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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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欧洲享有德国从来未有的几百年的光荣和威望的国家，这种强暴的压迫自然要引起跟德国的期望完全相反的后果。法兰西那股沉沉酣睡的傲气惊醒了，举国上下都沸腾起来，连最麻木的人也气得直嚷。　
　　德国的民众跟这些挑衅行为完全不相干：每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求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德国的百姓尤其来得和气，亲热，愿意跟大家安居乐业，并不想打倒别人而很乐于赞美他们，摹仿他们。可是当局并不征求老实人的意见；他们也没有胆量发表意见。凡是没有勇气参与公共行动的人，势必成为公共行动的玩具，成为响亮而荒唐的回声，反射出舆论界的呐喊和领袖们的挑战；《马赛曲》或《保卫莱茵》便是这样产生的。　
　　这件事对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们朴素相亲相爱的程度，使他们没法想象为什么他们的国家不采取跟他们同样的办法。这股突然觉醒的深仇宿恨，两个人都看不出其中的理由，尤其是克利斯朵夫；他以德国人的身分，觉得对一个被自己的民族打败的民族没有憎恨的理由。他一部分同胞的骄傲狂悖使他非常痛心；在某个限度之内，他对于这种弃令投降的举动和法国人同样愤慨；可是他不大明白为什么法国不肯做德国的盟友。他认为德法两国有多少深刻的理由应当携手，有多少共同的思想，同时又有多么重大的使命应当协力完成，所以它们俩一味仇视的情形使他看了大为气恼。和所有的德国人一样，他觉得法国在这件误会中是主要的罪人；因为即使他承认战败的回忆对法国很痛苦，也认为只是自尊心的问题，而为了更重大的利益——为了文明，为了法兰西，——就不应当再想到自尊心。他从来没费心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思索一下。他在小学里已经学会了把并吞阿尔萨斯—洛林的行为看作天公地道的行为，那不过是在几百年的异族统制之后，把德国的土地归还给德国罢了。所以一发觉他的朋友认为那是件罪行的时候，他简直搅糊涂了。他从来没跟他谈起这些事，满以为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不料他素来相信为诚实的，胸襟宽大的奥里维，竟没有冲动，没有愤怒，而只是不胜悲苦的和他说，一个民族可能放弃对于这样一件罪行的报复，但要他同意这件罪行究竟对他是奇耻大辱。　
　　他们俩极不容易彼此了解。奥里维举出许多历史上的理由，证明阿尔萨斯为拉丁土地而应当由法国收回，但对克利斯朵夫一点没作用；可以支持相反的主张的同样充分的论据多得很：不论哪一种政见，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所需要的理由。——克利斯朵夫的重视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为了牵涉到法国，而主要是为了人情问题。关键不在于阿尔萨斯人是否德国人。事实是他们不愿意做德国人；成为问题的只有这一点。谁有权利说：“这个民族是属于我的，因为他是我的兄弟。〃倘使对方不认他是兄弟的话？即使这种否认是不应该的，那末错也错在不能讨兄弟喜欢的那一方面，因为他没有权利硬要对方跟着他走。四十年来，德国人用着武力和种种的威胁利诱，甚至也由贤明正直的德国当局行了许多德政以后，阿尔萨斯人始终不愿意做德国人。即使他们因意志消沉而不得不让步的时候，那般被迫离乡别井，逃亡异地的人的痛苦，——或者更惨的，那些没法离开而忍受着深恶痛绝的枷锁，眼看乡土被侵占，同胞被屈服的人的痛苦，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克利斯朵夫天真的承认自己从来没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接着心里就不好过了。一个老实的德国人讨论问题往往非常坦白，那是看重自尊心的拉丁人——不管他多么真诚——不大办得到的。固然，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犯过这一类的罪恶：克利斯朵夫可并不援引那些例子做德国的口实。他太高傲了，不能去找那种可耻的借口；他知道人类越进步，人的罪恶越显得可怕，因为四周有着更多的光明。但他也知道，倘若法国打了胜仗，也不见得比德国更有节制，一定也会在罪恶的连锁中加上一环。这样，悲惨的冲突可以永远继续下去，使欧罗巴文明的精华受到危险。　
　　克里斯朵夫固然为了这个问题很难受，但奥里维更痛苦。可悲的还不止在于两个最配携手的民族自相残杀。便是在法国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准备跟另一部分的人厮杀。和平运动与反军国主义运动，多少年来同时由国内最高尚的跟最下贱的分子在那里宣传。政府让他们干去；只要是不妨碍政客们眼前的利益的，政府对一切都采着旁观的态度；它没想到最危险的并不在于公开支持一种最危险的主义，而是在于听让这种主义潜伏在民族的血管中，等政府预备作战的时候来破坏战争。这主义一方面迎合自由思想的人，因为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友好的欧罗巴，由它把所有的努力结合起来，缔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人性的世界；同时它也迎合无耻小人的自私自利，因为这般人是不论为什么人什么事都不肯把自己的皮肉去冒险的。——这些反战思想把奥里维和他的许多朋友都感染了。有一二次，克利斯朵夫在自己家里听到一些谈话，不禁为之骇然。那位好心的莫克，脑子里装满了人道主义的幻想，精神奕奕的睁着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说，应当阻止战争，而最好的方法是煽动士兵反抗，教他们向长官开枪。他保证那一定会成功。工程师哀里·哀斯白闲冷冷的回答说，倘若发生战事，他和朋友们先要跟国内的敌人算清了账，再上前线。安特莱·哀斯白闲却站在莫克一边。克利斯朵夫有一天看见弟兄俩争执得很凶，甚至互相以枪毙来威吓。虽然这些杀气腾腾的话还带着说笑的口吻，可是听的人很能感到他们说的话有朝一日的确句句会实行的。克利斯朵夫好不诧异的估量着这个荒唐的民族，永远预备为了思想而自杀……真是疯子。专讲逻辑的疯子。各人只看见自己的思想，不走到终点，决不肯有一点儿让步。而且他们当然是以互相消灭为快的。人道主义者对爱国主义者开火。爱国主义者对人道主义者开火。而这时候敌人来了，把国家和人类一起压得粉碎。　
　　“可是告诉我，〃克利斯朵夫问安特莱·哀斯白闲，〃你们和别的民族的无产阶级有没有联系好呢？”　
　　“反正要有个人首先发难。那就由我们来了。我们素来是打先锋的。让我们来发信号罢！”　
　　“要是别人不响应怎办呢？”　
　　“不会的。”　
　　“你们有没有协定，有没有预先定下一个计划？”　
　　“用不着协定！我们的力量比什么外交手段都强。”　
　　“这不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是战术的问题。倘使你们要消灭战争，就得用战争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先把你们的作战计划定下来，把你们在德法两国的行动和日期商量妥当。倘若你们只存着碰运气的心，那末结果怎么样？一方面是毫无计划的碰运气，另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强大的力量，——你们不被他们压倒才怪！”　
　　安特莱·哀斯白闲不听这些。他耸耸肩，只空空洞洞的说些威吓的话：他说拿一把砂子放在要害，放在齿轮里，就能把机器破坏。　
　　可是从容不迫的谈理论是一件事，把思想付诸实行——尤其在需要当机立断的时候，——又是一件事。狂风巨浪在心坎里尝过的时间的确是难过的。一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是自己思想的主宰；不料你忽然觉得不由自主的被什么东西拖着。你心中有个暧昧的意志要违反你的意志。你这才发见有个陌生的主宰，有一种无形的力统制着人类。　
　　一般头脑最坚定，信仰最稳固的人，发觉自己的信仰溶解了；他们徬徨无措，不知道怎么决定，而结果往往会走上跟他们预定的完全不同的路，教自己大吃一惊。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中，有些会觉得国家的骄傲与热情突然在胸中觉醒起来。克利斯朵夫看到一般社会主义者，甚至工团主义者，对着这些相反的热情与责任依违两可，无所适从。在两国冲突的初期，克利斯朵夫还没把事情看得严重，他用着德国人那种冒失的态度和安特莱·哀斯白闲时，这是实行他理论的时候了，要是他不愿意德国把法国吞灭的话。安特莱听着大怒，跳起来回答说：　
　　“试着瞧罢！……你们这批混蛋，也算有个该死的社会党，拥有四十万党员，三百万选举人，你们还不敢堵住你们皇帝的嘴巴，摆脱你们的枷锁！……哼，我们会来代劳的，我们！吞灭我们罢！我们才会吞灭你们呢！……”　
　　等待的时期越拖长，大家心里越烦躁。安特莱痛苦不堪。明知自己的信仰是对的而没法加以保卫！同时还觉得受到那种精神疫疠的传染，——它就在民间传播集体思想的强烈的疯狂，战争的气息！这股气息对克利斯朵夫周围的人都起了作用，便是克利斯朵夫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他们彼此不说话了，大家都离得远远的。　
　　但迟疑不决的心绪是不能长久拖下去的。行动的怒潮，不管那些踌躇的人愿意不愿意，把他们都推送到这个或那个党派里去了。有一天，人们以为到了最后通牒的前夜，——两国所有的活力都紧张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发见大家都已经挑选定了。一切敌对的党派都不知不觉站到它们先前嫉恨或瞧不起的政府方面去。颓废艺术的大师们和美学家们，在短篇的色情小说中加进一些爱国的宣传。犹太人说要保卫他们祖先的神圣的土地。哈密尔顿一听到国旗二字就会下泪。而大家都是真诚的，都是害了传染病。安特莱·哀斯白闲和他提倡工团主义的朋友们，跟别人一样，——并且更甚，为了形势所迫，为了不得不采取一个他们痛恨的主张，便抱着一肚皮阴沉的、悲观的怒意打定了主意，那种心绪就逼着他们替残杀做了疯狂的工具。电机工人奥贝，因为后天的人道主义与先天的排外主义在胸中交战得难解难分，差点儿发神经病。他失眠了好几夜，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一切的方式：认为法国便是全人类的化身。从此他不再跟克利斯朵夫谈话。差不多屋子里所有的人对他都闭门不纳了。连那么和气的亚诺夫妇也不再邀请他。他们继续弄着音乐，沉浸在艺术里，想忘掉那件大众关切的事。但他们时时刻刻要想到。他们之中每个人单独遇见克利斯朵夫的时候，仍旧很亲热的跟他握手，可是急匆匆的，躲躲闪闪的。倘使在同一天上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他们而逢着他们夫妇俩在一块儿，他们就很窘的行个礼，连停也不停下来。反之，多少年来不交谈的人倒反突然接近了。有天晚上，奥里维做手势教克利斯朵夫走近窗口，要他看哀斯白闲一家和夏勃朗少校在下面园子里谈天。　
　　克利斯朵夫对于大家思想上这种突然之间的变化并不惊奇。他自己的问题也尽够操心了。他心中骚乱惶惑，简直无法控制。比他更有理由骚动的奥里维却比他镇静。他似乎是唯一不受转染的人。尽管一边等着将临未临的战争，一边怕意料中的国内的分裂，他却知道迟早必须一战的两个敌对的信仰都是伟大的，也知道法国的使命是要做人类进步的实验场，而新思想的长成就得靠法国用热血来灌溉。但他自己不愿意卷入漩涡。对于人类的残杀，他很想引一句安提戈涅的名言：“我是为了爱而生的，不是为了恨而生的。〃——对啦，①为了爱，也为了了解，那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他对克利斯朵夫的温情足以使他明白自己的责任。在这个千千万万的生灵准备互相仇恨的时间，他觉得，为了他和克利斯朵夫这样两颗灵魂的责任与幸福，应当在大风暴中保持他们的友爱和理性。他记起歌德拒绝参加德国一八一三年代的仇法运动。　
　　　
　　①安提戈涅为希腊神话中俄狄普斯的女儿，一家均遭厄运。引语见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　
　　这种种，克利斯朵夫全感觉到，可是没法安静。在某种方式之下抛弃了德国而不能回去的他，虽然象老朋友苏兹一样，浸淫着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德国人的欧罗巴思想，厌恶新德意志的军国精神和经商主义，他心中却掀起了一股巨大的热情，不知道会把他拖到哪儿去。他并不把这个情形告诉奥里维，只整天皇皇然等着消息，偷偷的整着东西，收拾行李。他不再用理性思索了。他抑制不住了。奥里维很不放心的注意着，猜到他内心的斗争而不敢动问。他们觉得需要比平时更接近，事实上也比什么时候都更相爱；但他们怕谈话，唯恐发现思想上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