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作者:[美] 伊丽莎白·科斯托娃-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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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和其他修道院的文章和书都放在桌上。回来时，我发现有人翻过我所有的东西，把书从书架上扯下来，还搜查了我的橱柜。在桌上，我那些文章上面有一缕血迹。你们知道墨水——污痕——书页是怎样——”他打住了，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们，“桌子中央放着一本我从来没见过的书——”
突然，他站起来，拖着脚又走进另一间屋子。我们听到他走来走去，挪动书本。
我本应该去帮他一把，可我却坐在那里，无助地看着海伦。海伦似乎也僵在那里了。
过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胳膊下夹着一本大对开本回来了。他把书放到我们前面，我们看着他用一双苍老的手缓缓翻着书页，无言地向我们展示许多的空白页和书页中央的大图案。
这里的龙看上去要小一些，因为书页较大，在它周围留下较大的空白，但那肯定是同样的木刻画，连细小的污迹都和休·詹姆斯的那幅一模一样，还有一处污迹。
在发黄的页边，龙爪的附近。斯托伊切夫指着它，但某种情感——厌恶、恐惧——过于强烈，以至于他一下忘了用英语说话，“Krv，”他说，“血。”
我弯腰近看。那褐色的污斑清清楚楚是手指印
“我的天。”我想起了我那只可怜的猫，还有罗西的朋友赫奇斯，“当时还有别人在房间里吗？您看到这个时怎么办？”
“房间里没有别人，”他低声说道，“门是锁上的。我回来时还锁着。我进到屋里，看到这个可怕的样子。我叫来警察，他们到处搜查，至少——你们怎么说？——他们分析了那鲜血的样本，作了比较，很快就发现是谁的血型。”
“谁的？”海伦倾身向前。
“斯托伊切夫声音压得更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冒出了汗水，“是我的，”他说。
“可是——”
“不，当然不。我当时不在那里。可警方认为我布置了整个现常有一样东西不吻合，就是手指印。他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指印—指纹太过稀少。”
“然后您就中断了调查？”我猜道。
斯托伊切夫无奈地耸起他那瘦瘦的肩膀，“这是我惟一没有进行下去的研究。其实哪怕出了这事，我也可以继续下去的，可是有了这个。”他慢吞吞地翻开对开本的第二页，“这个，”他重复道。
在那一页上，我们看到一个单词。
海伦读出声来，“斯托伊切夫，”她低语道，“您在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真可怕。”
“是的，我自己的名字。可墨水和书法却是中世纪的。我一直遗憾自己在这件事上是个胆小鬼，但我确实害怕了。”
“您害怕是很正常的，”我对这位老学者说，“不过我们希望对罗西教授来说，不算太迟。”
他在椅子里挺直了身子，“是的，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找到斯维帝·格奥尔吉。首先，我们必须到里拉去看奇里尔修士写的另外的信。我想让你们和里拉的一个人聊聊，不过他也许帮不上什么忙。”
斯托伊切夫看上去还想说什么，但就在此时，楼梯上响起有力的脚步声。我抓起对开本，冲进隔壁房间，把它尽可能安全地藏到一个箱子后面，又回到斯托伊切夫和海伦身边。
这时，拉诺夫正好推开了书房的门。
“啊，”他说，“一次历史学会议。教授，您错过了自己的聚会。”
他毫无顾忌地翻看桌上的书本和文章，最后拿起那本旧期刊，里面登有斯托伊切夫部分念给我们听的撒迦利亚《纪事》，“你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吧？”他朝我们微笑，“也许我也该读读，受点教育。对于中世纪的保加利亚，我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呐。我以为您那位搅乱人心的外甥女对我很感兴趣，其实不然。在您那花园最漂亮的一角，我向她发出郑重邀请，可她怎么也不答应。”
斯托伊切夫气红了脸，似乎要开口说话。不过令我惊讶的是，海伦救了他，“别用你那官僚主义的脏手去碰那个姑娘，”她盯着拉诺夫，说道，“你来这里是骚扰我们，而不是她。”
这时，斯托伊切夫已经恢复常态，“如果您能安排这些客人去里拉，那对他们的研究将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平静地对拉诺夫说。
“里拉？”拉诺夫手里掂着那本期刊，“很好。我们又将进行一次旅行，也许在后天。”
“我们明天去可以吗？”我的语气尽量显得随便。
“这么说您很急了？”拉诺夫扬了扬眉毛，“这么高的要求，需要花时间作安排的。”
斯托伊切夫点点头，“我们会耐心等待的。”
他向海伦伸出一只虚弱的手，海伦帮助他站起来，“扶着我，我们去庆贺一下这个教学的节日吧。”
其他的客人开始聚集到葡萄架下，没过几分钟，一些听众跳起来，手风琴又开始了演奏。琴手甩着头发蓬乱的脑袋，张嘴唱出一首歌。
“他在唱什么呢？”为掩饰自己的激动，我故意问斯托伊切夫。
“这是一首老歌，很老——我想，凡在土耳其人奴役巴尔干人民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歌曲，”斯托伊切夫严肃地说，“在保加利亚民歌中，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歌曲，内容不一，不过都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所受到的奴役。”
第六十一章
第一眼看到里拉修道院，我感到的是敬畏。拉诺夫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阴凉处，我们跟着几群游客进了门，眼前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斯托伊切夫告诉我，这是防御塔，是中世纪一个贵族建起的，用于躲避其政敌。我屏住呼吸：罗西会不会在这个古老之地的某处？
“这里的厢房到现在还住着修士，”斯托伊切夫说，“那边，顺着那边过去，是我们要过夜的招待所。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大的宝库之一。来吧，”他补了一句，“我们进去见见院长。”他以惊人的敏捷在前面带路，似乎这地方赋予了他新的生命。
院长的听讲室在僧侣厢房的一楼。院长从靠墙的长凳子上站起身，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院长大约六十岁，身板瘦削而挺直，胡子泛灰，蓝眼睛，透出宁静。院长招呼我们坐下，一个修士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杯子——杯里不是满满的白兰地，而是清凉的水，我发现拉诺夫没有喝水，像是怕中毒。
院长说，我们可以自由使用图书馆，可以睡在招待所，我们应该参加教堂的礼拜。我们去哪里都行，除了修士厢房——说到这里，他朝海伦和埃莲娜温和地点点头——她们不会知道斯托伊切夫的朋友们为她们支付了住宿费，“那么，”他说，“既然得到了这样善意的批准，我们就去图书馆吧。”
“我舅舅很激动，”埃莲娜悄悄对我们说，“他对我说，您的那封信是保加利亚史的一个重大发现。”
图书馆在一楼，是一条长廊道，几乎和院长的房间正对面。
一个黑胡子修士在门口引我们进去，他高个子，面容憔悴。我觉得他在向我们点头之前，凝视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
“这是鲁门修士，”斯托伊切夫告诉我们，“他目前在图书馆工作，他会带我们去看我们需要看的东西。”斯托伊切夫在石头地板上跺跺脚，似乎在召集神灵，“这里，”他说，“你们正在看的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心脏——千百年来，修士们就把我们的民族遗产保存在这里，通常是秘密的行动。异教徒一旦侵犯这座修道院，一代又一代忠诚的修士就会誊抄这些手稿，或把它们藏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留下的一小部分遗产——当然，大部分都给毁掉了。不过能剩下这些已是够幸运的了。”
他跟图书管理员说话，管理员开始仔细查阅书架上那些带标签的盒子。过了几分钟，他拿下一个木盒，从里面拿出几本册子。
最上面的一本装饰着一幅令人吃惊的基督画像——至少我认为他是基督——他一手捧天，一手持权杖，脸上笼罩着拜占庭人特有的忧郁。让我失望的是，奇里尔修士的信不在这本装潢豪华的本子里，而在下面一本较为朴素的册子里。
管理员把书拿到桌上，斯托伊切夫急切地坐下来，满怀期待地打开书。
“根据我的记忆，”斯托伊切夫说，“这里有两封信，还不清楚有没有更多的。”他转向管理员，问了个问题，“是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用保加利亚语把这个印出来了我尽可能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翻译，以便你们做笔记。”于是，他断断续续地为我们译出这两封信。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在从拉奥塔到维恩的大路上已经走了三天。我们已经出了森林，来到开阔的丘陵地带，四面都是起伏绵延的小山。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异教徒的踪影。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离开城市已有几星期，正公开地走在异教徒的领地上。我们看到两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被烧毁，教堂仍在冒烟。我们和出来迎接我们的人们不能多谈，只了解到这些情况。我的大人，如果这封信能送呈您，我希望它能尽快送达。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六月
斯托伊切夫译完了，我们一声不吭地坐着。信里没有明显提到一个具体的目的地，没有提到坟墓，没有下葬的情景——我失望极了。
不过斯托伊切夫似乎毫不气馁，“有意思，”过了很久，他说，“你们看，你们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信在时间上肯定是在这两封信之间。在写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间，他们穿过瓦拉几亚朝多瑙河走去——地名已经清楚地写出来了。然后是你们那封信，那是奇里尔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写的，也许他希望从那里把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送出去。不过他没办法或不敢这样做，我们无从得知。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六月。他们走的是陆路，就像撒迦利亚的《纪事》里所描写的那条路线。实际上，这肯定是同一条路线，因为这是从沙里格莱德进入保加利亚的主要道路。”
海伦抬起头，“不过我们能肯定这最后一封信写的是保加利亚吗？”
“我们不能绝对肯定，”斯托伊切夫承认，“不过我相信这很有可能。如果他们从沙里格莱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出发，进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修道院和教堂在十五世纪末期被焚毁，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保加利亚。”
我忍不住要表达我的沮丧，“可再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修道院在哪里，就算这里就是斯维帝·格奥尔吉。”
拉诺夫和我们坐在一起，瞧着他的大拇指。
“是的，”斯托伊切夫点点头，“奇里尔修士在信中肯定没有写下他们的目的地，就像他没有在斯纳戈夫这个名字前加上尤帕里修斯的头衔一样。一旦他们被捕，这些修道院最终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至少被搜查。”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海伦已经作完笔记，“您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看着斯托伊切夫，这句话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叹了口气，“这有可能指修道院里的一幅壁画或圣像。很难想象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找到了斯维帝·格奥尔吉，一幅十五世纪的圣像也不大可能仍在那里，尤其是这座修道院至少被焚毁过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它是一个神学的附注，只有院长明白，而我们无法知道；也许指的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秘密协议。不过我们得记住这句话，因为奇里尔修士把它作为一个标志，表明他们找对了地方。”我还在失望中挣扎。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原来认为这褪色的封皮中包裹的那些信是我们寻找罗西的最后一把钥匙，至少能帮助我们看懂我希望有用的那几幅地图。
“有个更大但奇怪的问题，”斯托伊切夫一只手抚着下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信说，他们寻找的宝贝——也许是沙里格莱德的一种圣物——在保加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教授，麻烦您再把那一段念给我听听。”
我抽出伊斯坦布尔的那封信。我们在研究奇里尔修士的其他信件时，我就把它带在身边，“它说，……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运出城外，放到了保加利亚人被占领土上的一处安全之地。”
“就是这一段，”斯托伊切夫说，“问题是——”他那长长的食指敲着身前的桌子——“比如说，为什么一样圣物要在一四七七年偷运出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要在二十四年后把一件幸存的圣物送到保加利亚，为什么这些修士要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找这一特别的圣物？”
“呃，”我提醒他，“我们从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