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院小医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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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这样我叫亦伟他们把你接去美国算了。别在这里贪图免费。自己的爸爸自己不看我也没办法……”
顾将军静静坐在床前挨骂。我看见他身后挂在墙上那张骑马校阅部队英姿大张黑白照片。历史时光是这么的无情，这时我忽然开始有些同情他了。一个生病的老人，给自己找一些地方抵挡孤寂，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我爱中华，我爱中华，文化悠久，地大物博，开国五千年……”外甥仍在数落。将军忽然唱起军歌来对付他。
我开着汽车准备离开医院时正好看见小倩站在急诊室门口。天空下着雨，小倩显然没带伞。
“上来吧，我载妳到公车站牌那边。”
收音机流动着美丽的音乐。气氛很好。史医师都帮我把戏票买好了。
到公车站的距离很短。我应该把握机会。可是我又鼓不起勇气。也许我只是跟着起哄。我想起小倩总是甜甜、充满信任的笑容。除了美丽、性感、可爱之外，我在她身上发现愈来愈多的优点，可是又说不上来那些优点是什么？
汽车驶出医院停在红灯前面。等绿灯亮时，我决定提出我的邀约。我侧过头，发现她也正有话要对我说。
“你先说。”我们同时笑了出来。
“妳先说。”我坚时女士优先。
“这些日子医院里有些流言流语，”她停了下，接着又说，“希望你不要介意。”
“我不会介意。”
“我的男朋友现在还在服役，大概年底就会回来。医院那些话，一定给你带来很多困扰，我实在觉得不好意思。”
我笑了笑。
“你要跟我说什么？轮到你说了。”
“我，我，”我有点吞吞吐吐，“我想说的和妳的差不多。也希望妳不要介意。”我想我那两张戏票大概只好丢到垃圾桶去了。
我在公车站牌让她下车。她很愉快地跟我说再见。
汽车再往前走，雨下得更大了。我发现雨刷坏了，并且吹出来的冷气一点都不冷。不久我的汽车里面就雾蒙蒙一片了。我几乎看不见正前方。
我把汽车停下来，果然没错，我越过马路中线，开到迎面的逆向车道去了。迎面的车子都停了下来，对我猛按喇叭。交通警察穿着雨衣过来要我把车子开走时，引擎却熄火了。无论如何，我只能打开电源，却无法发动引擎。
“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都爱这个错……”
收音机传来一首这样的歌。我就撑着伞，在大雨中让穿着雨衣的交通警察对我开罚单。迎面而来的喇叭声，简直要把我吞没掉了。
看到这么荒谬的一幕，我想起这几天的事，不晓得为什么，我总算开始觉得有一点好笑了。
第05章 大国手
“RH阴性？”电话那头血库的人犹豫了一下，“好，我去找看看，你先不要挂电话。”
清晨八点钟，美好而宁静的早晨。我手里握着听筒的另一端。听见传来天鹅湖的旋律。
如同往常一样，急诊室乱糟糟地像个应该被取缔的菜市场。警察，家属，交班的护士，医师，呻吟的病人，工友，开救护车的司机，X光检验人员，来会诊的大教授，还有消毒水的气味，血液的气味，混着吵架的声音，打公共电话的声音，器械的金属声音，都交织在一起。
“你约我今天来拆石膏的，你还记得吗？”有个打着石膏的病人，拄着拐杖走过来，满脸笑意地问我。
“我记得。不过你要稍等一下。”
天鹅湖的旋律只有一段。又重复了一遍。我听见救护车蜂鸣器的声音。一部救护车冲了进来，停在急诊室门口。通常那表示又有一个大Case要进来。不是内科，外科，就是骨科。这种来势汹汹妇产科或是小儿科的机会比较少。不管如何，反正一定有倒霉的人要忙好一阵子就是了。
“我现在可以和你说话吗？”拄着拐杖的病人又鞠了九十度的躬。
“不行。”因为我看到救护车上的人把病人抬下来，担架上都是血，有一只脚差点掉到担架外面来，只剩下几条韧带连着腿，摇摇欲坠。我指着担架告诉他：“等一下我 会很忙，没时间和你说话。”
“喂，”现在我手上的天鹅湖断了，有个血库的家伙告诉我，“全医院都没有RH阴 性的血液，我再告诉你更糟糕的事，全台北市现在也没有了。”
“可是不行，”我大叫，“小孩子正在开刀，大量出血。没有血不行。”
“他一定有家属是RH阴性。请他的家属捐血。”
“那是他爸爸，已经死了。”天啊，同色羽毛的鸟都会凑在一起。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不能没有办法！”我对着电话大吼，“小孩子会死在手术？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方停了一下，“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可以去找傅班长。”
“血牛。对不对？”
“你并不一定要这么称呼。”他笑了笑。
“血压/，心跳，呼吸下每分钟。”护士小姐很熟练地量好心跳血压，告诉我病人的情况。
“打上五百西西生理食盐水，给我消毒药水，弹性绷带，洞巾，针线，局部麻醉剂，五西西空针。”我翻翻病人的眼睑，情况还好，出血应不超过一千西西。我只要结扎几条出血的动脉，暂时止血，大概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他会不会死掉？”一个显然是病人太太的女人问我。
“他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两只脚保得住保不住我就不敢说了，”我拿消毒药水局部冲洗，“谁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他做生意失败，欠了人家好几百万。”
“被砍断的？”我抽好局部麻醉药，注射在伤口周围，听到病人哇哇叫的声音，“ 稍忍耐一下，一会儿就不痛了。”
我转身告诉护士小姐：“请警察局的人过来一趟。”
“等一下，”一听到警察，病人太太的神色有点慌了，她看了看旁边病人的弟弟一眼，“拜托不要叫警察，是他自己砍断的。”
“自己砍断？”我试着结扎几条正在喷血的动脉。
“是这样子，医师。”病人弟弟示意女人不要说话，“我哥哥有一个保险，如果是全残，可以领到五百万元。”
“你自己弄成这样，保险金领不到。保险公司没有那么笨的啦！”
“我们查过了，就算自杀也给付。现在只要两脚都断了就算全残，”病人弟弟接着又说，“你看我们都是精神正常的人，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做的。保险问题请医师不要担 心。”
“我不是怀疑你们，”结扎好动脉，我开始检查伤口，“我是说，就算可以领保险金，一定要这样吗？”
“医师，你一定没欠过别人钱，所以你不知道。”
我一边检查，发现左脚已经完全断裂，大概接合无望。不过右脚的后胫神经还在。胫骨可以打钉子固定。几条韧带，血管都可以接合，希望不小。
“还有一只脚可能还有希望。我们会尽力试看看。”
“不行，一定要切掉。”病人的弟弟这么说，病人一直都不说话的，这时也目光炯炯有神，坚决地附和，“切掉！”
“如果可以接合，我们还是要尽力的。这是我们的责任。”我告诉他。
“算是我求求你……。”病人太太跪下来了。
“RH阴性的血嘛，实在很少……。”傅班长来了，圆圆胖胖的脸，一眼就看得出来是个北方人。他不断地搔快秃光了的头，“这个也有，不过要联络看看。”
他坐在办公桌，不断地打出电话，不停地说：“帮个忙，找看看嘛，不找怎知道没有呢？”
事实上我的问题不止如此。我还必须面对小孩子的妈妈。她是个耶和华见证者团契的成员。由于教义的关系，这个宗教的成员不准输血。我并不了解这个宗教，也不太明白这个规定的原因。我相信上帝一定有很好的理由，否则祂简直是和医师开玩笑，或存心考验我们的本事。
“我的小孩是上帝的孩子，请不要给他输血。”病人的妈妈一再坚定地重复她的立场。
“你听我说，你的孩子现在在开刀房开刀，正大量失血。虽然我们暂时可用生理食盐来代替，但绝非长久之计。”
“请你们多多帮忙。”她虔诚地对我深深一鞠躬。
“不行，不行，你不明白，”我拉住她，“失血过多不行，这是会死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的用意，医师，谢谢你。”她又一个鞠躬，“可是耶和华会照顾我的孩子。”
“你还是不明白，”我有点生气了，“我告诉你，这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只要你肯输血，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RH阴性的血我们也可以想办法找，可是如果不输血， 后果会相当相当严重。你懂吗？”
“我懂。”坚定而简短。又一鞠躬。“愿主保佑。”
不管我再说什么，都换来她的深深一鞠躬。最后我愈说，她就愈不停地鞠躬对付我。
“你真的那么相信上帝吗？”问完这句话，看到她那不可思议的表情，我决定住嘴。
傅班长还在打电话：“我知道你不做很久了，可是小孩子都快死了，又只有你有，帮帮忙嘛，人活着谁不需要帮忙？”
看见我在走来走去，那个拄着拐杖的病人又来了。
“侯医师，我可不可以和你说话。我有话对你说。”
“不行。等一等。”我几乎要骂了出来，“有人快死了，你没看见我正在忙吗？”
“有了！”这时我听见傅班长叫了起来，他一手蒙住话筒，回过头来问，“总算找 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十多年没联络了，你问她到底要不要，比普通的贵一点喔！”
“要，要，要！先拿来再说。”免得她后悔。我如获至宝。
“停！统统停下来！”这时骨科主治医师蔡医师叫了起来，“我需要思考！”
我换好无菌衣，拎着一个单位的RH阴性鲜血冲进开刀房。并把急诊室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
情况很可笑，两边病人都麻醉好了，开刀也进行了一半，忽然一切都停下来了。蔡医师抱着手从手术？上走下来。
“这个，血红素只剩下，（正常差不多是、）”他接过我的血，指指右边，“然后耶和华叫他不要输血？”
我点点头。
“这个，”他指指左边，“他的右脚还可以接，然后保险公司叫他砍掉？”
我又点点头。
“这是什么世界？”
“我不知道。”
“我又没问你。”蔡医师白了我一眼。自顾自地在开刀房走廊走来走去。
开刀房很安静。所有人都停了下来。只听到心电图的声音嘟嘟嘟地规律地叫着。生命有许多时候即使是舒伯特也无言以对。在生死界限模糊不清的时候，什么是真理呢？自己的道德判断？病人的意愿？还是上帝的旨意呢？往前再踩一步就是生死契阔。到底往左呢？还是右？
不要用你的问题质询我，我不过是电动玩具店里的一名赛车手……不要用你的问题质询我，我不过是电动玩具店里的一名赛车手……我坐在走廊的地面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想起这首诗。我还想起那个拄着拐杖，尚未处理完的病人。他一定等我很久了。
不知过了多久，安静得简直要窒息了。
“就这样，”是蔡医师的声音，“右边这个不要输血。左边这个，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把脚接起来。好了，统统开动！”
他走过来，疲惫得彷佛快倒下去了。
“为什么你接受这个家属的建议不输血，却不接受另一个家属的建议把脚锯掉呢？虽然就医学观点两者都同样是负面的，为什么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呢？”我接过他交还给我的鲜血，好奇地问。
“你想知道真正的答案吗？”蔡医师问。
我点点头。
“好，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
小孩子从开刀房送出来的时候，我手里还拿着那袋鲜血，已经没有原来那个温度了。他还没有醒过来，不知道是因为麻醉或者是失血的关系。老实说我有点担心，小孩子的脸苍白得像张干净的圣经纸。
“我可不可以在恢复室陪他？”妈妈问我。
“通常我们不希望这样，”我看了看她，“再说，你也不能帮他什么。”
“可以，”她又是坚定十足的表情，“我可以和他一起祈祷。”
“好吧。”讲到上帝，我只好又安静了。
我走出恢复室，又看到那个拄着拐杖的病人。
“没事，没事。医师你一定很忙，我不急，真的不急。”显然他已经有点怕我。
“啊。对不起！让你等这么久。”我看看表，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我马上帮你 把石膏拆掉。我前几天看过你照的X光片了，伤口愈合得很好。”
“没有关系，我愿意等。”我们一起走到急诊石膏室去，“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