　
　　费袆的才具，不及蒋琬，却好过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蒋琬在有生之年，以费袆为第一替手；蒋琬死后，这大梁便轮到费袆来挑。　
　　费袆也总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从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来的降人郭修一刀杀死，六年之间，不曾出过什么乱子。　
　　对魏方，费袆奉行了蒋琬的守势政策，想绝对不攻。但是，姜维一定要攻。他就尽量抑制姜维，不给姜维以足够的兵力，至多拨给姜维一万人。他向姜维说：“丞相（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况我们？”　
　　费袆可说是蒋琬的信徒，却不是诸葛亮遗志的执行者。他甚至并未了解什么叫做“以攻为守”。我对他，实在难有好感。　
　　但是，为什么我在上一章里面对蒋琬颇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蒋琬执政于诸葛亮连年用兵，国力颇为亏损以后，又遇到杨仪与魏延互斗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暂时休养生息。　
　　费袆在建兴十三年接任尚书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将军，与卫将军姜维“共录尚书事”，于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蒋琬坚持要一并让给他作的益州刺史。没有等到蒋琬去世，他在事实上已经总揽军政。他有机会把蒋琬所蓄积的国力，在延熙九年以后善加运用，不应该一味地守，更不应该抑制姜维。　
　　《孙子兵法》上，有这么一句话：“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有些人把它解释为“兵力不足的时候，就守；兵力有余的时候，才攻。”我以为这样解释，失掉孙子的原意。孙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会发觉乒力很够用。”　
　　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守的一方，是被动，不能预测敌人向我方哪一点进行攻击，因此而不能不处处设防。于是，“备多则力分”。反过来说，我倘若敢攻，而且抢先去攻，只须集中相当力量，专攻敌人的某一地点，就不会感觉自己的兵力不够。　
　　也许有些人，会向我说：“你主张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败了下来，岂不是连带地把老本钱也输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钱是输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并不等于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线。后方留下了相当的兵力，就不会因前方的攻势顿挫而一败不可收拾。　
　　我在几十年前，曾经看到一部《围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宁输十子，不失一先。”“先”这个字，太重要了。　
　　再进一步来说，打得越勤，才扎得越稳。王夫之批评北宋的政府，说它白养了几十万禁军，只晓得用“操演”来练兵，不晓得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用战斗的实务来练兵。　
　　也许，费袆的本意并非以守势求苟安，而是静待机会。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没有面子。他喜欢喝酒，与蒋琬犯了同样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宾客，“请春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宁县一带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过魏方的官。他在姜维占领西平郡的时候，被强迫迁移了来，颇受重视（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在家乡是一位名士）。费袆待他以宾客之礼，他却恩将仇报，不惜与费袆同归于尽（事后，魏国朝廷称他为“故中郎”，追封他为长乐乡侯，赐他的家属银一千饼、绢一千匹）。他也许是受了魏方间谍的说动；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费袆来说，那真是未免太疏于防范了。　　　　　　　　　　　　
二十九　从董允到樊建　　　　　
　　蜀汉的这一本账，在诸葛亮去世以后便没有什么“进项”，只是姜维在今日的甘肃青海略有作为而已。　
　　比起魏、吴两方，蜀汉却也有它的优于魏、吴之处：没有权臣之肆意废立，没有宗室之内的骨肉相残。后主虽则十分平庸，却也不曾糊涂得像孙权晚年一样。后主也很幸运，有一连串的文臣，从董允到樊建，忠心办事，使得国家的庶政始终没有违反诸葛亮所留下的规模（其中只有一个陈祗，成绩较差）。　
　　董允是董和的儿子，董和是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荆州南郡，在汉朝末年回益州，在刘璋下面当过几任县长县令与“益州郡”大守，富有行政经验。刘备拜他为“掌军中郎将”，叫他陪同诸葛亮处理“左将军府”的种种事务。那时候，刘备除了仍自称曹操一度向汉献帝推荐他担任的“左将军”以外，已经同时又自称为“大司马”。所以，他的“左将军府”的正式名称，是“左将军大司马府”（诸葛亮的官衔是军师将军，比董和的“中郎将”高）。　
　　董和与诸葛亮两人之间，相处得极好。董和虽则在官阶上低于诸葛亮，却敢于“就事论事”，在公务上常常向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见。有时候，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见，董和却又敢于不怕诸葛亮嫌他噜苏，一再把这个相反的意见提出，虽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来，直到诸葛亮接受为止。　
　　请葛亮不仅不嫌他噜苏，而且十分欣赏，叫同僚们以他为模范。诸葛亮说：“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董和的字，叫做幼宰）。”　
　　诸葛亮又说：“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样‘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诸葛亮说他一生有四位肯对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济，另一人便是“每言则尽”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为官清正，“死之日，家无儋石之储。”　
　　董允幼承庭训，学养均好。刘备先后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他这样的一个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继位以后，把董允升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在建兴五年离开成都北上，进驻汉中，写了《出师表》向后主临别赠言，希望后主把“宫中之事，事无大小”，都征求侍郎董允与他上面的两位侍中（郭攸之与费袆）的意见。倘若这三人没有“兴德之言”，就杀掉他们“以彰其慢”。　
　　事实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坚持自己的意见。费袆不久便被诸葛亮调去丞相府作“参军”，剩下来作为后主身边的“诤友”的，只有董允一个人。　
　　后主升他为“侍中”，又让他兼领“虎贲中郎将”的职衔，统领在宫中宿卫的“亲兵”。　
　　后主在即位的时候，年龄是十七岁，到了建兴五年，便有了二十一岁（他即位的一年是刘备章武三年，没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兴。所以，在建兴五年之时，他的虚岁是二十一岁）。　
　　后主对于美丽的女子颇有兴趣，虽则他的皇后、张飞的大女儿，并不难看（可能甚美，因为张飞本人曾经是美少年）。　
　　后主除了皇后张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嫔之类，却贪心不足，颇想广采民间的美女，收入后宫。董允认为这件事他不能不以侍中的身份，出面阻挡。他板起面孔向后主说：“古时候的天子，至多只有十二位后妃。现在，陛下的后宫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后主向董允说好话，请他通融通融；董允却始终坚持，绝对不肯通融，后主只得打消这广采民间美女的念头。　
　　从此，后主对董允既敬且畏。别的坏事，他也不敢做，不敢想了。　
　　宦官黄皓，也极怕董允，比后主更怕董允。董允对黄皓，也当然更加不假辞色，常常对黄皓严厉责备，也不许黄皓升官升得太快，在他当侍中的期间，他只许黄皓升到“黄门丞”为止。　
　　董允在费袆于延熙六年升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的时候，被加官为“辅国将军”，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尚书令”，成了费袆的副手。　
　　老百姓对他的印象极好，把他列为所谓“四相”，即四个丞相之一。这所谓四相，是，诸葛亮、蒋琬、费袆与董允（其中，只有诸葛亮一个人是丞相；蒋琬与费袆均有过“录尚书事”的实权，算得上是事实上的“真宰相”。董允仅仅做了“守尚书令”，不曾“录尚书事”；他是无论怎么说，也算不上是一个“相”的）。　
　　董允做“尚书令”的期间，也极短，只做了三个年头，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继任尚书令的人，是来自南阳郡的吕乂。吕乂的行政经验很丰富，做过一任管盐的典农都尉，两任县长，四任太守。他的办事效率极高，做到了“众事无留，门无停宾”。　
　　吕乂做尚书令，做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为止，前后五年。　
　　吕乂的继任者，是贻误大局的汝南郡人陈祗。陈祗与宦官黄皓“互相表里”，纵容黄皓。黄皓之开始干预政治，是在陈祗作尚书令的七个年头的期间。　
　　在景耀元年（公元258年）开始做尚书令的，是（河南省桐柏县之东的）平氏县义阳乡人董厥。他做过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职，似乎比“长史”小，而县令则比县长大（大县的长官叫做县令；小县的长官叫做县长）。　
　　诸葛亮曾经向别人夸奖董厥，说：“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这“思慎宜适”四个字，是“诸葛体”，费解。意思是：“董厥这个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细，说出话来，很恰当，可行。”　
　　董厥不仅在景耀元年做了尚书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辅国大将军”的官职，“平尚书事”。“平尚书事”，在名义上比“录尚书事”的权力较小，其实权力是一样的（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权衡轻重，决定如何处理”。其后的几个朝代，“真宰相”的官衔有的是“平章事”、“平章军国重事”、“与中书门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这“平章”两个字成了真宰相的简称。这里面的“章”字，是名词，似乎指“文章”、“文件”。“三品”两个字，不是说真宰相的官阶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时候，当真宰相的人，要会同中书与门下两个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起研究重要的文件与政务，所以他的官衔才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开始做“平尚书事”，为时太晚，不过两年蜀汉就亡。在这最后的两年，在董厥下面当“侍中，守尚书令”的是他的小同乡、平氏县义阳乡人樊建。他们二人有能力处理庶政，同时支援在前方作战的姜维，却没有办法控制宦官黄皓。　
　　不过，宦官黄皓之坏，并没有坏到了该负亡国责任的程度。那末，该由谁来负呢？第一，当然是后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张投降的谯周。这些话，我要等到叙说邓艾与钟会两路伐蜀之时，才能细说。　
　　我在这一章里，约略叙过了董允到樊建这几位当过尚书令的人，用意在于说明诸葛亮不是没有留心到奖拔人才。在董允以前，蒋琬与费袆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以前，蒋琬与费袆均做过尚书令。这两人是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帮手。更前于蒋琬的，有法正、刘巴、李严、陈震，四个人，都当过尚书令。　
　　法正与李严的为人，我以前作过批评。刘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见，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荆州零陵郡烝阳县人，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时，别的荆州名士一窝蜂跟随刘备向南逃难，他却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后又接受曹操给他的任务，回家乡，争取荆州南部四郡。终于流落到交趾，又来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刘备拿下益州，终于被刘备的情义所感动，死心塌地，先后作“西曹掾”与尚书令，办了不少事，而对外保密。他去世于章武二年（公元222年）。　
　　陈震是荆州南阳郡人，长于办外交，出使东吴，订成了汉、吴同盟的条约。他在建兴三年以后，一度做过尚书令。　　　　　　　　　　　　
三十　曹家的事　　　　　
　　曹操有过二十六个儿子。这些儿子，一个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余的廿五个是十二个小太太生的（不曾生过儿子的小太太，在《三国志》里面都没有记载）。　
　　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儿子，叫做曹冲，是一位“环夫人”所生。曹冲人极聪明，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或是发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称一头大象的体重（曹冲叫人把象牵到船里，看这个船入水有多深，在船边划下记号；然后把象牵走，放入大小石头，到船边的入水记号相同为止；最后，把大小石头一一称其重量，加起来，那便是象的体重了）。　
　　曹冲不仅聪明，而且心也极好。有一次，曹操挂在仓库里柱子上的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库房的人心惊胆跳，怕被曹操发现了，就会一怒而处他以死刑。曹冲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