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壁记 陈登科-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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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听昔霁讲，程璞会知道芸芸的情况，安东便又到了他那儿。
　　一谈起芸芸，程璞便道：“啊，我也正想找你，这可能是你马上要碰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户’
　　安东惊疑地说：“什么……？”
　　程璞道。“这不是芸芸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代知识青年……讲具体一些吧。是一代在农村的知识青年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又以那种不容人插嘴的果断的手势，拦住了安东想问的话，说道，“我记得你上次谈到柳岗、花溪这些事的时候，有过一个设想。你认为现在在农村广阔天地里锻炼的知识青年，是一支巨大的力量……”
　　安东迫不及待地接上他的话头，讲：“对！对！我这样想过，他们有知识，有文化，这是最大的优点。……现在，农村里的那些新旧恶霸所以能胡作非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利用了农民的老实，善良；也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文化而形成的保守和愚昧。……”
　　程璞道：“对。所以随便哪个菩萨都可以搬出一本经来糊弄人。而我们的农民，就其意识形态来说，还是封建主义占着上风，他们是不能没有菩萨的。那些混蛋们，很懂得要搞乱中国，先要搞乱农村，搞乱吃饭穿衣的根本民生问题。于是，他们便披着共产党、救世主的外衣。这样的菩萨，便是今天柳岗、花溪和所有农村的灾难！”
　　安东激动起来了。他挥着手，说道：“我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觉得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将是改变农村面貌的一支生力军，是把文化、科学和党的政策传播到农村去的生力军。正象毛主席讲的，大有作为……”
　　程璞道：“然而他们在下面的遭遇，你可能是不太清楚的。”
　　安东点点头。
　　程璞说：“既然说到了芸芸，那就先请你看几本日记。这几本日记是芸芸写的。我想，你大概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缩影……”
　　说着，他从床底下取出了一个小包，解开包袱，拿了一本递给了安东。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一日
　　今天，妈妈（不！我应该以后称她是女地主，就是《木木》中的那个女地主）得意地对我讲：“芸芸！我们下午就搬家了，搬到楼上住了！……你怎么搞的，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哪象个才十六岁的姑娘呀……”
　　不过今天她没有骂我，大概就因为马上要搬到原来昔憬伯伯的屋里去。我看她欢喜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
　　自从秦斐阿姨自杀，霁霁被抓去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忽然懂得了许多，又忽然觉得什么都不懂。我不懂这出过黄继光，邱少云，和雷锋叔叔的新社会，为什么有那么许多可怕的事。这些事，过去只听说在旧社会里才有……
　　同学们都说我变得象个小大人了。
　　下午，妈妈硬逼着我搬家。
　　天落雨了，妈妈请来了一大帮什么造反派里的朋友们来帮忙。搬上去之后，又是喝酒，又是猜拳，闹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我呆呆地坐在外屋，这里原来就是霁霁画画、做雕塑的地方。我望着新红漆的地板上，踩着一个个脚印，心里直打颤。我心想，这会儿木木该蹿出来了，然而没有。唉！它已死了。
　　九月二十日
　　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
　　我住在原来霁霁住的尼子里。我简直觉得是犯罪，是乘人之危。
　　可是妈妈（唉！我还得天天叫她妈妈）却越来越发福了，象个皮球，从这间屋子滚到那间屋子。她还请来了几个木工做沙发，做五斗橱。锯呀，刨呀，我听得都烦死了，她却好象在欣赏美妙的音乐，连拉一下抽水马桶都感到一种快感：“哼！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哪能住进这套高干宿舍！”
　　爸爸是个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在机关里，他的脑袋长在顶头上司的脖子上。在家里，就长在妈妈的脖子上。现在，舅舅是我们家的常客。他叫方为，可是妈妈有时喊他“绍武，绍武……”（我开始以为小五，小五，后来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绍武）文化大革命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爸爸偶然提起他，妈妈还发脾气，说不准他进门。可现在，妈妈巴不得他天天来。
　　妈妈叫他“绍武”时，他就瞪大了眼：“不准叫这个名字！”
　　妈妈就马上陪着笑脸：“怕什么！现在谁还敢碰你这个革委会大委员。”
　　他来时，都坐小汽车，阔气得很。听说他参加昔憬伯伯的专案组的工作。可是有一次，我的一个老师偷偷告诉我，秦斐阿姨的自杀和他有关……
　　唉！我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啊！
　　九月二十五日
　　今天回家，门口停着小汽车。准是舅舅又来了。我不想理他，便悄悄扭开自己房门，躲在里面看小说……
　　隔着门，忽然听见舅舅的声音：“听说有人告我状是不是？”——这肯定是对爸爸讲的。
　　爸爸回答道：“这……也没有什么……”
　　“告诉你，以后你收到告我状的信，统统交给我！我非狠狠治治他们……”
　　妈妈在边上插话：“你这个窝囊废，踢开党委闹革命，权都夺过来了，还管什么人民来信的保密条例！”她在训爸爸，“无毒不丈夫。你还不如一个女人呢……”
　　舅舅哼了一声：“我知道现在同情昔憬、秦斐的人多得很。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妈妈道：“可你们对昔霁这个反革命小患子还不早点斩草除根！”
　　我一听，吓得浑身发抖，难道还要把霁霁枪毙了？……
　　舅舅说：“有些告状的信，还是从看守所里递出来的……斗争可复杂哩，你们懂个屁！昔霁的案子，上上下下都有人作梗。过去的公检法就那么容易砸烂？！……”
　　我心里一慌，手里的小说掉在地上。
　　“谁？”舅舅叫了起来。
　　“芸芸！”妈妈喊了我一声。
　　我神色不安地走了出来，舅舅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响半晌，他的眼睛是那么可怕。
　　九月三十日
　　明天是国庆节，照例在节日之前，要拉出一批犯人游街示众的，昔霁当然是免不了的……
　　我多么不想看到他挂着牌子，五花大绑，被人揪着衣领，站在第一辆车上——因为现行反革命是必定排在最前头的。
　　可是也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看到他……
　　就在这样反反复复的矛盾心情中，我失魂落魄地过了一天。出去好几次，我并没有见到霁霁。只听见老远传来的广播声响，广播着一个个“反革命”的罪行，霁霁果然名列前茅。可是，有谁能比我更清楚他犯了什么“罪”？！
　　天哪！难道我的思想变坏了？我真的在同情“反革命”？夜已深，我正在写日记，突然四邻都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敲门声，还夹杂着“查户口”“查户口”的粗暴的吆喝声。这声音使我心惊肉跳！
　　半夜，我妈妈回来了，戴着红袖章，她也是查户口的突击队……
　　听她说：“今夜战果辉煌！”
　　十月一日
　　今天弄清楚了妈妈讲的“战果辉煌”。
　　原来是把告了舅舅状还有什么成跛儿的状的人，统统作为嫌疑分子抓到了民兵指挥部。
　　难道，在我家里随便一嘀咕，就制造了一批“反革命”？
　　我默默地望着毛主席的像，暗暗请示着他老人家：“这个国庆节，到底谁在欢庆？！”
　　我下了决心：我一定得离开这个“家”。
　　这是个“罪恶之家”。我眼看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阔气，连电视机都有了。而且听说妈妈要入党了……
　　十二月三日
　　许多天没有写日记了，我也不知该写什么。……而且我都是偷着写的。这本日记，是我心灵里的唯一的一点点秘密的倾吐……
　　现在连吐都吐不出来，我似乎噎住了……
　　街上不知道是谁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家是暴发户，是投机商。更使我吃惊的是说舅舅原来是个政治诈骗犯，被昔憬伯伯判过劳改……
　　大字报立即被撕了下来，又是拍照，又是查笔迹，这些都是在我家里干的……
　　我想，这里原来住的是党的监委书记，监委书记是伸张正义，惩罚罪恶的。
　　现在颠倒过来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
　　我十七岁了。
　　再也不能这样混日子了。今天，我对妈妈讲：“我要下放，到农村去。”
　　她吃了一惊：“别的孩子都想赖在城里。你疯了！……”
　　“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不拥护？……”
　　“我……”
　　“你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不是最听毛主席的话？……”
　　“你是独苗，独苗是可以不下放的……”
　　我心里暗暗说：“谁是你的苗！”但嘴上却讲，“我已经报名了！知青办公室还表扬你们呢，说这个头带得好……”
　　妈妈眼珠转了一下：“以后谁来烧饭？”
　　原来是把我当丫头保姆呢！
　　她骂了我一声：“下作坯子！”
　　二月一日
　　经过一个月的斗争，我胜利了。
　　妈妈同意我下放了。这是舅舅来过一次之后的结果。他说：“芸芸到广阔天地去锻炼，这是革命行动。好！我支持！”
　　谁知道他打的什么鬼主意？！
　　不过吃晚饭时我就全部清楚了，喝了几杯酒，他也不避讳我了，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太不懂政治！”
　　原来我的下放，给他们添了点政治资本。
　　二月十四日
　　……其实我还真没有弄清舅舅的鬼主意。
　　我又偷听了一次妈妈和舅舅的谈话。
　　舅舅说：“把芸芸安插到桃花潭。”
　　妈妈问道：“为什么？穷乡僻壤，山旮旯里都苦死了。”
　　“我摸到一点线索。是成跛儿对我讲的。现在从看守所里有一根没有查清楚的线，很可能是通到桃花潭……”
　　“这……？”
　　“现在关起来的走资派，最危险的是程璞。他关的时间最长，所以和我们斗争的经验也最多，而且又是这地区的地头龙。他老婆就在桃花潭。”
　　“你的意思是……？”
　　“叫芸芸去，迟早能摸到一点情况……”
　　“她是个死心眼儿！”
　　“这就要你做工作了……”
　　我摄手跟脚地走回自己房间，一点声响也没有，家又多了一条地毯。
　　回到房里，我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了。
　　卑鄙！无耻！前两天看了茅盾的《腐蚀》，要我也当特务？
　　三月一日
　　我终于离开这个“家”了。
　　桃花虽然还没有开，溪水实在清冽可爱。
　　在我读过的少得可怜的几篇古文中，《桃花源记》也算是一篇。
　　“……隔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我还能背得出来。
　　象我这样的年纪，居然也产生避先秦之乱，甘愿做隐士的心情，实在是很可笑的。不，是很可悲的。
　　不过，终究是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我很高兴。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四个知识青年，都比我大。两个男青年：一个叫罗铭，是工学院一个教授的儿子。一个叫陈奇，父亲母亲都是搞科研工作的。两个女青年：李秀萍和李秀芹，姐妹两个，是发电厂李工程师的女儿。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高中毕业生。罗铭还念过一年大学，今年都是二十好几了。
　　我们一路来，都不谈家里事。不过他们四个人的家，都挨过冲击。他们都是“臭老九”的子女。唯独我，家里不但没有挨冲，倒是冲到别人的七十四个平方米的宿舍里来了。大概这是一条很明显的界线。他们四个，很快就谈得很投机，甚至是有意避着我。——决不是年龄的关系。
　　也好吧！我本来就不大和人说话。于是，在开赴桃花潭的长途汽车里，我只顾眺望着窗外的风景。市区的烟雾逐渐消失，天空也越来越明朗。我除了收麦收稻，跟着老师到近郊的农村去过几次之外，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在农村生活过。这次，我是从心里响应毛主席号召，自觉自愿扎根农村的，所以东西也带得比别人多。
　　我听见坐在我前面的李家姊妹很注意我带来的铺盖、箱子以及大包小包。他们是上海人，用上海话在唧唧喳喳地讲。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大致的意思是明白的：“她带这么多！”“人家现在阔气了！”“她也下放？”“摆摆样子的！”
　　我的心猛地收缩了一下。这就决定了我的隐士是当不成了。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到了目的地后来迎接我们的人中有昔蕾。她是用几乎仇视的目光来看我的。我刚见到她，又惊又喜，几乎要扑过去拥抱她，但一遇这目光我顿时象被浇上了一瓢冷水。她的目光是那么冷，甚至装得根本不认识我。胡乱地安顿好了我的铺位，眼望着别的同学——新来的和早来的，聚在一起说笑，我悄悄出了宿舍的