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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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不由得愣了一愣：“怎么！你也这样说？……好吧，不管谁是谁非，反正我们现在这样过得很好，不用看见这些人。可不是，孩子？”
“不，爸爸，有些人来往来往，我觉得是愉快的。”
少校不出声了，只装没听见女儿的话。他表面上不愿意露出来，其实对于克利斯朵夫给他的影响并不是毫无感受。他的狭窄的头脑和暴躁的性情还没压倒他的正直和豪侠的心肠。他喜欢克利斯朵夫，喜欢他的坦白与精神的健康，常常惋惜他是德国人。他虽然跟克利斯朵夫争得面红耳赤，却老是要找这种辩论的机会；克利斯朵夫的理由慢慢的在他心中发生作用了。他当然不肯承认。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发觉他躲躲闪闪的看着一本书。后来赛丽纳送克利斯朵夫出门的时候，说：“你知道他看的什么书吗？是韦尔先生的著作。”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高兴。
“那末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畜生……'可是他舍不得把书丢下。”
克利斯朵夫下次看到少校的时候绝口不提那件事。倒是他先问：“怎么你不再拿你的犹太人来跟我麻烦了？”
“用不着了，〃克利斯朵夫说。
“为什么？〃少校声势汹汹的追问。
克利斯朵夫不回答他，一边笑一边走了。
奥里维说得不错。一个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决非靠言语完成，而是靠精神来完成的。有一般人能够用目光，举动，和清明的心境，在周围散布出一种恬静的，令人苏慰的气氛。克利斯朵夫所散布的是活泼泼的生命。它慢慢的，慢慢的，仿佛春天的一般暖气似的，透过死气沉沉的屋子，透过古老的墙壁和紧闭的窗子，使那些被多少年的痛苦，病弱，孤独，磨得枯萎憔悴，差不多已经死了的心再生。这是心灵对心灵的力量，感受的和施与的双方都不知道的。可是宇宙万物的生命就靠这种潮涨潮落的运动，而支配这运动的便是那神秘的吸引人的力量。
住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公寓的四层楼上的，便是上文提过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少妇，奚尔曼太太。她两年以前死了丈夫，一年以前又死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和婆婆住在一起，她们都不跟人往来。在整幢屋子的房客中间，和克利斯朵夫最生疏的便是她了。他们难得碰到，并且从来不搭讪。
她是个高大，清瘦，身腰相当好看的女人：深色的眼睛没有光彩，没有表情，有时射出一道黯淡的阴沉沉的火焰，照着她蜡黄的扁平脸和瘪陷的嘴巴。老奚尔曼太太是个虔婆，成天呆在教堂里。媳妇却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悲伤，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周围放的全是亡女的遗物和照相等等；因为全神贯注着这些东西，她脑海里再也看不见孩子的形象；眼前那些死的形象把心中那个活的形象给毁掉了。她因为看不见孩子，便更固执的要看见孩子；她要想念她，要专心一意的想念她；结果是毫无办法。于是她冷冰冰的呆在那里，惘然若失，一滴眼泪都没有，生命枯涸了。宗教也无能为力。她奉行仪式，可并不爱宗教，因此也没有活泼泼的信仰；她在教堂里献捐，但不积极参加慈善事业；她所有的宗教都建筑在一个念头上，就是跟女儿再见。其余的都对她不相干。上帝？她跟上帝有什么关系？要能再见女儿才行呢！……但这一点就毫无把握。她只是心里要这么相信，固执的，拚命的要相信；但老是怀疑着……她最受不了看到别人的孩子，心里想：“为什么这些孩子倒没有死？”
街坊上有个小姑娘，身段举动都象她死了的女儿。一朝瞧见她拖着小辫子的背影，她就浑身发抖，跟在后面；看到孩子回过头来而明明不是她的女儿的时候，她真想把她勒死。她抱怨哀斯白闲家的孩子在上一层楼吵闹；她们已经被父母管教得很安静了，但只要在屋子里迈着小步走几下，她立刻打发仆人上去要求静默。克利斯朵夫有一回带着那些小姑娘从外边回来碰到她，被她瞧孩子的那副凶狠的目光吓坏了。
一个夏天的晚上，这个活死人正靠近窗子，坐在暗中发愣，脑子里一片虚无，忽然听见克利斯朵夫的琴声。他惯于在这个时间一边弹琴一边幻想。她听到这音乐就恼，因为迷迷忽忽的境界被扰乱了。她愤愤的关上窗子；可是音乐直钻到房间里头，使她恨极了。她心里想禁止克利斯朵夫弹琴，但是没有这权利。从此，每天在同一个时间，她又愤怒又焦急的等琴声开始；倘若开场得迟了，她的怒气只有增加。她不由自主的要把音乐从头听到尾；等到音乐完了，她那个麻痹的境界再也找不到了。——有天晚上，她呆在黑魆魆的卧室的一角；从紧闭的窗子中透过来的遥远的音乐使她打了个寒噤，久已枯涸的眼泪居然淌了出来。她过去打开窗子，一边听一边哭。音乐好比雨水，一点一滴的渗透了她枯萎的心，它又活过来了。她重新见到了天空、明星、夏夜，觉得象一线黯淡的光似的，心中有了些对于生命的兴趣，对于人类的同情。夜里，几个月来第一次，她的孩子在梦中出现了。因为使我们接近亡人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积极的参加生活，他们是跟着我们的生存而生存，跟着我们的死亡而死亡的。
她并不想认识克利斯朵夫，但一听到他跟孩子们在楼梯上走过，不禁躲在门背后听几句儿童的唠叨，同时她的心忐忑的乱跳。
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听见小小的脚步在楼梯上走下去，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有个孩子和她的妹妹说：“轻一点，吕赛德，你知道，克利斯朵夫说过的，别打搅那位伤心的太太。”
另外一个便放轻了脚步，低着声音说话。这一下奚尔曼太太可忍不住了：她开出门去，拚命抓着她们拥抱。她们害了怕，有一个甚至哭了。她只得把她们放下。
从此以后，遇到她们，她就对她们笑，可是笑起来脸有点儿抽搐。（她已经没有笑的习惯了。）她也和她们说些突兀的亲热的话，孩子们惊骇之下，只嗄着嗓子轻轻的回答几句。她们始终怕这位太太，比以前更怕了；走过她家的门口，唯恐她来抓她们而竟飞跑了。她却躲在门内偷瞧，心中非常惭愧，自以为对不起死了的女儿，甚至跪在地下祷告，请她原谅。但那时她生活的本能与爱的本能都已经苏醒，再也压不下去了。
一天晚上，克利斯朵夫从外面回来，发见屋子里乱烘烘的，好象出了事。人家告诉他华德莱先生突然发作心绞痛死了。克利斯朵夫想起那个义女，不禁为之翩然。没有人知道华德莱先生有什么亲属，所以那女孩子差不多是毫无倚靠了。克利斯朵夫连奔带爬的赶到四楼，华德莱公寓的门打开着，他冲进去，发见高尔乃伊神甫守在灵前，女孩子淌着眼泪叫着爸爸；看门女人很笨拙的在那儿安慰她。克利斯朵夫过去抱起孩子，跟她说些温柔的话。她伤心得无可奈何的勾着他的脖子；他想把她从家里带出来，她不肯。他只得留在那里陪她。白日将尽，他靠窗望着，把她在臂抱中轻轻的摇摆。孩子慢慢的静下来，呜呜咽咽的睡着了。克利斯朵夫把她放在床上，笨手笨脚的替她解鞋带。天快黑了。公寓的门还开着，有一个影子闪进来，连带还有裙子悉悉索索的声音。克利斯朵夫在昏暗中认出奚尔曼太太的那双火剌剌的眼睛。她站在门口，喉咙梗塞着说：“我是来……你可愿意……把她交给我吗？”
克利斯朵夫握着奚尔曼太太的手。她哭了。接着她坐在床头，过了一忽又说：“让我来照顾她吧……”
克利斯朵夫和高尔乃伊神甫一同回到顶楼上。教士有点不好意思，表示自己很唐突。他谦卑的说希望死者原谅：他不是以教士的身分而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的。
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再到华德莱公寓的时候，发见女孩子抱着奚尔曼太太的脖子，那种天真跟信赖的神气，足见儿童对于能够讨他们喜欢的人是立刻会倾心的。她答应跟着新朋友走……原来她已经把义父给忘了，对新妈妈表示非常亲热。这种情形照理是教人不大放心的。奚尔曼太太自私的爱有没有看到这一层呢？……也许看到罢。可是有什么相干？她非爱不可。爱才是幸福……
华德莱先生下葬了几星期以后，奚尔曼太太带着孩子离开巴黎，到乡下去了。走的时候，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都在场。她那个衷心欢悦的表情，他们俩从来没见过。她完全没注意到他们，临走才发觉了克利斯朵夫，过来握着他的手说：“你救了我。”
克利斯朵夫听了很奇怪，他和奥里维回上楼去，说：“她是什么意思呢，这疯疯癫癫的女人？”
过了几天，他接到一张照片，是个陌生的女孩子，坐在一张圆凳上，很乖的把两只小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眼神清明而忧郁。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我的亡女感谢你。”
一缕新生的气息就是这样的在那些人中间吹过。一座热情的炉灶在六层楼上燃烧，它的光芒慢慢的透入整幢屋子。
克利斯朵夫可不觉得，他只嫌功效太慢。
“啊！〃他叹道，〃要那些不愿意相识的，信仰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好人携手，难道竟不可能吗？”
“急什么！〃奥里维说，〃那需要互相的容忍和同情，而这些又得从内心的欢乐产生的。——所谓内心的欢乐，是一个人过着健全的，正常的，和谐的生活所感到的喜悦，——觉得自己作着有益的活动，参与着伟大的事业所感到的喜悦。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国家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或者更好是正在走向'伟大'的时代。同时也需要——（这两点是同时来的）——有一个超党派的、聪明的、强有力的政权，能运用大家所有的精力的政权。这超党派的政权的力量一定是靠自己本身而非靠什么群众的，一定是不依赖那些混乱的'多数'，而是以它所完成的事业使大众心悦诚服的，例如战胜的将军，匡救国难的独裁政府，'智慧高于一切'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那是我们作不了主的。要有机会，还要有懂得抓住机会的人；要幸运与天才两者俱备。等着罢，希望罢！力量已经有在这里了：信仰的力量，科学的力量，古法兰西、新法兰西、大法兰西的工作的力量……如果有什么神咒能把这些联合的力量发动起来，那将是多么伟大的气势！可是这神咒，既不是你，也不是我念得出来的。谁能够呢？胜利吗？光荣吗？……耐着性子吧！主要的是，整个民族所有坚强的分子都得养精蓄锐的等着，不能消耗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时间没来到以前灰心。唯有能够用几世纪的耐性，劳苦，信仰，去换取幸运与天才的民族，才有获得幸运与天才的希望。”
“谁知道？〃克利斯朵夫说。〃幸运与天才往往来得出人意外的早，——就在大家并不期待的时候。你们计算的时候太看重'世纪'了。准备起来罢！把行装收拾起来罢！得永远穿着鞋子，拿着手杖，……谁敢说主不就在今晚走过你的门口呢？”
今晚他已经来得很近。他的翅膀的影子已经映在门上了。
德法两国之间出了些表面上无关紧要的事，接着邦交突然紧张起来。三天之内，大家从平时好乡邻的关系一变而为战争前奏的挑衅口吻。对于这种情形，谁也不会惊奇，除非是那般以为理性业已统制世界的梦想家。而这等人在法国是很多的；他们看到莱茵彼岸的舆论界忽然一夜之间变了态度，声势汹汹的高唱排法论调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两国之内都有些报纸素来自命为享有爱国的专利权，以民族的代表自居，（有时是暗中受着政府的指使），要求政府采取某种政策。德国的舆论便是这样的对法国用了蛮横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原来德国跟英国有纠纷，而德国不答应法国置身事外。它那些傲慢的报纸强迫法国作拥护德国的声明，否则就要法国支付战争的第一批代价；它们想用恫吓手段来获取同盟国，不经战争而先把对方当作战败的、心悦诚服的属国看待，——总而言之，把法国看作跟奥国一样。这儿我们可以看出德意志帝国主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可以看出德国一般政治家完全不了解别的民族，把他们行之于国内的金科玉律，强权就是公理的那一套，应用到别人身上。对于一个古老的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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